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胡耀邦追悼會的回憶

胡耀邦同志于1989年4月15日猝然病逝。中央有關部門很快成立了由喬石同志牽頭的治喪辦公室,下設秘書組、警衛組、總務組、新聞組、外事組、群眾組,從中央機關和北京市有關部門抽調人員參加各組的工作。各組均集中在人民大會堂辦公,分別佔用了大會堂西區二樓的6個廳。我被抽調到新聞組工作,辦公地點在山西廳,新聞組組長為曾建徽。

  開明的安排被改變

  胡耀邦同志時年73歲,原本身體很好,性格開朗豁達,為人正直厚道,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撥亂反正中,大智大勇,衝鋒陷陣,為挽救党和國家于危難,建樹了歷史性的功勳,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乃至海內外都有崇高的威信。他過早辭世,使群眾中敬重、懷念之情更為濃烈。因此,4月15日晚間央視《新聞聯播》播出耀邦逝世的噩耗,4月16日即有人到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4月17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獻花圈的圖片。從4月17日開始,來自大專院校、科研單位的許多人結隊到天安門廣場送花圈,紀念碑周圍擠得人山人海,越來越多的人包括在京的外國人,到廣場拍照,抄錄花圈上的挽聯和悼詞。4月18日一早,更有人大和北大的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靜坐提出訴求。這使胡耀邦同志治喪工作,一開始就處於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之下。

  4月17日晚7時半,曾建徽在山西廳召集新華社、廣電部等中央新聞單位負責人開會,傳達了治喪辦公室當天下午在中南海開會確定的精神和有關事項。治喪辦的會議由喬石主持,胡啟立、宋平、溫家寶和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決定耀邦同志的治喪事宜比照葉劍英元帥追悼會的規模舉行,即按照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規格辦理喪事。同時做出了很符合民心的意向性決定:允許各地群眾舉行悼念活動,各學校可以設靈堂,團委和學生會等組織都應積極參加;為使群眾感情和情緒正常抒發和分流,計劃於4月20日和21日在人民大會堂組織北京市各界代表和群眾10萬人瞻仰遺容;對群眾性的自發的悼念活動,也可做適當的報道。追悼會定於4月22日上午在人大會堂中央大廳舉行,中央電視臺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做實況轉播。按慣例不邀請外國人參加追悼會,駐外使領館也不專設靈堂,可以懸掛胡耀邦同志的遺像。在香港的新華社分社內可設立靈堂。對外國領導人發來的唁電,如金日成、昂納克、西哈努克等人的唁電,應及時摘發刊登。很多人都感覺,這是現任領導比較開明的表現。

  據悉,提出組織群眾瞻仰遺容的安排,出自時任總書記趙紫陽。中辦副主任楊德中、徐瑞新等領導在4月17日上午即徵詢總務組、群眾組的意見,都認為可行,隨即擬訂了初步計劃,在下午由喬石主持的治喪辦公室會上確認了這個方案。

  新聞組就此意向做了一些準備,確定中央電視臺近日重播胡耀邦在總書記任上視察青海、新疆、西沙群島的電視紀錄片。新華社選發胡耀邦生平照片40張,供各報選用。新影和央視用資料製作胡耀邦生平紀錄片,片長10至20分鐘,定名《胡耀邦同志光輝的一生》,爭取4月20日即請相關領導人審查,23日即播出。報紙宣傳方面也都做適度反映,儘快組織一些回憶和悼念文章,如考慮商請習仲勳同志談耀邦與真理標準討論;請宋任窮同志談耀邦與解放幹部;請胡啟立同志或鄭必堅等身邊工作人員談耀邦的工作作風;請項南同志談耀邦與青年工作;請杜潤生同志談耀邦與農村和農業改革;請徐向前元帥談耀邦與軍隊政治工作,等等。各地各報,如耀邦工作過的地方,也可自行組織采寫回憶、悼念的文章。近日電視臺的節目亦須做相應調整,減少娛樂性節目,在追悼會當天,中央電視臺廣告節目停播一天。

  新聞組的會還沒開完,17日晚9時,忽然傳達了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的電話通知,除4月22日上午較大規模的追悼會之外,其他一切活動都不搞了,對群眾自發的悼念活動也不報道了。即實際上改變為完全的低調處理了。

  喪事安排比照葉帥後事規格

  一錘定音後,胡耀邦的治喪工作即在事務性層面展開。但中央高層確已比較敏銳地從學生的行動中察覺到群眾的情緒,並不斷在尋找化解的由頭。針對不少群眾認為有些同志態度淡漠的不滿,中辦不斷向治喪辦提供些情況,以期通過媒體公佈,能得到些諒解。

  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徐瑞新連日打電話告:鄧小平同志在胡耀邦臨終時,派秘書到醫院探望;胡耀邦逝世後,卓琳和鄧朴方親到胡家,向李昭同志及胡家人親屬表示慰問;鄧小平表示參加胡耀邦的追悼會,但沒同意由他主持追悼會的提議,提出請楊尚昆主持,由趙紫陽致悼詞。耀邦病重時,李先念同志在外地,幾次打電話向在醫院治療的胡耀邦表示問候;胡耀邦去世後,李先念直接打電話給李昭,請她多加保重。陳雲同志亦在外地,胡耀邦逝世後,馬上從外地發唁電表示哀悼。徐瑞新還指示:陳雲同志在外地,暫不回京,無法參加追悼會;其他有些老同志,如鄧穎超、徐向前、聶榮臻等,亦因身體狀況無法參加追悼會;而李先念、彭真同志是否參加,也難以確定。如這些老同志不參加追悼會,為避免外界的猜測,應在有關的新聞報道中提及,或發表陳雲同志的唁電,總之,要有所表示。

  經過具體研究,治喪辦公室確定,迎靈在4月21日晚進行,由喬石、胡啟立、宋平、溫家寶陪同家屬,晚9時從人民大會堂出發,集體乘麵包車,進出均由大會堂東正門,走長安街至王府井路口拐向南往北京醫院。原路返回後,遺體直接安放在追悼會會場,用液氮等防腐降溫的保護措施。

  胡耀邦追悼會基本比照葉劍英追悼會的規模。葉劍英元帥于1986年10月22日病逝,享年90歲。10月29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央大廳舉行葉劍英追悼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主持追悼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致悼詞。當時報道,首都各族各界人士5000人參加了追悼會,實際參加的人數為6000多人。胡耀邦追悼會最初預計參加人數為4000人,實際發出的請柬超過5300張。胡耀邦追悼會確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主席楊尚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致悼詞。追悼會于10時開始,9時50分入場完畢,老同志晚入場,早退場。追悼會及向遺體告別時間,不超過一個半小時,致悼詞時間大約為20分鐘。向遺體告別時,中央領導人包括四副兩高大名單上的共110名負責人與家屬握手,其他人員一律不握手。在保證現場嚴肅、安靜、有序的情況下,把人員組織好,排成四路向遺體告別,適當走快一些,時間不能拖得太長。追悼會舉行的當天,天安門廣場上的毛主席紀念堂停止瞻仰一天。

追悼會後即送靈火化,仍由喬石、胡啟立、宋平、溫家寶陪同家屬前往。靈車隊出人民大會堂東門,經十裏長街至八寶山革命公墓,在告別室舉行最後的告別儀式,即行火化,家屬等到京西賓館午餐並略事休息,下午到八寶山挑選骨灰。23日上午9時,再由宋平、溫家寶和治喪辦公室其他負責人到八寶山,舉行一個簡短的骨灰安放儀式,把胡耀邦的骨灰盒安放在公墓新骨灰堂。後得知胡家提出將骨灰安放在江西共青城的要求,遂轉報中央請示。

  治喪辦公室再次確定,不安排外國代表團參加喪禮,由外交部發言人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說明。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夫婦要求來華弔唁胡耀邦,還有些國家提出派代表團或特使參加喪禮,並有日本友人、女作家山崎豐子已來京,要求參加追悼會或到胡家慰問,都予婉謝。中國駐外使領館於4月22日下半旗一天,仍不設靈堂,但可接受官方和友人的弔唁。外國和外國駐華使團送花圈,均予接受,集中後於21日下午送到大會堂北門。在北京的越南黃文歡同志提出送花圈,可以擺放到追悼會會場。

  突發事件對治喪工作的影響

  鑒於4月18日在大會堂東門外和天安門廣場裏圍聚了越來越多的人群和越來越複雜的形勢,喬石於18日下午在中南海召集緊急會議,要求治喪工作認真負責,高度警覺,嚴守崗位。在肯定大多數群眾舉行悼念活動是正常行為的前提下,也指出有少數人對當前存在的問題和困難不滿,借題發揮;極少數人在幕後策劃,煽動鬧事。要求各級黨政領導切實負起責任,做好群眾工作,對借題發揮的要善為疏導,對上街遊行的要耐心勸阻,對借機鬧事的要提高警惕,但只要不搞打砸搶燒,就儘量避免正面衝突。警衛組的同志透露,為應付突發的不測事件,已做了一些準備。

  4月18日和19日,連續發生了衝擊新華門的事件。4月19日淩晨,新華門受到4次衝擊,有人已進入新華門,到了"為人民服務"的影壁下,是前所未有的舉動。淩晨2時,中辦主任溫家寶召集有關部門負責人商討對策,草擬了北京市政府名義的公告在現場廣播,調派大批武警,至淩晨5時,才使人群散開。19日早,溫家寶將情況向趙紫陽做了彙報,趙紫陽指示,要公開報道事實真相,由新華社配發評論,揭露這個行動干擾中央的治喪工作,也違背廣大群眾的意願。

  4月19日,中共中央發佈公告宣佈:1989年4月22日上午10時,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央大廳舉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向遺體告別。屆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央電視臺進行實況轉播,各地可組織群眾收聽收看追悼大會實況。公告刊登在4月20日《人民日報》報眼位置。這天下午,天公落淚,下起了雨,雨勢時大時小,延續至晚未停。這場雨解了難,起碼在天安門廣場的純粹的圍觀者沒有了。但晚間仍有北大、人大的學生近千人整隊進城。由於受到沿路阻截,又有雨,終未成氣候,天安門廣場和新華門前難得的清淨,一夜平安無事。

  4月20日上午,在政治局常委會研究中蘇高級會晤的正式議題前,與會者聽取溫家寶就新華門事件的彙報,對形勢做了議論,認為性質已發生了變化,提出訴求者的悼念氣氛已退居次要地位,7條要求沒有一條涉及悼念活動,因此需採取斷然措施,壓下這股空氣。趙紫陽明確指出,儘量不發生流血事件,以免在五四時出現更大的鬧事,但不能讓人以為我們軟弱。常委們議決,大政方針已定,集體負責,第一線由喬石具體負責,要千方百計保證治喪工作順利進行。

  4月21日,《人民日報》一版刊登新華社所發消息《數百人圍聚新華門前製造事端北京市發佈通告警告蓄意鬧事者》,同時刊發新華社評論《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並發表本報評論員文章《我們怎樣悼念耀邦同志》。但下了一天的雨後,天色由陰轉晴,學生們蘊積了一天的情緒愈益強烈,更多的圍觀者湊熱鬧的興趣也相應更濃。從21日一早,廣場上的人群就不斷,且越聚越多。而白天多是圍觀者,所以秩序格外亂,時不時有騷動情景出現。為了誰都說不清的緣故,就有人一擁而上,人民大會堂東門外薄弱的警戒線,數次被沖越,人群一直湧上臺階,與1976年"四五"時的情景十分相似。

  迎取靈柩被迫改變行動方案

  4月21日晚到北京醫院迎靈,已根本無法按原定計劃進行。鑒於天安門廣場當天圍聚的人始終不斷,至晚越來越多,大會堂東門外已處於實際上的交通斷絕狀態。為防意外,臨時改變方案,楊德中上午召開會議研究迎靈具體事宜時,還確定北路去,南路回,即去時出大民會堂東門,走長安街至北京醫院,返回時經前三門大街,進大會堂西南門。到下午則再改變方案,迎靈車隊減少車輛,于晚8時半出人民大會堂西南門,不在廣場露面而往北京醫院,以此迂回行動,避開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上大批想為胡耀邦送行的人群。參加當晚拍攝電影電視資料和照片任務的記者,則提前于8時即趕到北京醫院待命。這種改變前所未有。

  迎靈由喬石、胡啟立、宋平、溫家寶及治喪辦公室各組負責人陪同李昭等家屬同往北京醫院。8時40分到達,進入醫院小告別室,向已經整容完畢、安放於玻璃抬棺、用黨旗覆蓋的胡耀邦遺體三鞠躬。匆匆行禮如儀後,在緊張、凝重的氣氛中啟運。4名中國人民解放軍儀仗隊的禮兵持自動步槍前後護衛,8位身穿黑色西服的工作人員以肩抬棺,送上車頭懸掛黑黃色紗球的大轎子靈車。車隊經前三門大街返回,由於人群都圍聚在廣場和長安街及大會堂東門,前三門大街顯得清淨,一路車行順利,只是在過廣場東側路路口時,稍微有些阻隔。雖然圍聚的人很多,但執行警戒的武警和公安人員也相當多,所以還算順暢。

  迎靈車隊直接駛入人民大會堂西南門內球場,抬棺緩步進入追悼會會場的中央大廳。中央警衛局的幾百名官兵,人民大會堂和治喪辦公室上百名工作人員,在行路紅地毯兩側排成單行間隔,肅立默哀,注目致敬。大會堂內燈火通明,氣氛莊嚴、肅穆,聲息凝重、沉靜,顯得抬棺行進的腳步聲非常清晰。在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楊登彥的具體指揮下,工人們將胡耀邦的遺體由玻璃抬棺移入會場正中的水晶棺,領導人和家屬再次向遺體三鞠躬,此時耀邦的女兒忍不住哭出聲,在空曠、靜寂的大廳中,哭聲格外撼人心魄,也引出現場很多人的眼淚。此時是21日晚10時,距追悼會舉行的時間12個小時。

  追悼會前夜安保舉措費躊躇

  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五六千人參加的大會,歷來對廣場西側路和天安門廣場實行局部戒嚴,將廣場作為停車場使用。胡耀邦追悼會,是在學潮已現、亂象畢顯的情況下舉行,因此安全保衛工作壓力極大,有關部門煞費躊躇。

  4月21日下午,治喪辦公室負責人、已由中央常委確定在一線負總責的喬石向警衛組發出指示,為保證追悼會順利舉行,在天安門廣場提前于下午5時實行局部戒嚴,把廣場控制起來。戒嚴前先發佈公告,口氣可以和緩,態度必須明確。但警衛組經過反復討論研究,最終覺得滯礙難行,而放棄或否定了上面的指示。因為這一天,在天安門廣場圍聚的人數始終在10萬人以上,警衛組感覺警力單薄,已調集的部隊、武警和公安幹警為5000人,很難完成清場的任務,而且認為即使強行控制了廣場,因時間太長,也很難維持住。針對此情,決定于22日淩晨4時實施清場和局部戒嚴。至於追悼會後送靈往八寶山火化的行程,確定由武警部隊主要負責天安門廣場以西經新華門至復興門的警戒任務;從復興門立交橋至八寶山革命公墓的沿路警戒,由北京衛戍區負責,需要調派多少部隊向總參報告。送靈的十裏長街,由北京市委、市政府組織一些學生在街頭弔唁。萬一發生過激事件,要即時採取斷然措施,敢於反行動。

  21日白天,天安門廣場圍聚的人極多,時常出現類似騷亂的"險情",人群多次湧上大會堂東門臺階直至門口,又多次被推回警戒線外。從下午開始,陸續有部隊進入大會堂集結,裹著大衣,在大會堂過廳的地毯上,休息待命。

  午夜時分,從西郊大學區步行進城的學生隊伍,陸續來到天安門廣場,雖在深夜,但他們遊行經過新華門時,仍然齊聲高呼口號,"人民萬歲""民主萬歲""自由萬歲""打倒官倒"等口號聲,響徹西長安街上空,並直接傳入燈火通明、治喪辦公室人員徹夜不眠的人民大會堂。

學生隊伍進入天安門廣場,受到仍圍聚的人群的熱烈歡迎。大學生組織極為嚴密,二三十個高校的學生隊伍,分別按指定地域集結,各自席地而坐,外圍的學生手挽手,防止不相干的人員混入,除呼喊口號外,無任何過激或越軌的行動。並且學生的隊伍還在不斷增加,天津南開大學和天津大學的3000多名大學生已趕到北京,參加大學生悼念胡耀邦的統一行動。

  治喪辦公室警衛組連夜開會,研究對策,既需要清場,又覺得力量不夠。到學生隊伍進入廣場後,也感受到那種對抗的意志,所以一直舉棋不定,頗有點束手無策之感。到淩晨4時,無可拖延的時刻,終於做了決定,采文、武兩手準備,一面增加人到場待命;一面派團市委和市公安局的人,直接到廣場與學生代表談判,指出為開好追悼會,需要解決維護秩序和交通管理問題,限時清場,請學生們理解並協助,至少向東移動,讓出半個廣場。最初的談判結果似乎不錯,官方代表開宗明義,只談由雙方共同維護秩序,以保證開好追悼會。學生代表則提出了3條要求:一是在天安門廣場降半旗;二是向廣場播放追悼會實況;三是允許學生推派的代表進入大會堂向胡耀邦遺體告別。官方代表當即做了答復:第一條是不言而喻的事;第二條也可以負責辦到;第三條因無授權,只能回去後向上反映、報告。得此答復,學生們答應向東撤退至人民英雄紀念碑一線。且即時行動,讓出了半個廣場。武警和交通管制人員亦及時佔領了這個地域。但到清晨6時,學生們又"變卦"了,要求重新談判。官方則認為受到愚弄,認定學生們在玩弄拖延的策略,拒絕學生新提的一切要求,甚至拒絕談判。學生則被這種態度所激怒,一下子湧回到人民大會堂東門的警戒線,與軍警面對面對峙。

  10萬人參與空前緊張的追悼會

  4月22日早8時,喬石和溫家寶就到達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此時大會堂外圍的警戒線已布好,只剩大會堂東門和廣場被學生們封鎖,其他各門含大會堂西側路均已戒嚴。而從大會堂東門放眼望出去,極有組織、意志堅定、聯合行動的大學生隊伍,打出各校校旗,張掛大字橫幅,上面大書"青年領袖,民主鬥士""讓我們再看耀邦一眼""再送耀邦一程"等標語。政法大學的學生製作了一個大牌匾,上邊抄錄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5條等有關公民基本權利的條款。學生們緊貼著警戒線,情緒激昂,不停地高呼口號,齊聲唱著《國歌》和《國際歌》。

  在大會堂東門外攔阻學生的警戒線分為兩層,第一層是從保定調入京城的38軍的部隊,第二層是武警部隊,兩層都各聚集四五排人,與學生形成兩軍對峙的陣勢。雙方的第一排幾乎面對面、腿碰腿地挨在一起,從躁動地站著互相推擠,舒緩成共同席地而坐。每個人都能從當時的情境中體認到,隨著時間的流逝,驅趕和清場已是不可能的了。慢說官方絕不想發生大的流血事件,此時即使放手大幹,怕也無濟於事了。後來,學生們又用橫幅打出毛澤東關於保護學生運動的著名語錄。

  喬石及治喪辦公室負責人研究了現場形勢後做出決定,追悼會按時照常開,原定從東門入場者,一部分調至北門和西門入場,一部分從遠處下車,走控制線內的便道步行入場。與會者入場後即由引領人員引領到位,分廳休息。治喪辦公室確定,參加追悼會的領導人和工作人員均佩戴黑紗、白花,其他參加人員一律只戴白花。大會堂內設立6個醫療點,抽調北京醫院和301醫院的醫生、護士值班。工作人員各司其職,工作證分為前區、場內、場外3種,記者證分為前區和後區兩種。

  10時整,追悼會開始,胡氏家屬以耀邦夫人李昭領頭入場。參加追悼會的中央領導人由鄧小平、趙紫陽、楊尚昆、彭真、聶榮臻、李鵬等率領入場。楊尚昆主持追悼會,他的聲音顯得喑啞,程序上亦出了點口誤,默哀後應是奏《國歌》,被說成奏《國際歌》,即時改正,在會場內未引起反應。趙紫陽致悼詞,聲調顯得晦暗、壓抑。鄧小平則自始至終臉色陰沉,不發一言。

  追悼會歷時近30分鐘,奏《國際歌》後向胡耀邦遺體告別。胡氏家屬從站立在水晶棺前移至水晶棺後,領導人仍以鄧小平為首,排成單行走過,向在水晶棺中安臥的胡耀邦遺體鞠躬致哀,然後上前與家屬一一握手。此時攝影記者群中發生推擠、衝突,警衛局的人強力推趕,互相呵斥爭執的聲音極大,在肅穆、沉重的會場中給人以一種緊張和異樣的衝擊。原來這天到場的攝影記者過多,除治喪辦公室組織電視臺實況轉播及新華社、人民日報社、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等單位的攝影記者,已有的十二三台攝像機、攝影機、照相機外,胡家又自請了10多人的一個攝影隊,還有誰也攔不住的楊紹明(中國攝影家協會負責人、楊尚昆之子),誰也不讓誰,在鄧小平走上前與李昭握手時,即擁堵在一起,互相推擠,幾至吵成一團。

  領導人向遺體告別並與家屬握手後退場。這時又請胡氏家屬移至水晶棺前,然後是參加追悼會的其他人員分由水晶棺兩邊向胡耀邦遺體告別。治喪辦公室的人員擋在前邊,攔阻人們與家屬握手,並催趕著人們快走。由於態度焦急、生硬,甚至有推搡的動作,所以引致很多人的不滿。而按照原計劃,在大批與會者向遺體告別時,應請李昭等家屬到休息室小憩,但她執意不肯,連工作人員拿來的折疊椅也不坐,一直站在那裏,揚著兩手向人們致謝。她的舉動,當然不會使告別的隊列走得稍快。

  人民大會堂內追悼會開始後,即由擴音器向廣場做實況轉播。廣場內的10萬大學生亦肅立、默哀,聆聽悼詞,並齊唱《國歌》和《國際歌》。但從開始向遺體告別時,就停止了實況轉播,只是一直向廣場輪番播放《哀樂》和《葬禮進行曲》。學生們很有秩序地坐下,卻再不知道大會堂內的情況。他們看著從東門陸續退場而出的人,不斷地有節奏地喊:"對話!對話!"卻得不到任何理睬,他們的煩躁情緒也越來越明顯,認出從東門走出來的華國鋒,也熱烈地鼓起掌來,表達自己的情緒。

  空前絕後的送靈車隊和場景

  近午11時半,追悼會和向遺體告別全部結束,遂開始移靈。將胡耀邦遺體從水晶棺抬至玻璃抬棺,按前一晚的路線抬到西南門的停車場,送入靈車。由喬石、胡啟立、宋平、溫家寶及治喪辦公室人員陪同家屬前往八寶山革命公墓火化。

  按原定計劃,送靈車隊應出人民大會堂東正門,沿長安街西行往八寶山。現在東門外被學生封堵,已根本不可行。在送靈車隊啟行前的短暫時刻,不斷有情況報給治喪辦公室警衛組,十裏長街,人潮洶湧,西單、復興門、公主墳等處,人群幾乎已堵滿了車行道。人們要最後表達送別胡耀邦的哀悼之情,這與1976年人們自發地在十裏長街送別周恩來總理的情景相似。所不同的是,那次送別表達出的對當局和時局——"四人幫"為代表的文革派,以及正興起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不滿,是一種鬱積和待爆發的沉默;這次送別表達出的心情則是直截了當、毫不掩飾。治喪辦公室確實感受到極大的困擾,曾認真考慮送靈車隊舍長安街而走地鐵路的備用線,卻終於沒有出此下策。

喬石拍板,送靈仍走長安街,治喪辦公室警衛組在行前又臨時對送靈車隊做了調整。

  為胡耀邦送靈,與之前為周恩來總理遺體、劉少奇主席骨灰送行的情形都不同,車隊的編排,格外鄭重、隆重又獨特。

  送靈車編隊,第一輛先導車為北京市公安局派出的奔馳警車;第二輛0號車為中央警衛局派出的奔馳車,系指揮車,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孫勇和北京市副秘書長楊登彥乘坐;第三輛是編為13號的紅旗敞篷車,由八一電影製片廠派出並由車隊隊長親自駕駛,乘員為中央電視臺、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新華社、人民日報社的5名攝影記者;第四輛是編為01號的前衛車;第五輛是編為1號的大轎子靈車,禮兵和抬棺的工作人員亦乘此車;第六輛是編為02號的後衛車;第七輛是編為2號的紅旗轎車,為李昭乘坐;第八、九、十輛車分別編為3、4、5號,是警衛局派出的考斯特麵包車,乘坐耀邦的其他家屬、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第十一輛車編為6號,也是大考斯特,乘坐治喪辦公室負責人喬石、胡啟立、宋平、溫家寶、楊德中、徐瑞新、曹志、常捷、劉凱、顧林 、曾建徽等;接著的7號車乘坐治喪辦公室工作人員;8號車為備用車;以後為收尾的醫務車、機動車、警車等。

  到啟行時,又在車隊序列排在第五而編號為"1"號的靈車前後,各加了一輛未編號的大轎車,裏邊坐滿武警和公安幹警,以在路途擁堵時下來疏導交通和處理各種不測事件。

  送靈車隊開出人民大會堂西南門,從南長街口拐向西行,一露面,早已等候在街上的人們便發出巨大的哭泣、呼喚聲浪。十裏長街,全部停駛了無關車輛,百萬人湧上街頭,為胡耀邦送行。南長街口至新華門一線,雖然圍聚的人多,但警力充足,大量武警排成幾行,手拉手攔住人,能保持較寬的道路,車行順暢。過了六部口,就開始出現緊張狀況,人越來越多,擁擠著壓向路中間,僅容車隊通過;西單至復興門路段,幾乎發生壓車情況,此時靈車前後兩輛大轎車上的公安、武警,跳下車來,一邊聲音嘶啞地呐喊"謝謝大家,請大家幫幫忙,向後退",一邊奮力推趕,才得使車隊通過。出復興門後,在工會大樓、京西賓館、公主墳等處均是此狀。再向西行,人仍不見減少,車隊前方新增加了不少公安、武警的麵包車開路,向外拐行,以迫使人們向後讓路,歷時一個小時,方到達八寶山革命公墓。

(李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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