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到前檢察院長指令以10126/2012號卷宗以「侵犯名譽罪」、「濫用出版(新聞)自由罪」立案偵查的

  一、2010年5月22日《從中級法院裁定林偉被告身份無效說開去》(節錄)

  倘從法治角度出發,基於《刑事訴訟法》的原理,當事人不在場時進行搜查所搜獲之物證,應被視為不具法律效力,否則就將很容易會發生「栽贓」之類的妨礙司法公正情事,從而裁定「歐案」必須重審,其所引發的政治震蕩效應,將不亞於「歐案」剛被揭發之時;倘從維護廉政機關的面子出發,裁定其敗訴,澳門特區的法治形象就將毀於一旦,蕩然無存。

  這充分暴露了廉署在偵辦「歐案」過程中,只求實體正義,不顧程序正義的偏頗。實際上,除了這兩宗已訴諸於司法上訴的程序瑕疵之外,過去澳門律師公會已公開指責廉署在偵辦「歐案」的過程中,違反司法保密原則及進行輿論審判,而國際律師聯監也曾向澳門廉署發函,表明對其在偵辦「歐案」過程中所採取方式的擔憂,均已暴露了廉署忽略程序正義的問題。而據坊間傳說,廉署在偵辦「歐案」的過程中,存在著更多的涉及違反程序正義的做法,尚未有暴露出來。

  這就可以理解,為何第三任特首崔世安在籌組第三屆特區政府時,委任具有法官身份的馮文莊出任廉政專員,而且為了能使其「鎮得住」廉署中具體負責偵辦案件的人員(其中有人具有檢察官身份),還特意將其晉升為中級法院法官。而馮文莊在《反貪與法治》國際研討會上,也說了「世界各地較先進的國家及地區在打擊有組織犯罪及貪腐案件方面都可能運用到各種搜證措施,如訊問、勘驗、檢查、搜查、搜索、扣押、電話監聽等。在法治社會中,刑事調查所用的方法必須為法律允許,否則所獲證據無效,澳門現行《刑事訴訟法典》亦有作出規定。但無論是採用一般調查方法還是特別調查措施,都必須以本國或本地區的成文法制度為基礎前提下搜證,這是『法治社會不能讓步的一道防線』」那麼一番意味深長的話。

  二、2010年7月3日《必須嚴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全文)

  據報導,澳門特區檢察院日前首次收到警方移送的「五一遊行」期間有人涉嫌對國旗作出不法行為的案件和嫌疑人的有關詢問筆錄。承辦檢察官經對資料作初步研究,認為已有跡象顯示涉案嫌疑人在本年五月一日的遊行期間,作出了多項的不法行為,其行為涉嫌觸犯多項刑事法律,故檢察官已於當日決定刑事立案。在開立刑事卷宗後,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檢察官已將有關卷宗交回警方作進一步的調查。

  在今年「五一遊行」中,除了警民發生嚴重衝突,有人違反《遊行集會法》關於集會遊行集會遊行必須以和平的方式進行,不得使用暴力,不得危害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不得妨礙公務,不得妨礙他人,不得攜帶任何武器的規定,使用了石塊、旗桿等「冷武器」,甚至是隨手抓起重達十幾磅的鐵製「座磅」扔向警方,蓄意挑釁警方,以刺激警方「以暴易暴」,進行武力鎮壓,意圖吸引香港和外國媒體注意,並引起中央關注,迫使政府回應他們的訴求之外,更出現了往年從未發生過的違法行為,那就是竟有人以國旗作「武器」,像「投擲標槍」那樣擲向警察,並肆意踐踏國旗。尤為令人不解的是,有人將一面倒懸的國旗高高地插在襲擊警察的「陣地」前沿,作為示威人士的「指揮旗」,因而成為當天電視新聞和翌日平面媒體的「主鏡頭」,頗為觸目。

  這種侮辱國旗的行為,明顯地是違反《澳門基本法》附件三規定的在澳門特區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的規定的。其實,某些人士在「五一遊行」中的所作所為,都是明顯地與相關法律的規定有抵觸的,但警方在處理該案中,獨將其中的侮辱國旗行為移交檢察院處理,應是明智之舉。實際上,其他的涉嫌抵觸法律的行為,盡管警方也完全有理由將之移交檢察院處理,但畢竟可能會有不同見解,倘處理不慎,很可能會被抨擊為「秋後算賬」、「政治迫害」,從而引起反效果。而維護國旗尊嚴應是可站在政治和道德的制高點,任何人都難以狡辯。何況,當日有人將國旗當作是「武器」,像擲標槍那樣將國旗擲向警察,並踐踏國旗,還將國旗倒懸,這些都是通過電視畫面公諸於眾的,當時就有不少人議論紛紛,認為這種侮辱國旗行為必須依法懲罰。因此警方獨將有人不法對國旗作為懲處違法示威行為的切入點,是充滿政治智慧之舉。

  實際上,國旗是國家和國家主權的象徵,它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她的尊嚴、統一及領土完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後,貫徹「一國兩制」的方針極之重要,正如維護國家統一及領土完整亦是極之重要一樣。既然國旗及區旗具獨有的象徵意義,保護這兩面旗幟免受侮辱對達致上述目標也就起著重大作用。因此,有非常充足的理由斷定,將侮辱國旗及區旗的行為列為刑事罪行,對受保障之發表自由的權利施加限制,此舉是有充分理據支持的。

  《澳門基本法》附件三已清楚列明,全國性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適用於澳門。這意味著《國旗法》不僅內地要遵守,澳門也要遵守,遵守《國旗法》是包括澳門居民在內的全國人民的義務。澳門居民有責任維護國旗的尊嚴,按照《基本法》的規定遵守在澳門實施的全國性的法律。

  而按照《澳門基本法》附件三規定,在澳門特區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式樣、製作、性質、升掛和使用國旗的辦法,及禁止使用國旗的場合和對侮辱國旗的處罰。本法明確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是五星紅旗,國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尊重和愛護國旗是每個公民的應盡義務。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第十九條規定,「在公眾場合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沾汙、踐踏等方式侮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情節較經的,參與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處罰規定,由公安機關處於十五日以下拘留。」同一次全國人大常委會還決定對刑法補充規定:在公眾場合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沾汙、踐踏等方式侮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將此內容全部納入為新《刑法》的第二百九十九條。

  其實,不單止是中國,在其他國家和地區,侮辱國旗都是犯罪行為,比如《美國聯邦法典》第十三編第三十三章第七百節規定,任何人故意公開撕毀、毀損、汙損、焚燒或踐踏合眾國旗幟,對國旗進行侮辱的,被處以一千美金以下罰金,或處以一年以下監禁,或二者並處。德國法律則規定,在集會或通過散發書面材料侮辱國(州)旗、國(州)徽或國歌,處三年以下監禁或罰金。在俄羅斯,侮辱國旗者,處兩年以下的剝奪自由,或二百盧布以下的罰金。奧地利法律規定,以廣泛公眾周知的方式,對公開場合或公眾集會時展示的國(州)旗進行惡意誹謗、蔑視或其他輕蔑行為,處以兩年以下自由刑或三百六十日額以下罰金。意大利法律規定,侮辱國旗、國徽的處一年以上三年以下徒刑。退役軍人或本國人在外國犯前罪加重處罰。在西班牙,侮辱國家標誌或徽章處六個月以上六年以下徒刑。韓國規定意圖侮辱國家、而損壞、除去或污蔑國旗、國徽的,處五年以下勞役或徒刑,十年以下停止資格或二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澳門刑法典》是在澳門回歸前的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十四日頒佈的,因而沒有「侮辱國旗罪」;但其第三百零九條的「侮辱官方象徵罪」則意思相近:以言詞、動作或散佈文書,又或以其他與公眾通訊之工具,公然侮辱某一地區、國家或澳門所參加之國際組織之官方旗幟或其它官方象徵者,處最高一年徒刑,或科最高一百二十日罰金。

  不過,既然《澳門基本法》附件三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在澳門特區實施,故澳門特區司法機關在審理該案時,完全可以依據該法第十九條「在公眾場合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沾汙、踐踏等方式侮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情節較經的,參與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處罰規定,由公安機關處於十五日以下拘留。」的規定,給予適當的懲罰。

  三、2011年6月23日《從兩新興工運團體舉行記者會說開去》(節錄)

  其實,某些新興工運團體的某些「行為藝術」越來越出格,也與司法機關的優柔寡斷有一定關係,而使他們有恃無恐。實際上,去年「五一」遊行中有人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為「標槍鐵器」擲投警員,及倒插國旗,這是有電視鏡頭可以作證的,並也清晰地攝下了這是哪一個人的行為,而且據說全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的電視台新聞節目都已轉播了這個鏡頭,根本無從否認。這種違反按《澳門基本法》附件三規定在澳門特區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的行為,司法機關就應當依法予以懲處,以維護法律和國旗的尊嚴。否則,某些人可能會受到「司法機關投鼠忌器,不敢處理」的鼓舞,幹出比「投擲國旗」更嚴重的的涉嫌犯罪行為。實際上,正因為是連違反《國旗法》的行為都沒有被依法處理,就使得某些人更以為其在澳門的「肢體衝突請願」行為的位階,高於任何法律規定,就更助長其氣焰。

  筆者不是「法律人」,並不熟悉澳門特區的刑事訴訟程序。但依稀記得,曾有媒體刊出政府機關提供的法律推廣資料謂,當檢察機關知悉涉嫌犯罪事實時,應當進行偵查,並決定是否予以控告。但無論是證據確鑿的侮辱國旗案,還是仍待進一步偵查的「銀河假招工事件」假案,都未聽到依法查處的消息。實際上,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揭露在「銀河」招工過程中,「有警員發現有在現場的人士將填好的表格丟進黑色膠袋內」,就顯然是「國會縱火案」的翻版。既然如此,司法機關就應及時主動進行偵查,蒐集證據,依法處理。這不但能給觸犯《刑法》的人給予法律警誡,而且也可揭穿某些所謂「工運鬥士」的醜惡咀臉,剝下其經常藉口這藉口那進行擾亂社會秩序活動的「正當性」和「合理性」。即使是事件中涉嫌「侵犯名譽罪」中的「誹謗罪」,是屬於自訴案的「告訴乃論」,那麼,其所涉嫌「妨害公正之實現罪」中的「作虛假之證言罪」,卻是屬於公訴,司法機關有權主動介入。即使是免除行為人的刑責,也應在輿論上予以譴責,以儆效尤,不容有人繼續以各種違法手段來破壞社會和諧。

  四、2011年7月14日《從梁麗卿案歸檔看應避免走向另一個極端》(節錄)

  據葡文《句號日報》報導,在前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貪汙案中,商人林偉因行賄罪被缺席審訊後判監六年十個月,他的妻子梁麗卿亦因涉嫌行賄而成為案中嫌犯。同案中多名商人亦已判罪,只有梁麗卿一直沒有被當局起訴,四多以來一直只是案中的嫌犯。當局對她進行了兩項調查均沒有結果。現時當局已將對梁麗卿的調查歸檔了結,因此她不再是歐案中的嫌犯,可以舒一口氣。梁麗卿曾經在今年三月份在報章刊登公開信,要求當局「如果掌握證據的話就對她提出起訴,不要令她長期戴著嫌犯的『帽子』。」

  檢察院將已拖宕了四年的梁麗卿被指涉嫌行賄案歸檔此舉,顯然是要搶在立法會通過《廉政公署組織法》修訂草案之前,對梁麗卿的事件進行「緊急危機處理」。實際上,倘等到立法院通過該法律草案並由特首簽署頒布之後才採取行動,就必將會陷於被動。盡管該法案的效力不溯及既往,亦即檢察院在立法之前的所為並無抵觸該法律的規定,但在法律頒佈後才採取行動,就將會予人「被迫」及「心不甘情不願」的感覺,將會對檢察院的威嚴造成有所減損。因此,檢察院在該法案獲得行政會通過並將送交立法會審議之時,積極爭取主動,就將無須負任何責任,盡管梁麗卿及其委任律師對此曾有所指責。

  由此,檢察院已經解決了「超期不歸檔」的極端不作為問題,但似乎卻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就是對某些證據確鑿的涉嫌違法行為,「超期不控訴」。那就是在去年的「七一」遊行中,有人侮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此行為既違反按《澳門基本法》附件三規定在澳門特區生效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第十九條關於「在公眾場合故意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侮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情節較輕的,參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處罰規定,由公安機關處以十五日以下拘留」的規定,也違反了澳門特區第五/一九九九號法律《國旗、國徽及國歌的使用及保護》的第九條關於「焚燒、毀損、塗劃、玷污或踐踏國旗」,構成「侮辱國家象徵罪」,處最高三年徒刑,或科最高三百六十日罰金的規定。而按相關刑事訴訟制度規定,侮辱國旗是屬於公罪,檢察院知悉後就應主動進行偵查。而從案發的去年「七一」到如今,已經整整一年,早就超逾八個月的期限,但未見檢察院有發布對此案作出處理的報導。

  國旗代表著國家的尊嚴。而某些人當日的做法頗為卑劣,不但將國旗倒插在與警察對峙的「陣地」,而且還將帶桿國旗當作是「標槍」,向警方投擲。這種行為透過電視鏡頭和照片,傳遍於不少國家和地區,鐵證如山,檢察院諸檢察官沒有理由看不到。如果任由其不了了之,置國旗尊嚴於何處?

  另外,據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月前公佈的資料,某些人在所謂「銀河假招工」事件中,已經涉嫌「造假」,並據此「偽證」向特區政府及其勞動行政主管部門施加壓力,還在社會上大造輿論,甚至將之作為進行示威遊行及向政府請願的藉口。如果說,「誹謗」是屬於「告訴乃論」的私罪,必須由受害者「銀河」提起訴訟才予以偵查,那還可以理解的話,那麼,「偽證」是公罪,檢察院在得悉此事實後,是必須主動進行偵查的。但檢察院似乎是對此嚴重打擊特區政府公信力,並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卻是不聞不問,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五、2012年10月18日《司法年度開幕禮折射法制法治建設迫切性》(節錄)

  這就是何超明院長所指的一些機構因不依法辦事而導致矛盾或糾紛後,自身不願承擔責任,卻簡單地將問題和矛盾推給司法機關的問題。這已超出「體制」問題,而是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職業道德,及「依法行政」意識的問題,還需下更大功夫解決。

  對此批評,可能某些行政機關工作人員也有不同意見。實際上,筆者就不止一次地聽到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在私下咕嘀,在某年「五一」遊行中,有人侮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既違反按《澳門基本法》附件三規定在澳門特區生效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的相關規定,也違反了澳門特區《國旗、國徽及國歌的使用及保護》法律的規定,而按相關刑事訴訟制度規定,侮辱國旗是屬於公罪,但一直未見司法機關進行偵查和起訴。另外,某些人在所謂「銀河假招工」事件中,已經涉嫌「造假」,並據此「偽證」向特區政府及其勞動行政主管部門施加壓力,甚至將之作為進行示威遊行及向政府請願的藉口。而「偽證」也是公罪,但同樣未見司法機關主動進行偵查及起訴。這恐怕也是不作為的失職行為。

  因此,如何處理這種行政機關與司法機關「互不協調」的問題,也就成為一個建構法法制、法制社會及和諧社會的新課題。

  以下是「追加」的立案偵查內容

  六、2014年6月10日《一邊是冇地建公屋,一邊是國土被霸佔》(節錄)

  其二、必須嚴格依法治澳、依法施政、依法行政。對於霸佔土地者,依法嚴懲。因為這已不單止是挑戰特區政府的管治權威,而且更是侵佔國家財產——根據《澳門基本法》第七條規定,特區公有土地屬於國家所有。特區政府倘若無法制止重新霸佔公地的行為,豈非成為任由惡勢力欺淩的「軟腳蟹」?因此,必須依照相關法律,嚴格執行,甚至連同此前收地時惡勢力向官員扔雞蛋等妨礙公務的行為,新帳舊債一併計算。

  其三、司法機關也應履行其職責。運輸土地工務局宣稱,已就惡勢力重新霸佔公地的行為向檢察院提出檢舉。既然如此,檢察院就宜依照相關法律,履行法制法治責任。而且在偵查過程中,即使是必須遵循「司法保密」和「偵查不公開」原則,也宜在不涉及具體案情的情況下宣佈已經偵辦該案,以收阻嚇之效,及踐行《澳門基本法》規範的司法機關與行政機關互相配合、互相制衡的政制設計。 

  七、2014年6月12日《香港白皮書的主要精神同樣適用於澳門》(節錄)

  「白皮書」重提警惕外部勢力經香港幹預中國內政的問題。這應引發某些「反對派」人士的自我警覺。前些年「維基揭密」就披露,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經常派人到澳門,一手劄到「反對派」人士中交談;而某些人受此「寵幸」,不知天高地厚,發洩了對中國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的不滿。更值得警覺的是,特區內的某些官員,包括行政機關、司法機關的某些官員,竟然違反《澳門基本法》有關澳門特區對外事務權力的規定,直接與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的官員發生關係,交換對澳門政情的意見。另外,某些「反對派」團體也曾妄顧《澳門基本法》有關選舉的規定,及葡國國會宣佈將兩個國際人權公約延伸於澳門適用、回歸後中國政府就兩個國際人權公約適用於中國澳門,都對其有關選舉的內容作出保留的聲明的事實,今日就澳門政制發展問題到聯合國告狀,指責澳門沒有遵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有關選舉的規定。

  值得注意的是,「白皮書」第五部份第三節「堅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治港」》,將「治港者」的範疇界定為: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等。比照澳門特區,就是「治澳者」。既然如此,上述人員都應以「以愛國者為主體」來嚴格要求規限自己,包括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行政會成員的決策,立法會議員的立法行為,司法機關的行使司法權力審理案件,都應如此。在過去,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方面,在此方面問題不大,但司法機關的某些機構對待涉及到政治問題的案件,卻是發生了某些偏差,有著偏袒「反對派」以至是壓抑建制派,甚至是對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拆爛汙」的傾向,這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八、2014年6月27日《從選舉工作準備就緒談到補強選舉法律》(節錄)

  正如前述,宋敏莉領導下的選管會最為人稱道之處,是針對前幾次立法會選舉和特首選舉中出現的不規則情況,及目前澳門社會也受外來超越民主制度遊戲規則的所為的影響,對行政長官選委會委員的選舉規範,作出了更縝密、更具體的指引。尤其是突出了禁止在所有投票站內使用包括傳呼機、對講機和手提電話等電子通信設備;在投票站內及其運作的建築物外一百公尺範圍內,禁止以任何藉口強迫投票人透露已作的投票或投票意向,投票人亦不得以任何藉口透露其已作的投票或投票意向;違者可被追究刑事責任。

  既然已經有此指引,還應嚴厲執行。在投票當日,及隨後的行政長官選舉的過程中,尤其是在兩個月後的行政長官選舉的投票日,宜情商警方支持,調派足夠的人手,在各投票站外執法,嚴禁一切破壞民主選舉的行為發生。倘有發現,當即執法。不能再像五年前的行政長官選舉投票當日那樣,明明是有某選委不但拒絕投票,而且還把未填寫的選票攜帶出場外,在投票站一百米的範圍內,大聲向媒體表達他心目中的特首人選,嚴重違反《行政長官選舉法》的相關規定,而選管會和有權責的司法機關卻不執法那樣的事情再次發生。

  其實,這種破壞民主選舉的行為,在其他地區是懲罰頗重的,不但是需要負上刑事責任,而且還要被遞奪此後參加民主選舉的政治權利。實際上,台灣地區的《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就規定,不具選舉和被選舉權者,除了與澳門特區選舉法律相對應的被宣佈禁治產、精神錯亂,被確定剝奪政治權利者之外,凡被法院終審定讞,犯有外患罪和內亂罪、犯有貪汙罪,及犯有破壞民主選舉罪的人,都不具選舉和被選舉權。而破壞民主選舉罪,包括「投票受賄罪」、「投票行賄罪」、「妨害投票罪」、「意圖漁利包攬賄選罪」等。凡是被法院終審定讞犯有此等罪行者,不管其刑罰輕重,均不具選舉和被選舉權。

  因此,建議日後在修訂《行政長官選舉法》和《立法會選舉法》時,也參考這些經驗,引進相關規範,凡是被司法機關終審確定,觸犯《維護國家安全法》中所列各項罪名,貪汙受賄罪名,及破壞民主選舉罪名的,均不得享有行政長官選舉、行政長官選委會選舉,及立法會選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九、2014年7月21日《特首選舉開始提名崔世安或將再唱獨腳戲》(節錄)

  但無論如何,都將難以再次發生上次行政長官選舉時,有選委拒絕投票,造成發出選票與收回選票不對數,倘在其他地區就有可能會受到「作弊」質疑;而拒絕投票者還自鳴得意,在投票會場外與會場同屬一棟建築物,距離會場不到一百米的公眾場所出示其攜帶出外的空白選票,造成「亮票」亦即違反有關不得公開投票情況的規定的情況。因為行政長官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宋敏莉已經強調,將會嚴格執行《澳門基本法》和《行政長官選舉法》的規定,防範一切違法行為,倘有發生,將會嚴格執行《行政長官選舉法》的規定,予以檢控。

  因此,相信就不會再像上次那樣,明明是各類媒體都有有關此等違法行為的報導,亦即是各擁有權責的機構都知悉發生了違法行為,卻都不聞不問,沒有執行自己的偵查及檢控職責那樣的情況,再次發生。

  十、2014年7月24日《對檢察長辦公室來函的幾點回應及說明》(全文)

  前日,本報總編輯接到署名為「檢察長辦公室」的來函,對本欄六月二十一日《從選舉工作準備就緒談到補強選舉法律》一文中談及「不能再像五年前的行政長官選舉投票當日那樣,明明是有某選委不但拒絕投票,而且還把未填寫的選票攜帶出場外,在投票站一百米的範圍內,大聲向媒體表達他心目中的特首人選,嚴重違反《行政長官選舉法》的相關規定」,及七月二十一日《特首選舉開始提名崔世安或將再唱獨腳戲》一文中,所提「明明是各類媒體都有有關此等違法行為的報導,亦即是各擁有權責的機構都知悉發生了違法行為,卻都不聞不問,沒有執行自己的偵查及檢控職責」,作出反應,並指責本欄「多次不符事實的評論給司法機關帶來不良影響」。

  對此,本欄認為有必要據理進行回應及說明。

  一、本欄「兩文」並沒有明言上述所為是由檢察院作出,但既然檢察長辦公室「來函」自動對號入座,本欄也就坦然承認,本欄「兩文」的議評對象,包括檢察院在內。

  但本欄仍然衷心感謝檢察長寬宏大量,沒有因為「兩文」議評檢察院,而立案偵查及起訴本欄「誹謗檢察院」,而是按照《出版法》的相關規定,以發函形式予以說明及澄清。而敝報也樂意執行《出版法》的相關規定,原文並全文予以刊出。這也可算是澳門特區新聞自由及新聞自律,及官民和諧的充分體現。

  當然,檢察院倘能忠實執行《刑事訴訟法典》有關偵查期限的規定,及《澳門基本法》有關「澳門居民在被指控犯罪時,享有儘早接受法院審判的權利」的規定,按期偵結本欄所涉的某項「誹謗」案件,就更能體現法治精神。

  二、本欄「兩文」所指的涉嫌違法行為有所本。《行政長官選舉法》第一百二十七條第二款規定,「在投票站內或其一百公尺範圍內,透露曾投票或擬投票的候選人者,科最高二十日罰金。」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管理委員會也多次作出類似的指引。而當時事件發生的地點,是在與投票站同一幢建築物(即「澳門蛋」內),而且就在投票站的門外,距離投票站不到一百公尺。

  三、確實存在本欄「兩文」所指的事實。即使是檢察長辦公室的「來函」,也有「自二零零九年有關事件發生至今」的表述,證實了當時確實是發生了本欄所指的「有關事件」。實際上,當時本澳的所有媒體,及部份香港媒體,以至「維基百科」有關第三屆澳門特區澳門行政長官選舉的詞條,都有此報導或表述。本欄「兩文」是根據事實而進行評議。 

  四、檢察長辦公室的「來函」說,「檢察院從未收到相關機構或實體就有關事宜提交的刑事檢舉」。對此,我們對「犯罪消息」的獲悉有不同看法。《刑事訴訟法典》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二款規定,「有犯罪情況時,必須展開偵查,但本法規定之例外情況除外。」

  對此,由時任檢察院檢察官的徐京輝撰寫的《澳門刑事訴訟法》一文(收錄進由劉高龍、趙國強主編,駱偉健、範劍虹副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澳門法律新論》一書),是這樣表述的:

  任何犯罪消息只有經檢察院決定立案後方可展開偵查。為此,法律明確規定,檢察院可以自行獲悉犯罪消息,或透過刑事警察機關或透過他人檢舉取得犯罪消息。對於刑事警察機關知悉的犯罪消息和他人檢舉的犯罪消息,只有送交檢察院後才會產生刑事訴訟的法律效果。《刑事訴訟法典》第二百二十六條和第二百三十一條還明確要求,刑事警察機關獲悉犯罪消息後,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將所知悉的犯罪消息轉達檢察院。」

  徐京輝檢察官還進一步表述:(二)實施偵查  檢察院決定立案偵查後,通常將卷宗送交刑事警察機關,授權刑事警察機關直接實施偵查措施。

  (三)偵查終結(控訴或歸檔) 偵查終結後,由檢察院對案件進行審查,以決定是否提出控訴。

  根據《刑事訴訟法典》的規定,偵查終結後的案件處理結果通常有兩種:一為提出控訴,另一為將案件歸檔。

  《刑事訴訟法典》第二百六十五條第一款規定:「如偵查期間收集到充分跡象,顯示有犯罪發生及何人為犯罪行為人,則檢察院須對該人提出控訴。」

  所謂充分跡象,是指能夠合理顯示出嫌犯可能最終在審判中被判決刑罰或保安處分的跡象。需指出,在自訴案中,如果輔助人提出自訴,檢察院可在自訴提出後十日內,提出相應的控訴,但該控訴不得超出自訴的事實或對自訴的事實構成實質變更。

  該法典第二百五十九條規定,在下列情況下,檢察院應將案件歸檔,而不提出控訴:

  a、經偵查,收集到足夠證據,證明無犯罪發生,或嫌犯未以任何方式犯罪;

  b、依法不得提起訴訟(如追訴效已過、大赦、檢察院無正當性等);

  c、經偵查,未能獲得顯示犯罪發生或何人為行為人的充分跡象。

  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澳門刑事訴訟法在公訴問題上採用的是法定的控訴主義,即檢察院對於符合控訴條件的案件必須提出控訴,在控訴與否的問題上檢察院不享有酌情裁量權。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根據法律規定,對檢察官作出的歸檔批示,利害關係人可以向檢察官的直接上級提出異議,亦可向刑事起訴法庭法官聲請展開預審。對於控訴,利害關係人亦有權提出預審聲請。

  徐京輝檢察官文中的「檢察院可以自行獲悉犯罪消息」,及「檢察院對於符合控訴條件的案件必須提出控訴,在控訴與否的問題上檢察院不享有酌情裁量權。」的闡釋,應是可以回答檢察長辦公室「來函」所述的問題。

  筆者不是法律工作者,更不是司法官,對「獲悉犯罪消息」的理解容或不準確。但徐京輝檢察官的闡釋,當全澳媒體都大篇幅並以顯著版面報導某選委的有關行為時,是包括檢察院在內的任一受眾,都已經知悉當時確確實實已經發生了該宗涉嫌違反《行政長官選舉法》第二百四十五條第二款規定的行為的。

  十一、2014年7月30日《「針對政府高層不公平案件」終水落石出》(全文)

  曾經擾攘了兩、三年,在澳門特區掀起形同「輿論審判」的浪潮,因而被案中辯護律師指為「從未見過針對政府高層如此不公平」,甚至還導致初級法院在公眾假期連夜發表「書面回應」,澄清「刑事預審程序將被安排至明年才開展」的言論,讓人產生兩個司法機關之間「不咬牙」的「十幅墓地瀆職案」,昨日由初級法院合議庭作出裁決,指出無法確定有任何人曾刻意收藏了涉案十個永久墓地的原始文件,四名嫌犯在回應檢察院請求的時序上沒有表現出拖延的態度及各人所作的行為均符合其職務範圍;而涉案十個永久墓地的批出是發生於臨時澳門市政局時期,當時四名嫌犯均沒有參與有關程序,表面上看不到檢察院的介入將會威脇到四人的利益,而起訴書內亦沒有指出關連性事實,使法庭難以推斷四人或有的犯罪意圖。鑑於未能證實四名嫌犯曾實施起訴書內所載的犯罪事實,欠缺「瀆職罪」的客觀及主觀要素,因此,應判譚偉文等四名嫌犯無罪。

  其實,該案在結案陳詞當日,以至在合議庭法庭調查的最後階段,重新傳召一位伍姓證人到法庭作證之時,不少人就已經心中有數,這宗其實即使是如同起訴書所述的案情,也是程度較輕,但卻被人為刻意放大了的「瀆職案」,四名被告獲初級法院合議庭判決無罪的機率極高。這是基於以下幾個理由:

  一、從程序上看,此前終審法院已就法務行政法務司司長陳麗敏的預審案件,作出「不起訴」的裁決。而陳麗敏所涉的案件,與這宗「瀆職案」密切相關,而且這宗案件都是由同一位法律輔助人而發起,因而有著因果及「起承轉合」的關係。而按照《澳門基本法》和《司法組織綱要法》的規定,終審法院是澳門特區的終局審判法院。由此,終審法院對互有關聯的案件作出的裁決,對其下級法院的裁決,有著指導性的意義及作用。實際上,在初級法院作出判決後,倘控辯雙方不服而逐級上訴,到了終審法院,終審法院不可能作出與自己先前裁決相悖的判決。

  在此,應當高度肯定主理「十幅墓地預審案」的終審法院法官宋敏莉,不受當時幾乎是「鼎沸」的「民意」尤其是「輿論審判」的影響及幹擾,堅持獨立辦案,不怕輿論壓力,依法依理地作出裁決的公心,不帶任何私人偏見。

  其二、從案情上看,初級法院合議庭也是不受社會上的「輿論審判」的影響和幹擾,而是以法律為準繩,以事實為依據,對案情層層剝離,細心分析,還原了事實真相。四名被告不但並不是像起訴書所言,刻意拖延向檢察院送交涉案文件,而是因為確實找不到相關文件尤其是原件,而無法及時地送交檢察院,而且相反還經過庭審,而揭發了大部份檢察院所需要的文件,都存在檢察院根據其證言控告四名被告的伍姓證人的文件櫃內,而使得民政總署的職員,滿頭大汗四處尋找,也遍找不獲。此行為與四名被告完全無關,而且恰恰相反,導致四名被告被檢察機關起訴的最關鍵證言,就是來自此位伍姓證人的證詞。因而也就難怪,當伍姓證人再次到庭作供,不但是部分地推翻了自己先前在檢察院的證言,而且也無法解釋為何相關文件會在自己曾管有的文件櫃(夾)內,甚至還表示沒有證據表明被告刻意拖延向檢察院送交文件時,社會上掀起一片驚呼責罵聲。

  其三、不管這位伍姓證人是疏失、失憶還是有意誤導檢察機關辦案,甚至還導致檢察機關負責人錯置「預審」程序,使得初級法院不得不連夜發表「書面回應」,說明「預審」的程序,以避免不明司法程序的民眾對司法機關產生不必要的誤會,都是由於這位伍姓證人的證言所致,浪費司法資源和成本,影響司法機關及其負責人的聲譽,陷其於不義。而且,從另一角度看,似是有利用司法機關誣陷四名被告之嫌。因此,辯護律師在庭審中的一些說法,就很能說明此人的職業道德很有問題。這從這位伍姓證人再次出庭時,旁聽人員報以被助理檢察長形容為在其十幾年的職業生涯中,首次遇到有人在法庭上喝倒彩的噓聲,及昨日譚偉文等被告離庭時,旁聽人士卻報以熱烈的掌聲,就可見人心的向背。

  其實,即使是一些曾經受到誤導,甚至是出於個人某種動機,而對該案「窮追猛打」的人士,在初級法院合議庭庭審的最後階段,也已發現是一場「大烏龍」。就以某位經常打電話上「澳門廣場」,頭頭是道地引述各項法律條文,抨擊四位被告以及其頂頭上司,以至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人士,在合議庭進行結案陳詞的前一日,還大聲呼籲民眾到庭聆聽結案陳詞,看看特區政府是如何「黑箱作業」的云云;但在結案陳詞後,卻一反常態,不再上「澳門廣場」嗆聲了。可能他也發覺自己被表面現象所誤導及以至是欺騙了,或是原先以為可以籍這宗案件「借助鍾馗打鬼」,汙名化特區政府的這位先生,發覺已經跌落自己所預挖好的陷阱,因而極為尷尬,沒臉面再上「澳門廣場」發聲了。

  還有一位曾在第三任特首選舉中拒絕投票,並將選票攜帶出選舉會場外向媒體「亮票」,以佐證並強化其「反崔」立場的立法會議員,以為「鴻鵠將至」,又尋到了一個「修理崔世安」的機會,終日糾纏著「十幅墓地案」,並要求崔世安就該案進行公開表態;當崔世安以司法保密為由時,他又批評「這個說法很荒謬」,且有「呃人」之嫌,聲稱司法保密只是針對司法機關及涉案人士等,特首根本不適用,「乜嘢都可以講」。以圖誘使崔世安在該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的情況下,就該案發表談話,而造成行政長官幹預司法審判,向司法機關施加輿論壓力的「既成事實」,借此來損害澳門特區的法治環境和形象,及損害行政長官的法治形象。但當初級法院合議庭進行結案陳詞之後,這位「勇士」卻啞口無言了。

  這宗案件,對各方面都是一個沉重的教訓,特區政府也因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那就是辯護律師所說的「從未見過針對政府高層如此不公平」。當然,更是給檢察機關一個教訓,日後在偵查案件中,不要偏聽偏信,更不要先入為主,因而導致自己只是喜歡聽「所需要的」證言,而忽略了有可能是反映真正事實真相,但並非符合自己「先入為主」認定的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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