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澳門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及發展趨勢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涉港澳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李環

  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歸祖國,實施“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政策,成為繼香港之後中國的第二個特別行政區。回歸15年來,澳門經濟發展迅速,政治形勢基本平穩,社會各項事業均取得不小的進步。尤其是2002年開放博彩業以來,在博彩業的帶動下,經濟平均呈雙位數增長,人均收入躍居亞洲第一,社會結構與社會面貌都發生深刻變化。在澳門由昔日的寧靜小城變為繁華都市後,影響澳門社會發展的因素也變得複雜,需要特區政府未雨綢繆,及早調整施政理念,改善施政能力,積極回應市民訴求,化解社會(可能及已經出現的)矛盾,促進社會全面健康發展。

一、澳門回歸15年來,尤其是博彩業開放十幾年來,經濟增長迅速,城市面貌、市民心態、社會結構等發生一系列變化。不僅極大地改變了澳門人的生活,也對特區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回歸前,澳門社會相對比較傳統、平靜,雖然賭博、黑社會等社會問題也時有極端事件發生,但總體而言,社會節奏較為緩慢,人心“知足常樂”,生活“波瀾不驚”。回歸後,特區政府研究新的發展策略,決定首先從一向在澳門社會中扮演著獨特角色的賭博業入手進行調整,開放賭權,引進競爭,改變澳門賭業“一王獨大”的狀況。2001年,時任行政長官何厚鏵在施政報告中提出“以旅遊博彩業為龍頭、以服務業為主體,帶動其他行業協調發展”的產業策略,開啟澳門嬗變的歷程。

2002年2月,經過前期一系列的考察、研究及具體事項的醞釀,特區政府決定發出三張賭牌,即以何鴻燊為主要股東的“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以美國人史蒂芬‧永利為主要股東的“永利度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和由香港呂志和家族與拉斯維加斯威尼斯人集團合資的“銀河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獲發賭牌。後三張正牌又分出副牌,即賭牌由三變六,基本形成現在的博彩業格局。大體而言,華資和外資各占一半。外資進入澳門的傳統賭業,不僅為澳門帶來了很具視覺沖擊力的建築理念,而且為其帶來了不同於澳門原有的先進的經營模式與管理經驗,新舊的相遇與激蕩,為澳門博彩業的發展注入了強大的新鮮活力,也帶動澳門經濟的快速增長。

自2002年開始,澳門GDP實際增長率從10.1%迅速攀升至2004年的28.3%,雖然2005年回落至6.了%,但2006年迅速反彈至16.6%,且當年人均GDP總值首次超過香港,達22萬澳門元,創下歷史新高。2007年,澳門的人均GDP達到29.2萬澳門元(約3.6萬美元),超越新加坡、文萊、日本,成為亞洲最富有地區。2012年澳門GDP總值達3482億澳門元,人均61.2萬澳門元。2013年GDP為4135億澳門元,同比實際增長11.9%,高於2012年的經濟增長率,人均GDP達69.7萬澳門元。GDP的增長得益於博彩收入的增加,2003年,博彩稅總收入首次突破100億澳門元,2008年,博彩稅總收入達到418.97億澳門,2013年澳門博彩收入達到3607.49億澳門元,同比增長18.6%,刷新了2012年創下的3041.39億澳門元的歷史記錄。與此同時,特區政府的財政收入(以博彩稅收為主要來源)也不斷增加,居民收入中位數大幅增長,失業率持續下跌,其中失業率從2002年的6.3%的高位下降到2008年的僅3%,達到了充分就業的狀態,此後,失業率進一步下降,現在維持在2%以內。2014年6至8月的最新失業率為失業率為1.7%,就業不足率為0.3%,兩項指標均繼續處於歷年低位。

博彩業帶動了旅遊業、零售業,乃至會展業等相關行業的發展,並吸納了澳門最多的勞動力入口,一些特殊的工種如荷官等還專門對澳門本地人開放。在本地人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人手需求的情況下,特區政府開始引進外雇。目前,澳門有15.5萬的外雇,且這一數目還在不斷增長中。外雇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著澳門原有的社會結構,澳門社會的多元件有所增加,而外雇帶來的融合問題也逐漸突出。

澳門社會開始展現出蓬勃的活力,市民在生活水準上升之後,開始關心身邊事,澳門事,特區政府財政收入增加的同時,也加大財政支出,為市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這些都促使澳門市民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度和參與興趣大幅增加,且隨著網絡媒體的發達,很多人尤其是年輕人傾向直接(向特區政府相關部門)表達意見,澳門多年來根深蒂固的社團文化出現松動。

澳門社會的變化在政治領域也有所體現,最明顯的市民對每五年一次的行政長官選舉和每四年一次的立法會選舉的關注度逐漸增加,尤其是後者,每四年一次的競選,不僅炒熱政治氛圍,而且每年都吸引新鮮面孔參加選舉,在2013年的第五屆立法會選舉中,不僅選舉議席增加引發更激烈爭奪,而且參選團體、選民人數等都有所增加,堪稱回歸以來競爭最激烈的一次選舉。定期的選舉對澳門人而言,可謂最樸素的“民主課程”。雖然,澳門基本法沒有規定澳門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最終由普選產生,但隔幾年一次的選舉洗禮,對澳門社會的影響尤其是對年青一代的心理沖擊不容忽視。尤其是隨著澳門出現較多的中產收入階層,他們希望分享經濟利益,參與政治的熱情逐年增長。在2014年的行政長官選舉中,有團體因不滿“小圈子”式的選舉模式,發起民間公投,這無論是對中央政府,還是對特區政府而言,都是一個清晰的信號。澳門將來無論實施怎樣的選舉制度,開放更多的政治權利予不同階層利益的代表將成為不二的選擇,圍繞此,如何讓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更開放、更民主,更適合澳門社會的發展變化,是所有關心澳門未來發展人士需思考的課題。

不過, 目前澳門市民的主要訴求還集中在經濟、民生領域,這一點不同於鄰近的香港。而如何積極有效地回應市民的經濟、民生訴求是特區政府的一項長期任務。回應得好,澳門社會的發展會基本平穩,回應得不夠好,那可能會出現一些波折。在澳門回歸近15年的時間裏,特區政府也曾因歐文龍事件等形象受損,主要官員捲入某些醜聞而威望下跌。且隨著市民對公共事務的關心程度增加,參與意識高漲,對特區政府施政的要求也會越來越高。於是,在現在的澳門,我們看到一個“悖論”的現象,澳門人的生活水準在不斷提高,但市民對特區政府不滿的聲音也在增加,特區政府近幾年每年通過“派錢”來直接回饋澳門市民,可批評特區政府缺乏長遠規劃的聲音也越來越多,特區政府在每年的施政報告中都提出推動經濟適度多元的舉措,可業界普遍對政府的真實意願與行動缺乏信心……凡此種種都顯示特區政府在澳門發展過程中還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進、提升。

未來澳門社會的發展會怎樣?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特區政府應以怎樣的形象與理念治理這個“一國兩制”下的現代化城市?需要特區政府早研究、早思考,並真正有所改變,才能在越來越複雜的內外環境下管理好澳門,發展好澳門。

二、影響一個社會發展的主要因素可分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其中內部因素是最關鍵、最根本的。但在一個互相聯系的世界裏,尤其對於微型經濟體而言,其與外部的緊密聯系也會導致其敏感性和脆弱性增加。

當前,澳門己完成由安靜小城到繁華都市的轉變,在未來發展的過程中,會越來越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響。其中最大的外部因素是國際因素,尤其是美國因素。美資自大規模入駐澳門,給澳門博彩業帶來新鮮沖擊與活力的同時,也給澳門的未來發展增添不穩定因素。美資一方面堅決捍衛自己的經濟利益,在澳門賺得盆滿缽滿,另一方面,又號稱不捲入澳門當地的政治社會事務。但實際情況是,從澳門近年的立法會選舉中,多多少少可以看出美國的“影響力”,而美國對澳門的影響力還不止於此,在美國近年對匯業銀行的調查中,對位於拉斯韋加斯的博彩業巨頭金沙集團的調查中,都可嗅到“政治”味道。在中美博弈的世界格局下,美國對澳門的“心思”絕不單純。

除了國際因素,對澳門未來發展影響最大的是中國內地的因素,無論是內地的經濟發展狀況,還是打擊貪汙腐敗的舉措,或者鄰近澳門的珠海的一些發展策略等都會多多少少對澳門產生影響。而同樣實施“一國兩制”的香港,近年來圍繞政制發展等問題爭拗不斷,對澳門的影響尤其是對澳門(針對政府的)抗爭方式的影響不容小覷。

然而,外部因素終究屬於外因,內因才是事務發展變化的根本原因。對澳門而言,影響其發展的內部因素主要涉及博彩業帶動經濟增長的同時對社會發展的負面效應,伴隨著居民收入的增加中產階層的出現、市民對澳門社會民生事務的關注日益增加以及由此給特區政府施政帶來的壓力等。這些因素相互影響,且處在不斷變化之中。

博彩業是一把雙刃劍。博彩業在促進澳門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其在經濟、社會領域產生的負面效應也始終困擾著澳門。首當其沖的是產業單一化。雖然特區政府這些年來一直宣稱促進產業適度多元,但從博彩業收入長期佔據澳門GDP的過半情況來看,經濟適度多元化的目標並未實現。博彩業已經成了澳門名副其實的支柱產業,也成為主要吸納澳門勞動力的產業。這就造成了後續的很多問題,如就業單一問題,由於博彩業門檻低,收入可觀,很多年輕人一畢業就進入賭場工作,以賭場的荷官為例,不需要特別的技能,卻能拿到較高的薪水,眼前利益的強大吸引自然削弱年輕人學習其他技能的欲望,這也導致澳門的教育出現偏差。人才培養偏重博彩業,其他的專業要麼在澳門沒有市場,要麼畢業後無法在澳門找到合適的工作。長遠看,博彩業的“排他”效能還會繼續發揮,對澳門的青年教育、產業優化等長遠發展造成阻礙。近年,澳門賭場的荷官為增加薪水不斷進行抗爭,採取罷工等手段。實則是年輕人缺乏長遠規劃與引導導致的惡劣後果。

博彩業的迅猛發展導致外雇的大量增加,由於澳門優先保障本地人就業的原則,一些待遇優厚的工作也都優先招收本地人。澳門目前有外雇15.5萬人,其中來自內地的占64.3%,來自菲律賓、越南、印度尼西亞(主要工種是家庭傭人)的占20%多,來自香港的占5.5%、來自其他國家和地區為6.4%。從地區構成上來看,六成多是內地人,從工種看,大部分受雇於博彩業或相關產業。據估計,外雇還將會以每年3萬的速度增長,未來將新增8至9萬人,約在2016-2017年追上本地就業人口(23萬)。這必將極大地改變澳門現有的社會結構,給澳門的社會文化帶來沖擊,但目前還看不到特區政府針對與此相關的文化融合、社會管理等開展系統工作。今年8月,崔世安作為特首候選人在與第三界別選委座談吋談到,政府應做好外地雇員退場機制。然而,外雇的退場僅僅是一系列複雜管理工作中的一部分,特區政府在多元社會的治理方面仍缺乏足夠的認識與准備。

中產階層的大量出現與公民社會的發展。公民社會的發展與經濟水準的提升、收入的增加、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等有密切關系。澳門近年來公民社會的發展是澳門市民關心自身生活福祉,關注澳門長遠發展的結果,也是澳門回歸後伴隨著經濟發展社會結構出現新變化的結果。回歸前,澳門基本上是一個上下兩層的二元極化結構,缺乏中間階層(中產階層)。回歸後,一方面是專業人士、公務員隊伍、中高層管理人員的壯大,另一方面,像在博彩企業中從事莊荷等職業的人員增多,雖然他們既非專業技術人員,也非管理層人員,但從收入上來衡量,也已晉身中產階層。實際上,在澳門,自認為是中產階層的人士越來越多,其收入中位數也逐漸與澳門居民整體收入中位數靠近,中產階層幾乎等於中產收入人士,特區政府也已認識到這一社會現象,在2012年《施政報告》中提出要主動鼓勵中產階層的公民參與,在政策制定過程中重視他們的意見。澳門的中產階層,有自己的獨特特點,對教育、住房、社會公平等問題也有自身獨特看法,他們希望在社會發展的同時,促進自身的發展,在分享經濟成果的同時,影響政府的某些決策,更為關注政府的長遠發展策略,而不僅僅是短期應對性措施。近年來,澳門市民尤其是年青人對澳門事務的關注與參與大幅增加,他們的關注範圍已經不限於經濟民生議題,而是進入政治領域,如在今年的特首選舉中,澳門良心、青年動力、開放澳門協會等團體成立“民間公投管理委員會”,舉行電子及實體票站“公投”,以表達對“小圈子”式的特首選舉的不滿。雖然澳門特區政府針對此發表“嚴正聲明”,稱“澳門是法治之區,任何形式的所謂公投在澳門均沒有憲制性法律依據,不具備任何法律基礎,是非法和無效的。對於個別小團體意圖挑戰澳門法制基礎的行徑,特區政府堅決反對”。然而,澳門出現所謂“公投”式的民間意見表達方式,本身就是對澳門社會心理的一種沖擊。雖然澳門基本法沒有像香港基本法那樣在政制發展問題上設定普選目標,但澳門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在現代化治理理念下無疑應該以更開放、民主、透明的治理方式示人。

偶然因素導致的社會問題。社會的發展不以線性前進。有時一些突然事件、偶然因素的影響可能導致較大的社會問題。澳門回歸以來,歐文龍案曾嚴重損害市民對政府的信心,2007年“五一遊行”員警鳴槍事件也導致較大社會影響。在澳門社會由以往的緩慢、平靜節奏變得快速、甚至出現一些躁動的時候,特區政府更有責任提升施政能力,化危機於無形。無論是經濟問題,還是社會發展,特區政府都應提高危機意識,及時關心民生,改進施政,謀劃長遠,而不能坐等問題出現再尋求解決。

三、澳門未來的發展取決於內外因素的互動,特區政府的作為是其中最關鍵的因素。無論是在推動經濟適度多元化的過程中,還是在透明化政府運作、提高行政效率、快速回應市民訴求的日常改革中,澳門特區政府都任重道遠。

建基於博彩業繁榮之上的經濟發展“花無百日紅”。經濟適度多元雖然困難,但對澳門而言,是發展的必經之路。要使經濟擺脫對博彩業的過度依賴,首要的是特區政府要積極主動,轉變形象,提升效率。除積極開拓原有的會展業、旅遊業外,澳門還應與鄰近的珠海地區加強合作,利用橫琴開發的機遇,拓展新興產業。橫琴開發五年來,金融業、旅遊業、服務業,成為成長最快的三大產業,未來澳門特區政府還應積極與珠海磋商,為澳門企業,尤其是小微企業開拓新機,進而帶動澳門科技、教育等長遠發展。

面對澳門市民日益增長的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熱情,特區政府需要開放越來越多的社會權力,甚至是政治權力(通過擴大選民基礎令選舉更民主)。澳門回歸以來,雖然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在增加,立法會議席也在增加,但總體而言,政治方面變化較小,官員沒有大幅度調整過,“換來換去還是那撥人”。隨著澳門社會結構出現變化,新興中產階層的出現,對特區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且現在的年輕人喜歡直接表達自己對社會的希求,也不同於以往社會意見經由社團反饋給政府的做法,這要求政府要有更敏銳的觸覺,及時瞭解社會的訴求,並及時作出反應。

澳門社會將更趨多元。澳門回歸時,居民除占大多數的華人外,還有土生葡人群體:近年來,又出現“新移民”群體。隨著外雇的增加,不同文化間的碰撞也更為明顯。這些不同群體間的交流與競爭將成為澳門社會的一個常態。面對澳門社會有限的住房、醫療、教育等經濟民生資源,以及一些政治資源,特區政府需要更有效地整合與分配,才能更好滴平衡各群體間的利益,促進澳門的和諧發展。

同鄰近的香港特區一樣,澳門年青人的狀況應受到特區政府越來越多的關注。針對年青人思維活躍、善用網絡等特點,政府應多吸納年輕力量,靈活地進行政策咨詢:在教育、住房、就業等具體問題上,可充分參考香港特區的一些經驗教訓,及早謀劃,全盤考慮;利用各種管道,加強對年青人的教育、引導,促進年青人以理性、務實的方式尋求社會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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