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2.0版澳門角色已改

  陳觀生

  最近,關於亞投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動向令全世界矚目。多個國家不理美國的干擾,紛紛申請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投行。有分析認為,這是中國擺脫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霸權,重建世界遊戲規則,尋求中國發展最大利益的戰略行動。加上“一帶一路”、“自貿區”建設等一系列戰略,形成了中國改革開放的2.0版。與改革開放1.0版戰略相比,重點已經從過往的“引進來”,改變為“走出去”。曾經在中國改革開放“引進來”中扮演了一定角色並自身也得到了巨大發展的澳門,在“走出去”中將扮演什麼角色?在澳門現時遇上一定的經濟困局之下,如何在新的角色中得到更大的發展?值得深入探討。

  本澳經濟困局遇上改革開放2.0版

  澳門博彩業已經9連跌,有人認為情況比2008年金融海嘯更嚴峻,但也有人認為這是正常的調整,也是未來必須面對的新常態。日前,行政長官崔世安就《2015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內容回答議員提問時指出,博彩業現時進入穩定鞏固的調整期,雖然博彩收入近月來持續下跌,但看到的是路氹城正在興建的新旅遊綜合項目仍然按計劃進行,並會增加博彩與非博彩元素的建設;而整體旅客方面,本澳於2014年錄得旅客達3,150萬人次,旅客數量仍然上升。至於博彩業收入方面,貴賓廳與中場收入比例拉近,中場收入比例有所增加。從這幾個方面的資訊和數據看,未來澳門的旅遊和博彩業仍具有競爭力,並已儲備了足夠條件和正能量去迎接新挑戰。

  他進一步表示,近年博彩與非博彩元素的收入拉近,2014年,博彩毛收入為3,600億元,而同期包括批發及零售業、酒店業、飲食業、建築業、金融業等在內的非博彩毛收入亦超過1,900億元。崔世安重申,特區政府對博彩業的未來發展持審慎樂觀的態度,但同時亦會做好居安思危的工作。

  而政府的智囊機構政策研究室也表示,澳門目前整體局面依然良好,當中主要的宏觀經濟指標並沒有大幅波動,還是處於相對穩定狀態,發展大勢未變。

  有句說話叫“解釋就是掩飾”,特區政府這樣高調發聲,正是說明澳門目前確實面臨著一定的經濟困局,一方面博彩業發展大幅回檔已經是難以逆轉,其影響因素如國家大力反腐等不可能有所改變;另一方面,老生常談的本澳經濟多元化寸步難行。所以長遠來說本澳經濟再難回到過去的高速增長時代。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找到經濟多元化的突破口是特區政府必須思考的艱深課題。這就需要澳門社會瞭解現時的國家發展戰略及世界發展形勢。

  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各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亦進入了改革的深水區。從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始,到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會提出“全面依法治國”,加上“全面從嚴治黨”,新一屆中共中央已經系統提出了“四個全面”, 作為統一的國家治理戰略。

  而在執行層面,伴隨著近年來國民經濟轉型與加快升級,體制則提出了相應的投資突破口,試圖在相關領域尋找到經濟增長點。除了“金融自由化”和“利率市場化”,就是“一帶一路”和包括上海、廣東、天津和福建特定區域的“自貿區”建設。

  “一帶一路”涉及對外開放,自貿區則更多涉及對內開放。中央高層的目標是,在亞歐大陸板塊上,以中國作為大陸第一經濟大國的市場和資金優勢為基礎,以中國近年來形成的高鐵技術創新優勢為契機,擺脫美國主導的全球經濟霸權,重建世界遊戲規則,尋求中國發展的最大利益。而在國內,則通過上海、天津、福建、廣東等地的自貿區建設,承接20世紀80年代以經濟特區為先導的對外開放格局,在新世紀進一步拓展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換而言之,當今中國正在發生的變遷,實際上是改革開放2.0版戰略。

  有專家分析,以高鐵技術為契機帶動“一帶一路”,既有利於激起古代中國的絲綢之路的民族記憶,又在現實生活中為中國的鋼材等基礎產品的全球化出口創造機會。這樣,中國的國企就學會了對外拓展市場,與西方列強競爭,改變近年中國經濟 “土地財政”和“國進民退”局面(這個舉措,有利於持續反腐,甚至有利於從嚴治黨),實現國民經濟大轉型、大升級。“一帶一路”所進一步啟動的中國對外貿易,則會在國內的“自貿區”進一步啟動中國的國內經濟,擴大內需,有利於促進中國的城市化和現代化。

  面對這樣的國家發展戰略轉變,澳門的角色地位必然會發生不同的變化,如何抓住其中的巨大機遇,需要本澳有識之士發揮智慧,及早籌謀,以爭取到最大的發展機會。

  融入自貿區即澳門市場擴容

  在國家發展新戰略中,廣東自貿區特別是其中的橫琴與澳門的關係最為密切。日前,行政長官崔世安在施政報告辯論時透露,廣東自貿區已明確邀請澳門參加,主要體現於制度創新和改革方面;澳門會積極參與區域經濟融合,這將是未來發展的重要出路。因此,瞭解自貿區的形成背景以及發展方向尤其重要。

  有學者將現在國家建立自貿區與改革開放初設立經濟特區作比較,厘清了國家發展新戰略中自貿區的清晰路向。

  首先,在時代背景與任務使命上。經濟特區是希望借力港澳臺及海外華人把市場經濟引進來。當時的想法是引進資金和技術,打開一個視窗,推動國內的改革開放。在特定的區域裡引進外資,引進海外華僑投資,然後加工、出口,增加我們國家的外匯收入,再用外匯收入引進一些先進的技術和設備,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彼時,中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通過四大經濟特區,以特事特辦的方式突破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框架進行改革,來嘗試一些與國際相接軌的市場經濟體制機制,這是當時經濟特區的主要任務(澳門在其中也扮演了一定角色並自身得到了巨大的發展)。

  不過不管港澳臺也好,海外僑胞也好,引進的市場經濟主要是小經濟體的市場經濟。當年經濟特區引進的小經濟體模式的一個典型形式即是“三來一補”的貿易形式,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但這種加工貿易形式在後來顯現出越來越多的問題,例如,企業主要依靠“出口退稅補貼”而非外銷利潤的獲取;企業缺乏自主創新、自主品牌和“當地語系化”、“國產化”的動力;資源消耗和對環境的破壞嚴重。

  30多年後,新一輪更高水準的改革開放從上海自貿試驗區開始。這個時候的背景是,經過前一輪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必須適應經濟全球化新形勢、推進更高水準的對外開放,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全方位開放的主動贏得經濟發展的主動、贏得國際競爭的主動。中國需要的是能應對美國推動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的大國開放戰略,因此把TPP所謂的美國的高標準規則,例如,智慧財產權保護標準、環境標準、勞工標準、服務業的全面開放等等這些美國要邊緣化中國的新規則,變成倒逼新一輪改革的動力。所以自貿區對標的應該是像美國、歐洲這樣世界上最開放、最發達的國家,是以更高標準的規範為基礎的大國開放模式。

  從國家戰略上看,未來的自貿園區,在制度上、發展程度上以及創新能力上將與美國、日本和歐洲越來越接近,而不是與香港那樣的自由港越來越接近。這意味著將要掀起新一輪的改革運動,把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作成像美國一樣規範,由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這是上海、天津、廣東等自貿區試點的使命。

  其次,在政策手段上。長期以來,減免關稅的優惠政策一直是經濟特區吸引外資的重要手段。在經濟特區之後的各種開發區和高新區,其共同的政策就是給予減免關稅的優惠。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多次在公開場合重申,上海自貿試驗區的“核心是制度創新,而不是優惠政策”。“經濟特區是放餌釣魚,自貿區是開閘放水。”學者很形象比喻,“經濟特區的誘餌是政策優惠,自貿區的誘餌則是消除政策壁壘。”政策壁壘主要有兩種,第一是准入放開,第二是國民待遇。自貿區就是對所有的國資、外資、民資,所有的企業都一視同仁,負面清單外,政府都不審批。不列入負面清單的,完全由市場主體決定,負面清單以內的是高度透明的管理模式。

  再看澳門與廣東自貿區的關係,根據CEPA最新的補充協議,澳門同廣東省自本月起CEPA框架下率先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表示,全力支持業界、商業人士、青年、專業人士用好用足中央政策,並爭取今年年底前,達到澳門與內地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目標。

  限制本澳發展的主要因素是有限的土地和昂貴的勞動力,而這些資源廣東省都有。按照自貿區的定位與政策手段,澳門參與廣東自貿區的直接效果就是相當於間接擴展了澳門的行政區域,並且為本澳提供了相對廉價的勞動力,澳門發展將獲得新的活力。也就是說,橫琴即將實施的 “一線放開、二線管住、人貨分離、分類管理”的新型海關監管模式,“澳門單牌車自由進入橫琴”等吸引、便利澳門居民工作生活的政策,只是自貿區系列政策的一部分。在自貿區政策下,大批澳門人到橫琴等自貿區工作生活可以期望。

  而在橫琴新區開發中,「澳門優先」成為原則之一。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珠海現有澳門投資企業超一千家,投資總額達二十五億美元,分別佔珠海現有外商投資企業總量、投資總額的百分之三十五點二和百分之八。珠海方面稱,爭取到二○一九年澳門回歸二十周年之際,橫琴五成以上建設用地出讓給澳門企業,在橫琴的澳門企業超過一萬家,培育三至五個規模化高端服務業,三成以上橫琴常住人口來自於澳門居民,兩地每年共同吸引遊客超過五千萬人次。

  亞投行帶來什麼機遇給澳門?

  國家發展戰略另一個重要內容是“一帶一路”,主要涉及對外開放,目標是進一步啟動的中國對外貿易。而設立亞投行則是“一帶一路”戰略的主要推動力,此外,提出建立絲路基金、金磚銀行等多邊金融機構也是中國未來的重大戰略行動。

  走出發展困境的中國,深知基礎建設為經濟發展之本,是經濟發展的平臺,是經濟發展的基石。而中國在改革開放三十年裡,叫的最響亮的就是“要致富,先修路”這句人盡皆知的口號,蘊藏著巨大商機。現在很多跨國企業逐漸將部分工廠轉移到東南亞、印度、非洲等地,但因基礎設施落後造成物流成本過高,影響了發展。因此,無論是東南亞國家或者跨國企業,都認為如果世界經濟想持續發展,就要把中國這種經濟模式向亞洲移植。

  中國通過先引進,完成了技術和資金三十年的厚積薄發。中國三十多年來實行的是引進資本,什麼時候中國能夠輸出資本,向哪裡輸出資本,這是這個時代擺在我國智囊團和中央高層面前必須破解的一個難題,提出創建亞投行就是其中一個“高招”。亞投行是由中國提出創建的區域性金融機構,亞投行主要業務是援助亞太地區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在全面投入運營後,亞投行將運用一系列支援方式為亞洲各國的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融資支援——包括貸款、股權投資以及提供擔保等,以振興包括交通、能源、電信、農業和城市發展在內的各個行業投資。由於巨大的利益誘惑,這個倡議得到了東盟各國的積極回應。同時亞投行這個平臺讓中國和歐洲贏得了資本輸出的又一個途徑,因此,不僅是亞洲各國積極回應,連G7成員國一半以上也幾乎是一呼而應。

  就在多國向亞投行伸出“橄欖枝”的同時,作為東亞兩個特殊地區的香港和臺灣也在討論加入亞投行的可能,希望從中分得一杯羹。

  香港《明報》3月25日援引港府消息人士的話報導稱,港府在去年11月APEC峰會上已向中央提出加入亞投行,中央政府也反應正面。港府深知,注資亞投行,作為向“一帶一路”發展中國家提供基建設施的資金,回報期相當長,但加入亞投行後,可爭取部分融資在香港完成,這對香港金融相關的服務大有説明。另外,港鐵及香港建築公司、環保水利顧問公司,也可分一杯羹。報導稱,香港不能跟現有33國一樣宣佈自己加入亞投行,目前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與金管局正參與其中,與中央研究香港會以何種形式加入,目標是“享有等同創始成員國的地位”。

  香港嶺南大學經濟系主任何濼生認為,香港加入亞投行會有很多機遇,如有利於香港基建發展,也讓香港有機會參與其他亞洲國家的基建工程,而對金融而言,亞投行將來發行債券,香港都有機會參與。香港中華廠商會會長李秀恒3月25日表示,亞投行未來在“一帶一路”戰略中必將擔任重要角色,香港在融資和資產管理方面極具優勢,因此應積極研究加入亞投行的可行性,參與籌建和營運,發揮所長。

  臺灣也在積極評估亞投行。據臺灣《聯合報》3月25日報導,有“立委”日前在“立法院”質詢時問到亞投行問題,台“財政部長”張盛和回應稱,如果受到邀請,願意參加,可擴大臺灣資金的去路。陸委會主委夏立言3月24日表示,從“國發會”到“經濟部”、陸委會都正深入、積極研究“一帶一路”,希望瞭解有沒有臺灣能參加的商機。對於亞投行,夏立言表示,由於亞投行是政府間組織,須瞭解臺灣參加的條件,但相關規則6月底才確定,陸委會還需研究,會積極準備。臺灣經濟研究院學者吳福成3月24日在《中國時報》撰文稱,面對組建亞投行和“一帶一路”發展戰略快速登場,臺灣財金高層也開始與時俱進,一反去年強烈質疑那是大陸的對外政經陰謀、唯美國立場馬首是瞻的舊習性,如今大趨勢發展使然,台當局權責部門態度已轉向彈性務實。兩岸共同參與亞投行和“一帶一路”,讓正處於“悶經濟”的臺灣多一些“翻轉”的空間和機會,在努力參與區域經濟合作過程中獲得堅實的支持力量。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執行長陳德升3月25日說,“一帶一路”從陸路與海路連接歐亞非三大洲,由亞投行提供沿線基礎建設資金,若再有自由貿易協定(FTA)連結,力量不見得會輸於臺灣積極加入的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他表示,過去兩岸常說要一起賺世界的錢,現在能否透過“一帶一路”結合各自優勢,共同分享歐亞、乃至於全球市場商機,是可關注的議題。

  各國以及港臺對亞投行的積極態度,可見亞投行的吸引力難以抵擋,澳門豈可落於人後?澳門目前的外匯儲備、基本儲備和超額儲備總額已達5,600億元以及多年高速發展得到的大量民間財富,不是正在尋找良好的出路嗎(很多人都知道,開銀行是最賺錢的但並不是人人都可以開)?或者亞投行是其中一個選擇。退一步來說,由亞投行推進的“一帶一路”商機,本澳還是有企業可以分一杯羹;還有一個選擇是,本澳各種資本可以參與區域內的“融資租賃”,結合遊艇自由行發展金融租賃業務。有專家就指出 “融資租賃太重要了!很多船東沒有錢或不願意花錢買船,由其他公司去銀行借錢或在資本市場融資,把船買下來,由船東每個月付錢,按天算都可以,這是大生意啊!”就看澳門如何把握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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