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大諜戰

 1949年4月,國民黨中央黨部的紅色臥底沈安娜接獲黨的通知,不必再追隨國民黨南下,可回到解放區。沈安娜自此安全結束14年的潛伏生涯。國共內戰中,大凡隋介石主持的黨政軍重要會議,作為速記員的沈安娜都將情報通過丈夫華明之傳遞給共產黨,她因此被稱作“按住蔣介石脈搏的人”。

  像沈安娜一樣傳奇的紅色特工有很多,曾經紅遍全國的《潛伏》和《北平無戰事》一次次將當年“驚心動魄”的國共諜戰推到大眾面前,但真實情況並非像文藝作品描述的那麼神奇。

  抗戰前紅色諜戰全面遇挫

國民黨在強化組織建設上學習了諸多蘇聯經驗,但它比共產党晚一步建立諜報組織。從北伐到定都南京,國民黨政府並無諜報機構,秘密活動依靠幫會,如“四‧一二”事件裏讓青幫解決共產党的武裝工人糾察隊。

1927年5月,共產黨中央軍委特務工作處成立,這是國共兩大陣營裏最早的諜報機關。得益於沒有像樣的對手,還因軍閥割據、國民黨寧漢分裂造成的混亂,特務工作處初期取得了不錯的成效。

汪精衛很快發動“七‧一五”反共事件,共產黨中央機關無法在武漢立足,只好轉移到上海租界。特務工作處也在10月改組為規模大於往昔的特別行動科,即大名鼎鼎的“特科”,周恩來任負責人。

1928年2月,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設立党務調查科,由陳立夫負責。國共間初期的諜戰較量主要在這兩個組織間進行,初期國民黨無優勢。

“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封閉的很嚴密,在我擔任這個工作最初一年之間,從各方面摸索,始終找不到門徑。”1930年初調任調查科科長的徐恩曾曾在回憶錄裏感嘆初期工作的困難,但他很快等到“敲開了共產黨地下組織大門”的機會。

1931年4月,共產黨漢口市委書記尤崇新叛變,指認在武漢裝扮成魔術師的顧順章,興奮不已的徐恩曾執意要爭取顧順章,未幾便遂願。

顧順章指出徐恩曾的機要秘書錢壯飛是地下黨,但錢壯飛已經跑路,還向組織通報了劂頃章的變節,上海的共產黨在第一時間迅速轉移。“要不是錢壯飛同志,我們這些人都會死在國民黨反動派手裏。”周恩來說。

  但顧順章身居黨內要害地位,知道太多共產黨的秘密。“他好像一部活動的字典,我們每逢發生疑難之處,只要請助於他,無不迎刃而解。”徐恩曾說,因為有頓的幫助,“共產党在全國各地的地下組織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打擊,受創嚴重的地區,竟至無法恢復組織。”

從1930年到1933年,國民黨方面連續破獲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共產黨地下組織。共產黨從江西蘇區調來大批人員補充損失,但無濟於事,多數補充著被捕後叛變。 徐恩曾讓這些被捕後叛變的人編寫特務教材、擔任特務教員,暗中變節的則繼續留在共產黨組織內,使國民黨全面滲透共產黨地下組織。

1934年9月,負責懲治叛徒、暗殺國民黨特務的中央特科行動科(紅隊)35人全部被捕,其中有7人是國民黨臥底。這一年共產黨損失慘重,用當年劉少奇的話講,白區組織損失接近100%。

因絕對實力懸殊,共產黨在第一輪國共諜戰中全面蔣敗。

  抗戰中紅色諜戰起死回生

抗戰全面爆發後,周恩來飛赴南京,為,陝複共產黨的組織活動爭取到合法陸地位。

“根據雙方新的協議,共產黨員可以在國民政府的統治區域裏,享受普通公民所能享受的一切權利。”徐恩曾說,共產黨因此重整旗鼓,在西安、武漢、重慶等中心城市設立八路軍辦事處。身穿國民革命軍軍服的辦事處人員,雖與國民黨情治系統不斷產生沖突,但後者除了監視外很難採取攻擊手段。

共產黨也吸取抗戰前的教訓:首先要求地下工作者放棄與社會隔離的政策,取得正當職業作掩護。其次是“守法”,不在國統區建立反國民黨團體,也不再吸收進步群眾入黨,減少刺激國民黨,並防止國民党特工混入。

同黨外人士發展關系的統戰工作也惠及到地下戰線。在桂林,李克農得到桂林行營主任李濟深的庇護。在西安,共產黨把秘密電台安裝在場虎城公館。有人被捕後也不再如以往孤苦無依,他們可獲得社會各界和輿論的聲援,最終被共產党高層通過談判領走,這大大減少叛變的可能陸。

抗戰期間大量愛國青年進入共產黨的學校和培訓班,隨後奔赴各地釣口各種抗戰工作。其中一些人進入國民黨要害崗位工作,在日後內戰時做出重要的諜報貢獻。

他們都屬特別黨員,不需要剔口組織生活,也不被要求提供情報,只等情況合適時被啟動。

在擔任胡宗南機要秘書前,熊向暉去了漢口的八路軍辦事處,董必武鄭重告誡他,要保持不左不右的政治面貌:“也許不需要你或你不可能撥揮特殊作用,你都不要著急,要甘於做閑棋冷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蘿卜,白皮紅心。”

著名的共產黨潛伏人員,通常是名門望族或官宦之家出身。在一個組織不嚴密的政黨裏,過硬的人脈關係是個保護罩。

熊向暉的父親是湖北高等法院庭長,1940年春軍統電台案中被捕的張露萍父親則是川軍師長余安民。沈安娜也出身望族,1938年,上級命令她找時任國民黨中央党部秘書長的朱家驊謀職。朱家驊非常高興,不僅讓她任秘書處的速記員,還用國民黨中央委員的身份讓她“特別入黨”。

不過,國民黨情報機構並不像文藝作品渲染的那麼笨,熊向暉的行動早被對方察覺,胡宗南因惜才而大力保護才多次乎安渡險;保密局人員亦多次想找沈安娜談話,但都被她以“你去找朱家驊”為由擋開。當時,共產黨還擁有蔣介石曾承諾給予的合法公開地位,國民黨’隋報機關不便強硬行事。

抗戰時,國民党也實施對共產黨的滲透行動,軍統的漢中特訓班培養出大批特務,利用延安召集知識青年的機會,滲透各部門。

漢中特訓班的檔案至今未公佈,作家郝在今的《中國秘密戰》一書是唯一介紹它的公開出版物。據他說,共產党在延安抓了32人,在其他根據地抓了55人。而1955年解放軍攻取一江山島後繳獲的軍統檔表明,軍統在抗戰中向共產黨派出670餘名間諜。公安部立即設立603專案,最終抓獲631人。

  紅色諜戰全面勝利

1948年5月18日,國民黨空軍襲擊華北軍區機關和毛澤東駐紮的河北阜平縣城南莊,所幸毛澤東提前轉移了住所。

這就是著名的“城南莊事件”。破案線索最終來自留在保定的國民黨檔案,一份電報文件洩露了間諜名字一一劉從文,華北軍區司令部小灶司務長。保密局通過中間人收買劉從文,獲得軍區和中共中央駐地信息,這差點改寫歷史。

這是國民黨在內戰期間最輝煌的諜戰成就。此前,1947年9月,北平的共產黨地下電台被破獲,隨後華北、西北、東北的情報組織遭重創,123人被捕,是為“北平間諜案”事件。

除此之外,國民黨在內戰時期的諜戰作為乏善可陳。國共軍事決戰裏,最具傳奇色彩的軍事間諜當屬郭汝瑰和劉斐,但尚不會瞞認此二人是否為地下黨員。關鍵時刻率軍戰場起事的張克俠、何基灃、廖運周等人,則是地下黨員。在戰場上故意部署失誤以讓解放軍獲勝的韓練成,直到1950年才入黨,周恩來曾贊譽他是“沒有辦理入黨手續的共產黨員”。

中國革命成功後,新政權輕松肅清國民黨潛伏在大陸的間諜,而國民黨在台灣取得勝利。

1949年7月,一份台共的《光明報》被交到蔣介石面前,証明台灣有地下黨活動。憤怒的蔣介石召集毛人鳳等開會商討。當毛人鳳散會走出來後,台灣保密局上校谷正文說正好有臥底潛入一個共產黨的工會,毛人鳳立即命令他從會計室拿兩千元辦案經費,迅速去辦案。

國民黨此時山窮水盡,會計室裏只有800元,谷正文只領了500元,不過他很快抓到基隆市工作委員會書記一一時任基隆中學校長的鐘浩東,之後的進展也非常順利。

化名“老鄭”的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在第一次被捕後逃脫。但他的隨身資料暴露了“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吳石。吳石與參謀總長周至柔的關系非常好,他用這層關系和軍銜來施壓谷正文,但這一套做法在台灣失效,周至柔拒接吳石的電話,吳石被捕。

不久後,蔡孝乾第二次被捕,供出一切,台共被徹底摧毀。

(陳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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