重提世界博彩組織

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教授  王五一

2002年11月,筆者在《澳門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世界賭博爆炸與澳門的選擇》的文章,其中提出了成立一個“世界博彩組織”WGO(World Gaming Organization)的設想,並提議,由澳門倡行發起這個組織,爭取將其總部設在澳門。

12年前的澳門社會,對於這一由陌生人提出的陌生想法,反應並不積極。這是可以理解的。彼之澳門賭業,剛剛完成了“賭權開放”的招投標,發出了三張賭牌,拿到賭牌的外來投資者們尚在准備當中,整個澳門博彩業的產業實力和市場結構,仍是賭權開放前的狀態--一家企業,十一間賭場,三百多張賭台。而拉斯維加斯,在當時的澳門人眼中,那是須仰視而見與澳門不可同日而語的。彼之澳門人,自稱一句“東方蒙地卡羅”且需鼓足勇氣,“東方拉斯韋加斯”則是斷不敢妄自尊稱的。要搞WGO,無論如何也輪不到澳門人,既輪不到澳門人去操心,更輪不到總部到澳門來落戶。其時之澳門人,很有自知之明,敝議遇冷,合情合理。

然而,時過境遷,12年過去,澳門賭業,一爆再爆,一翻再翻,已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博彩業中心。如今的澳門人連“東方拉斯韋加斯”的稱號也己不屑一提,只落得拉斯韋加斯人恐怕要自稱是“西方澳門”了。此時的WGO,不搞則已,若要搞,總部所在地則當非澳門莫屬了。由澳門人再提動議,發起成立,更應是順理成章之事了。

世界為什麼需要一個WGO!這要從博彩業的特殊性說起。

一、沒有經濟自製力的博彩產業

博彩業在經濟上的特殊性,蓋緣於其價格的特殊性。

企業,是以贏利為目的的市場行為主體,是通過向其買主或顧客“收費”而賺錢的商業機構。收費的方式與數量標准,就叫價格。就一般產業而言,價格,是靈活可變的,是可以通過修改價目表上的數字而隨時調整的。只有這樣的價格才算是利伯維爾場價格,才能形成利伯維爾場機制。在“正宗的”利伯維爾場上,價格,既決定市場供求也決定於市場供求:它可以指揮著市場去生產(服務)什麼、如何生產(服務)和為誰生產(服務):它就象公路急轉彎處的大鏡子,既接收過往車輛的資訊,也向過往車輛發出資訊,以此自動地“指揮交通”;自由價格是利伯維爾場的軸心。正是價格的這種靈活性、自由性,賦予了它的產業以穩定性,或曰,“經濟自製力”,即,一個產業在自由價格機制的作用下自發地尋求均衡的能力。

賭場也是企業,賭業也是經濟,也是受自由競爭機制調節和利伯維爾場規律支配的經濟,在這層意義上,賭業與其他一般產業並無不同。唯一的不同的是,博彩市場,是一個沒有自由價格機制的利伯維爾場。

博彩價格,不是在價目表上標出來,而是從各個博彩遊戲的各個數理要素中算出來的。博彩業是通過將其“收費”打入遊戲概率的方武來定價的,此一“打入”的統計學機理頗為曲折,以致使其成了在技術上很難“朝令夕改’,、隨時調整的價格,“死價格”。各種博彩遊戲的“價格”,不但基本是不變的,而且世界各個市場基本是一律的。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結構對就業結構的影響:7大行業的生產總值比重每增加1%,可引起就業人數比重顯著增長0.492%,表明澳門產業結構調整有助於就業結構變化。考慮行業收入因素,顯著提高了模型的擬合優度(???為0.980),產業產值比重仍是調節就業人數比重的有利因素。回截距項由1.131上升至2.258,表明添加行業收入因素提高了就業吸納起點。王作收入彈性系數顯示:行業收入水準對就業結構產生負向作用,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

列(3)和列(4)是以第二產業的細分行業數據作為研究樣本的回歸,統計結果表明1%的顯著性水準下,第二產業內部結構產值比重每變化1%可促使就業比值同向變化0.5010/(控制行業收入的情況下,產業的促進系數略有下降(系數為0.436),但依然保持高度顯著。第二產業的內部行業收入與就業人數比重存在負相關關系(影響系數是-0.439),表明同時考察產業結構和收入兩個因素,第二產業的行業收入對勞動力就業產生了擠出效應。

列(5)和列(6)是以第三產業的細分行業數據作為研究樣本的計量結果,產業產值比重的彈性系數為0.358,表明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第三產業的內部產業結構對就業結構的正向效應明顯。添加行業收入因素的模型中,產業結構的促進作用加強(0.402),就業吸納起點由1.765下降至-0.489。提高1%的行業收入可帶動0.237%的就業人數比值顯著增長,表明第三產業的內部行業收入對就業產生了吸納效應。

六、主要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以2000-2012年澳門7大行業的相關數據為基礎,通過構建面板數據模型,實証分析了澳門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之間的關系,可以得出下列結論:

(1)澳門7大行業的面板回歸方程顯示:澳門產業結構的調整對就業結構的變化產生顯著地正向作用,行業產值比重的增加可引起就業比值同向增長。表明2000-2012年期間,制度政策調整下澳門產業結構的變化格局有利於就業結構的調節,且產生較強的影響效應。

(2)第二、第三產業的內部回歸結果顯示:第二、第三產業的內部結構調節方向與就業結構的變化方向一致,第二產業的產值比重對就業比值的調節作用強於第三產業。結合澳門產業演變情況可知,澳門產業內部存在不均衡,第二產業的就業轉移速度快於產值增長速,第三產業的就業吸納能力仍須加強。

(3)澳門行業收入水準對就業結構的影響效應存在差異:第二產業內部行業收入對就業產生了顯著的擠出效應(-0.439),並明顯提高了澳門的就業吸納起點;第三產業內部行業收入對就業產生了明顯的吸納效應(0.237),且有助於降低澳門的就業吸納起點。

結合上述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實施政策調控,拓寬就業管道。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澳門特區政府需提升引導職能,強化對產業的政策調控作用:制定產業調整的長期規劃,優化人力資源配置;健全博彩業法律法規,加強博彩業的規范監管;進一步與內地簽署互惠協議,利用貿易合作平臺增加就業機會。通過產業政策的傾斜設立創業資助基金,支持勞動者對技術含量高和有利於環保的項目進行創業。

第二,推動產業多元發展,增強就業吸納能力。為促進澳門產業結構合理化,澳門產業應實施適度多元化路徑。第二產業推行精品路線,發展以銷售及售後服務為主的出口製造業和以技術創新、環保為主的建築業;第三產業應實施聯動路線,依託博彩旅遊業延伸產業鏈,發展金融創新產品、會展業和品牌零售業。通過適度發展多元化產業增加人力資源的需求,噌強關聯產業的就業吸納能力。

第三,調節收入水準,促進就業轉移。依據行業收入對就業的調節作用,促進就業人口在產業間的轉移。降低傳統加工業等勞動密集型工業的收.入水準,促使勞動力轉出低技術要求行業:增加高新產業的人員培訓和待遇,激勵勞動力轉入高技術要求行業。適度提高酒店、餐飲、運輸、會展等博彩關聯產業的行業收入,促使勞動力在第三產業內部轉移。博彩業沒有價格,更確切地說,沒有市場價格。

博彩業的“死價格”,不具有市場調節器的功能,“大鏡子”的功能。當博彩市場供過於求時,它無法通過博彩價格的下降而壓縮供應、提高需求:反之,當求過於供時,它也無法通過價格的提高來增加供應壓縮需求。同理,由於博彩價格是不可調的,它也就無法通過自身的調整反過來影響供求。當節假日賭場爆棚時,賭場無法象酒店那樣通過提價來抑制需求:當賭場間競爭激烈而一客難求時,賭場也無法通過降價來促銷拉客。這就使得博彩業無法通過自由價格機制的作用而自發地實現均衡、自發地調節產業規模。博彩業,既有可能在盲目競爭的推動下而泛濫成災,也可能為禁賭的政府力量而完全消滅。

博彩業的產業規模無法由市場自製力來自發確定這一點,導致了它對外力的約束,政府管制或行業自律,有著天然的客觀要求。

二、既統一又分裂的世界博彩市場

沒有經濟自製力的博彩產業,客觀上仍然存在一個供求平衡點,或曰飽和點、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的盈虧臨界點,在這一點上,產業規模的繼續擴大--新設賭場或在原有賭場裏再追加投入,都成了無利可圖甚或要虧本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美國博彩市場的變化有力地証明瞭這一點。大西洋城的開賭,密西西比地區河上賭場的發展,尤其是,印第安人賭場政策的開放,由這幾個因素合力而成的美國賭博爆炸,使得拉斯韋加斯博彩業的經濟效益一路下坡,賭場的破產、倒閉在全美各地不斷出現。這意味著,即使沒有自由價格機制的自發作用,即使沒有市場機制意義上的經濟自製力的約束,博彩業的發展似乎也不會是無節制的。待到無利可圖時,投資總是會停下來的。

從純經濟的邏輯看問題,是這麼個理,問題是,博彩業壓根就不是一個純經濟的產業。查當今世界各國的博彩業,從指定經營區域、確定賭場規模、發放營業執照、審查資金人員、明確經營範圍、管制經營方武,到審批遊戲價格、監督收益分配、限定顧客身份等等,無一不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一國一地之博彩產業的發展規劃和戰略設計,蓋由其政府來制定。正如英國研究博彩的經濟學者科林斯所說,“在美國,或任何其他多多少少可以被稱為是利伯維爾場經濟的國家,沒有哪個產業象博彩業這樣,其盈虧賠賺幾乎完全取決於法律准許什麼、要求什麼、禁止什麼。”不良的道德形象要求政府對它加以員警性管制,巨大的社會成本要求政府對它加以財政性協調,經濟自製力的欠缺要求政府用“看得見的手”對之進行規模控制等等。博彩業,是一個政府依賴型和政策依賴型的產業。

而導致博彩業必然置於政府的嚴格控制之下的,還有一個最大的緣由:博彩業與旅遊業的天然聯系,以及由此所派生出的博彩業所具有的天然的國(區)際外部性。政治政府關心的其實並不是本國的博彩公司賺了多少錢,而是本國(地)的賭場能賺到多少外國(地)人的錢,以及本國(地)人被外國(地)的賭場賺去了多少錢。政府要從自己的國際經濟利益的考慮來設計自己的博彩業發展戰略和確定本國(地)的博彩產業規模。

與此同時,隨著通信、金融、交通等領域的技術進步,隨著由此而引起的地球變得越來越“小”,賭場的市場半徑則變得越來越大,賭客的選擇天地越來越寬,他們可以選擇到地球上的任何一個賭場去賭博。從這個意義上,博彩市場正在結為一個世界整體,一個統一的世界博彩市場。這決定了,博彩業的供求狀況,博彩市場是否已經飽和,必須從全球的視野進行觀察。

世界博彩市場的統一性,恰恰來自於它的分裂性,或曰國(區)際競爭性。設賭地與客源地可以是分裂的:一地設賭而另一地受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讓外國(地)人到本地來賭博,把錢扔下把成本背回去,是世界上許多國家或地區在制訂自己的博彩產業發展戰略時的算計:博彩業在這一層意義上成為了重要的國際經濟競爭的工具。

在純經濟意義上統一的世界博彩市場,在國際關系意義上分裂成了一個個互相獨立、互相拉客的競爭性市場。

三、世界賭業發展的合成謬誤

世界博彩市場這種既統一又分裂的特徵,是理解世界博彩業發展大勢的鑰匙。當統一的世界博彩市場上實現了供求平衡,達到了盈虧臨界點時,世界博彩業的發展並不會因其已無利可圖而停頓下來。對賭商而言世界賭市雖然確己無利可圖,但對於那些尚未開賭的國家的政府而言,世界賭市卻仍是“有利可圖”的,只是,此其所圖之利不是為本國(地)增加一塊收益,而是減少一塊成本,一塊因為自己不開賭而本國居民到外國(地)去賭博而形成的賭資外流的成本。這是一個追求“淨賭”的國家(地區)為保持自己的淨賭形象而付出的成本,消除掉這塊成本,是幾乎所有的政府都會作出的選擇。剩下的尚未開賭的國家越少,這些國家所承受的成本損失就越大,其開賭的迫切性就越大。他們不是為發財而開賭,而是為護財而開賭。如此下去,直到所有的國家都成了開賭國。世界實現徹底的‘博彩全球化’。

當所有的國家都有了賭場的時候,賭場也就不再象現在這樣對於一些國家的遊客來說是個新鮮玩意兒而具有旅遊價值了。在世界博彩業的旅遊經濟價值被這個“合成謬誤”消滅以後,剩下的只是賭博的社會、道德的負面後果。更為麻煩的是,在事情走向極端以後, ‘物極,卻不會‘必反,,世界仍然找不到使部分國家退出博彩業以恢復它的供求平衡的經濟機制。彼時的賭場之對於國家,就象邊境哨所一樣,成了其國家經濟安全的一種設施。因為任何一個國家的退出都會是一種自我犧牲,因而沒有哪個國家願意做出這種自我犧牲。到那時,世界博彩業可能會處於這樣一種狀態:從純經濟賬上算,所有的國家都在賠錢;而從政治賬上看,所有的國家都“有利可圖”。這恰恰是今天人類在核武器問題上所面對的邏輯:在經濟上,所有的有核國家都在核武器上“賠錢”;而在政治上,所有的有核國都從核武器上“獲利”。

值得慶幸的是,世界已經理解到了人類在核武器問題上所面對著的合成謬誤難題,並早在半個世紀前就己開始想辦法嘗試著克服這個難題,《防止核擴散條約》(史稱“三家條約”)產生便是一例。這類條約本身的價值究竟有多大尚有待歷史檢驗,然而,它畢竟是人類理性為解決此類問題而作的努力。此類努力也為世界尋求解決“世界賭博爆炸”一類的合成謬誤難題,提供了有價值的啟示。第一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而一個所有的國家都有核武器的世界卻是一個最不安全的世界;同理,第一個開賭場的國家(地區)無疑是最得利沾光的國家(地區),而一個所有的國家都開賭的世界卻是一個各國皆吃虧的世界。

賭博問題比原子彈問題要小得多,容易處理得多,通過一個世界博彩組織,簽訂相應的國際條約,限制博彩業的盲目泛濫,是有可能的。

四、WGO的框架思路

1993年,歐洲人發起成立了一個“博彩監管機構國際協會”(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 GamingRegulators,簡稱IAGR)。這是一個以各法域的博彩監管機構為會員的鬆散的政府間組織,澳門的博彩監管局也是其會員。到2011年,組織才正式化,有了理事會。組織的主要運作方:《主要是定期開研討會,另有個網站, 交流資訊,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協調職能,也沒有落地的總部機關。組織的主要職能是從防止犯罪、洗錢等方面交流博彩業的監管資訊。IAGR的成立,一方面說明世界已經認識到博彩業作為一個全球性的新興產業的存在,意識到了對這個產業進行全球性管理的必要;另一方面,也說明世界對這個產業的認識仍停留在負面的形象上--博彩業成立的第一個世界組織是其監管機構的組織;人們關於這個產業的第一印象,總是它的易於滋生犯罪的不佳道德形象,所以需要全球的監管者聯合起來想辦法對付它。

而本文所提議的WGO,在哲學上是建立在對這個產業的正面認識的基礎上的;設計上,它是一個世界性的產業協會,它的宗旨是要把全世界的博彩企業組織起來,以便把博彩業的發展納入健康的軌道。WGO的會員應是各國(地)的博彩企業協會,例如美國的博彩業協會,澳門的博彩商會等。WGO以法域為單位把這些地區性協會組織起來,然後,再由成員協會把本法域的博彩企業組織起來。目前世界上已經有合法博彩業的法域,有些已有了博彩業的產業商會,並已經積累了相當有價值的運作經驗,從而為博彩業創造了較為正面的產業形象,如美國博彩協會;還有的法域,雖有博彩商會但活動不積極,在本地博彩業的發展與協調上起的作用不大,如澳門博彩商會;還有相當一部分有博彩無商會的法域,如新加坡、菲律賓等。一個WGO組織的存在,可以促使那些尚未建立博彩商會的法域的博彩產業盡快地組織起來:也可以啟動那些象澳門那樣雖有組織但活動不積極的法域博彩商會;還可以促使象美國那樣一直在積極活動的博彩商會進一步在全球範圍內發揮作用。

除賭場等直接的博彩業經營者以外,與博彩業有關的一些外圍產業,如博彩設備的生產、博彩技術的開發、博彩專業人員的培訓等機構,也可以以法域行會為單位參加WGO,或者,通過加入本法域統一的博彩業行會的方式參加。

WGO的核心職能,四個字,交流與協調。交流,包括著通過會展、研討會、網站、人員互訪等途徑,在新技術設備的研發、新遊戲品種的設計、與博彩有關的知識產權的交易、好的經營管理經驗的推廣、高等院校博彩學科的設置與提高、負責任博彩、不良賭客黑名單系統、反洗錢等方面,進行各方面的世界性合作交流,提高世界博彩業的整體服務水準,維護博彩業作為合法產業的正面形象。協調,則主要是通過各法域博彩協會間的協商與談判,以企業質量認証制度為主要杠杆,控制各國(地)博彩業的規模,防止過度發展和盲目擴張,爭取把世界博彩業的整體規模控制在全球盈虧臨界點以內。

WGO說到底只是一個行業協會,它不可能擁有核不擴散協議那樣的約束力,不可能象核列強那樣運用手裏握有的強大經濟、政治杠杆來來強壓著無核國放棄非份之想。WGO只能做它所能做的事。建立一套賭場質量的國際標准化系統,為各國(地)的符合此標准的博彩企業進行合格認証,應當是WGO“下手做功夫”的第一件既可行又必要的事情。這也是行業自律的最常規性的手段。設施檔次高,經營水準好,服務態度佳的賭場,從WGO拿到一個國際標准認証,對于其商業形象,意義重大。沒有拿到國際認証的賭場,只要在當地合法,當然仍然可以經營,但生意上就可能會有不良影響。如此便會起到形成一個激勵機制,促使更多的博彩企業爭取上檔次,增水準。此一國際認証制度可能還會有更多的杠杆效應,例如,它可以促使一些沒有入會的法域盡快組織起來,加入WGO,以便為自己的下屬博企開辟取得國際認証的途徑:還可以促使一些法域在賭場的發展上由盲目的數量擴張改為追求質量。WGO還可以用吊銷認証的方式對不良博企進行懲罰。進一步,WGO還可以通過有限地發放認証來控制世界博彩業的發展規模;等等。總之,國際認証制度,將是未來WGO運作的最重要的杠杆。

五、WGO的澳門價值

作為世界上擁有最大規模博彩業(無論是按人口比例的相對規模還是絕對規模)的經濟體,澳門必將是WGO此一宗旨的最大受益者。維護世界博彩業的健康發展,防止賭博的全球泛濫,最符合澳門的利益。

澳門賭業所面對著的最大的生存威脅,無疑是來自國際上的競爭對手,包括已有的和潛在的。澳門開賭,乃不得不開賭,舍此便無其他生門,博彩業事關澳門的核心利益。而除澳門外,世界上其他開賭的經濟體,差不多都是碗外找飯吃,在原有的飯門外求點錦上添花而己。而當全世界的此一錦上添花的大潮有可能扼殺掉澳門的基本生門時,不由得澳門不想盡一切辦法來圖生存,經濟的或非經濟的,包括發起一個WGO。其實,當年美蘇英三國鼓吹核軍控、簽訂《防止核擴散條約》的時候,誰能搞得清他們的真正動機是為了防止地球的核災難,還是為了維持自己的核壟斷?澳門在鼓吹與發起一個WGO時,也不必刻意避諱類似的邏輯詰難。如果能通過一個國際條約或國際組織來多多少少為博彩業豎立起一個進入壁壘,從而使世界博彩業的既得利益者得到保護,澳門何樂而不為呢?

澳門博彩業的發展,後發優勢與集群優勢於一身,無論是賭場的質量檔次還是經營管理的水準,在世界上都處於領先地位,絕大多數澳門博企都不存在拿不到國際認証的問題,WGO對澳門本身沒有約束和弊端。反之,澳門居高臨下,以WGO為依託,以國際認証制度為杠杆,協調著全世界的博彩業,控制著世界博彩業的規模,可謂有百利而無一害。

一個WGO的總部,無須高樓大廈,起步階段,幾間辦公室,幾台計算機,幾個語言條件較好的秘書人才,就可以做起來,在澳門搞WGO,沒有任何資源約束。WGO於澳門落戶,還可以看作是澳門為發展以博彩為中心的“總部經濟”而邁出的重要一步,甚至,也可將之看作是澳門追求產業多元化的一項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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