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萬億美元的海外工程怎麼拿

 “國內銀行提供項目融資時卻要求風險全覆蓋,即國內企業要代替國外合作方提供幹股部分的擔保;但是,國資委又要求國企只能對自身所占的股權提供擔保”

  根據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不完全統計,在“一帶一路”、互聯互通建設起步期,中國對外承包工程企業正在跟蹤的海外項目金額高達近1萬億美元。

  然而,在傳統金融信貸模式之下,中資企業在對外投資、融資擔保方面正面臨嚴重瓶頸,面對如此巨大的市場“沒法下手”。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會長助理辛修明對《瞭望東方週刊》表示。

  “現在‘一帶一路’、互聯互通倡議都是以基礎設施建設為基礎,可以說,如果不能解決這些投融資瓶頸問題,我們的企業在與韓國、日本、西方企業競爭時,就不能佔據優勢。”他解釋說。

  此前2014年國務院曾發佈了《關於進一步做好境外投資工作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鼓勵有實力的企業和金融機構合作,採取靈活多樣的方式穩步開展境外基礎設施投資,重點開展配合境外能源資源開發和鐵路、公路、港口、管道等周邊通道建設的基礎設施投資”。

  “‘走出去’永遠都應該是一個體系,而不是企業的獨立行為。”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盧山認為。作為一家大型企業的負責人,他對於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等機構研究、籌建的各類投資基金、擔保基金“舉雙手贊成”。

  韓國企業為什麼能有項目

  “2014年在對37家核心會員企業進行調查時我們瞭解到,企業因融資擔保問題未能簽約或簽約未執行的項目金額占其跟蹤及新簽合同額的65.9%,其中72.9%的企業認為有必要儘快設立專門的對外承包工程擔保資金。”辛修明說。

  在中資企業進行海外市場開拓的過程中,援外優惠貸款和優惠出口買方信貸(簡稱“兩優”貸款)曾發揮過重要作用,但其額度較小,且受到主權擔保融資模式的制約。

  “所謂主權融資擔保,是貸款的擔保條件。打個比方說,中國給某國提供貸款,但某國要用國家主權(財政)擔保來承諾還錢。它在很多國家難以擴大。比如有的非洲國家,借錢的數額已經超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於其外債占GDP比重的上限。一些東歐國家,即使中國想對其提供優惠貸款,他們也因上述原因而不用。”辛修明解釋說。

  當前中資企業已開始向拉美、中東歐等中高端市場發展,甚至嘗試進入歐美等發達國家市場。而且中高端市場占整個國際基建市場份額的60%以上。

  不過,這些中高端市場的公共基礎設施項目多採取PPP(公私合作關係)或BOT(建設—經營—轉讓)等方式吸引私營資本進入,基本不接受主權擔保融資。

  “一般擔保融資的代價卻讓中國企業不堪負重。”辛修明說。

  一個具體例子是,在中東市場,韓國公司和中資企業始終競爭激烈。“一些電站建設項目,其實我們企業的技術、管理實力都很強,但商業貸款利率高達7%左右。韓國融資政策卻比我們低得多,一般利率在3%以下。韓國企業在中東市場拿到的項目金額是我們的兩倍。”辛修明解釋。

  在此類項目融資過程中,國內銀行也會要求企業在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投保,保費可能高達7%~8%。加之中資企業有相當一部分項目在風險較高的國家和地區,因其國家風險評級高,項目信用保險費率更高。

  在進行項目融資時,國內銀行還會要求提供國內母公司擔保。辛修明認為這類做法造成了企業決策的進退維穀,“老項目沒完就很難再接新項目。而且一旦公司提供了擔保,公司的資產負債率就變高,達不到國內監管機構的要求。”

  “這是國內銀行對項目的鑒別能力信心不足,更多地依賴連帶責任或者母公司的財務報表作出決策。但西方銀行不一樣,他們比較專業,能把金融工具都整合起來,為企業提供最好的服務和支持。”中地海外集團有限公司戰略與發展總監黃世毅對《瞭望東方週刊》解釋說。

  電站項目是中地海外集團有限公司的重點領域,“國外銀行非常喜歡”。但是外國銀行可以提供沒有追索權的項目融資。項目一旦失敗,只能追索到項目公司,母公司總體資產不受影響。“但中國的銀行基本上不碰這塊,這並不符合國際市場慣例。”黃世毅表示。

  在對中國發展非常重要的境外資源開發項目上,則會出現擔保真空的問題。“國外合作方往往以資源權益或勘探開採許可等折價入股,並不實際出資。國內銀行提供項目融資時卻要求風險全覆蓋,即國內企業要代替國外合作方提供幹股部分的擔保;但是,國資委又要求國企只能對自身所占的股權提供擔保。”辛修明解釋。

  50億撬動1000億

  作為一個重要努力和嘗試,擁有1700多家會員的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正在推動成立對外承包工程擔保基金,希望通過基金引導企業的業務發展方向和發展方式。

  這個基金的直接影響,是為企業提供信用增級,減輕母公司擔保和抵押擔保負擔,同時以橋樑的角色解決當前使用信貸資金所面臨的種種困難。

  “鑒於擔保資金的政策性屬性,我們建議由國家財政全額出資成立。同時也可根據情況需要和政府要求,由對外承包工程企業及其他機構適當參與出資,但出資額應不超過總額的40%。”辛修明說。

  在對外投資項目擔保需求方面,以“一帶一路”等啟動前,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1600億美元、其中投資類項目20%進行測算,即每年投資項目合同額可達到320億美元。

  按照70%的平均貸款比例測算,每年資金投資項目所需貸款約224億美元。根據一般以淨權益(淨資產減去負債)擔保可放大10倍的慣例,資金投資項目貸款擔保要求資金的淨權益不低於22.4億美元。

  在信貸項目擔保需求方面,據不完全統計,中國金融機構現有對外承包工程信貸規模約為300億美元(年增長約10%),這部分信貸資金絕大部分以買方信貸的形式提供給國外業主,再由中國企業完成總承包項目建設。

  以目前的增長率測算,預計未來5年內信貸規模將達到500億美元左右,其中新增部分約200億美元不能提供主權擔保,需要資金擔保方式解決。按放大10倍測算,此部分所需資金支持約20億美元。

  上面兩項需求共計約50億美元。根據資金擔保額按資金資本的10~20倍放大,可為500億至1000億美元項目提供保障,基本可以解決目前企業的融資擔保問題。

  基金起步後,逐漸追加,同時企業逐漸返還從而形成良性循環。

  辛修明認為,該基金如能經批准設立,可由政府相關部門、商會等組成管理委員會負責重大事項決策和協調,制訂專門的《擔保資金管理暫行辦法》規範資金的運作和管理,“包括設立專家評審委員會,組織有關部門和專家對資金投資和合作方案進行獨立評審。”

  新市場的門檻

  “我國對外承包工程多半投在僅占全球承包工程市場40%左右的亞非等新興地區和不發達地區市場。開拓新市場是當務之急。”辛修明表示。

  但是“新市場”普遍不接受主權融資模式,企業必須以投資或項目融資等方式、如BOT、PPP等參與基礎設施項目。這一情況在拉美、中東國家普遍使用,並正向亞洲市場蔓延。

  “搞不了PPP模式,我們就被封死了。”他說。

  目前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業務約80%是EPC(工程總承包)及部分EPC,對外國業主方的依賴性比較強,對整個項目影響力較小。相比之下,BOT、PPP中業主方比較依賴企業,後者的業績增長比較穩定。

  “但如果選擇進入這一模式的項目,企業得先設立一個項目公司,最起碼要先投入項目資本。在啟動項目之前,企業還得投入大量的調研費用。”辛修明解釋說。

  PPP中,企業從項目論證階段就開始參與項目,而EPC中企業在項目招標階段才開始參與。

  特別是PPP項目中,政府一般要與數家企業一起進行項目論證,然後再通過競爭程序選出可合作的一家企業組成項目公司。也有個別簡化程序,直接與意向合作夥伴談判組成項目公司一起啟動項目的。總之,PPP中,企業的前期調研投入非常大。

  “招標時候再進來基本是沒戲的。外國企業把市場都給佔領完了。”辛修明表示。

  中國對外承包工程商會目前也在推動成立投資促進基金,對企業的註冊資金和前期開發項目提供補貼。

  作為整個行業的期望,該基金是否可由國家財政全額出資成立,同時也可根據情況需要和政府要求,由對外承包工程企業及其他機構適當參與出資。但出資額與擔保基金一樣,不超過總額的40%。

  按目前每年中資企業對外需求約320億美元計算。一般情況下,資本金和貸款的比例為3比7,則每年投資項目資本金需求約96億美元。

  通常在資本結構中境外業主占三分之一,投資資金和企業投資人各占三分之一,則為項目提供資本金需要資金約32億美元。

  根據編制項目規劃、可研等前期開發費用占合同總額的比例按2%估算,項目前期開發費用約為6.4億美元。假設成功率為50%,前期費用支持需要約12.8億美元。

  上述兩項合計約50億美元。同時考慮到企業大量儲備項目和業務增長前景,承包商會建議資金起步規模為100億美元,首期出資可為50億美元,以後根據實際情況逐步調整規模。

  “對於這兩支基金的成立,我們舉雙手支持。”中國路橋工程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盧山對本刊記者表示。

  “我們把這個建議上報給政府部門,是希望他們知道行業需要這樣的基金。也不一定完全按照這個模式來弄,可以參考我們的建議,推出一些有利於行業的舉措。目前有關部門也正在聆聽各方面的聲音。我相信,關於企業融資的問題,未來一定會有所改善。”辛修明說。

(姚瑋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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