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高壓下的地方佈局

  3月26日,現任廣東省省委副書記、省政法委書記馬興瑞以中央委員身份出任深圳市委書記。同一天,河南省副省長、黨組成員、省公安廳廳長王小洪被任命為北京市副市長、北京市公安局局長。政情觀察人士普遍認為,隨著北京、深圳的人事調整到位,2015年省部高官調整已基本就緒。

  早在2015年初省級兩會期間,地方省部級官員調整就達到高潮。67名副省級以上官員履新,多個空缺要職獲補。

  分析此番地方省部級高官調整所呈現出的新趨勢後不難發現,如此密集的人事調整背後,是各個地方因循中央“依法治國、深化改革”要求下的人事佈局。

  8名“一把手”履新

  馬興瑞出任深圳市委書記,使得深圳成為全國15個副省級城市中唯一由中央委員擔任書記的城市,如此“高配”頗顯不同尋常。而北京執掌公安系統的副市長易人也備受關注。

  69名履新的地方省部級高官當中,有8名是省級“一把手”。其中,2人當選省級人大常委會主任,分別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十二屆人大常委會主任乃依木‧亞森、雲南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主任李紀恒。

  乃依木‧亞森由新疆高院院長轉任自治區人大常委會黨組書記、主任,其少數民族及二級大法官身份頗引人關注。李紀恒則在遞補已升任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秦光榮留下的雲南省委書記空缺後,沒有懸念地當選雲南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履新官員中還有3名政府首長,分別是雲南省省長陳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主席雪克萊提‧紮克爾,以及在海南省五屆人大三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轉正”的省長劉賜貴。其中陳豪與劉賜貴均為“空降”。

  陳豪自2003年任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市總工會主席後,一直在工會系統任職,在2014年10月“空降”雲南出任省委副書記前,曾任全國總工會黨組書記、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

  劉賜貴在2007年由廈門市長升任國家海洋局局長,在此期間,中國三大海域(東海、南海、黃海)海上維權形勢極為緊張,隸屬國家海洋局的中國海監承擔了海上維權的主要任務,特別是在釣魚島及南沙海域實現定期巡航常態化上可圈可點。分析認為,他在沿海重要省份福建的任職經歷,為其“外放”至同是沿海省份的海南加分不少。

  此次省級地方兩會中,新疆人事變動幅度較大,包括政府主席、人大常委會主任、高院院長三個正職都進行了調整。

  原新疆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雪克萊提‧紮克爾,接替已上調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的努爾‧白克力,轉任自治區黨委副書記、政府主席,這一人事變動引起廣泛關注。紮克爾的從政履歷引發觀察家們的極大興趣:由烏魯木齊市長,調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副政委;2011年進京,調到全國人大機關,擔任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2013年底返疆,領銜自治區人大;一年之後轉任自治區政府主席。

  由人大轉到政府任一把手的情況,在全國已經有多年未曾出現。同為自治區的西藏,也基本是政府主席轉任人大主任。雪克萊提‧紮克爾此次履新,就被視為2014年末中國政壇的一匹黑馬。

  此外,雪克萊提‧紮克爾的紅色背景亦引發不少關注,其父阿不都拉‧紮克洛夫,早年在蘇聯留學,歸國後組建伊犁地區第一個馬列主義學習小組,參加了三區革命。1949年,他成為中共在新疆發展的第一批15名少數民族黨員之一,建國後擔任新疆省人民政府秘書長,之後又歷任自治區人民委員會第一任秘書長、政府副主席、自治區黨委常委。

  省級政協層面,在31個省份中,四川省、廣東省政協主席一職因李崇禧、朱明國落馬出現空缺,政協主席一職備受關注。此外,天津市政協主席何立峰在2014年6月調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使得該職位出現空缺已經半年有餘。

  最終,四川省委副書記柯尊平、深圳市委書記王榮、天津市紀委書記臧獻甫分別當選四川、廣東、天津政協主席,至此,全國31位省級政協主席全部確定。

  在履新的官員中,“二線”崗位官員回流“一線”尤其值得關注。廣西政協副主席張秀隆平級轉任自治區政府副主席,福建省政協副主席雷春美轉崗福建省委常委並繼續兼任省委統戰部長,河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李文慧履新河南省委常委、秘書長三省,由此不難發現,人大政協官員轉崗黨政系統已成趨勢。

  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二線”不是省部高官的“終點站”,仕途仍有發展。此外,“四大班子”中政協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加強。與此同時,省政協正副職出現年輕化趨勢,政協官員轉崗到黨委、政府的頻率也在加大。

  在本輪地方人事調整中,既有人大政協官員轉崗黨政系統,也有黨政系統官員履新人大政協職務。本次省級地方兩會中,多名副省級黨政官員年滿或年屆60歲,當選為所在省份的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政協副主席。

  比如,北京市委常委、統戰部長牛有成當選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內蒙古黨委常委、通遼市委書記杜梓當選人大副主任;青海省委常委、秘書長王小青當選青海省政協副主席;陝西省委副書記孫清雲當選陝西政協副主席;江西省副省長胡幼桃再度當選江西省政協副主席。

  而中央“空降”地方,地方晉級中央的互動交流,中央與地方專業官員的交流仍是慣例。

  69名副省級職官員調整到位後,“65後”在省級黨委常委擴容態勢明顯。這意味著省級常委序列年齡平均分佈在55後至65後之間,10年梯隊已然成形。

  1月17日,譚作鈞出任遼寧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年僅46歲的他成為全國最年輕的省級黨委常委。此前,最年輕的省級黨委常委為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書記楊岳。楊嶽生於1968年7月,2011年,他以43歲的年齡進入福建省委常委班子。

  除楊岳、譚作鈞外,青海省委常委、副省長王曉也是“68後”。據統計,譚作鈞履新後,全國“65後”省級黨委常委增加至17人。

  山西仍有空缺待補

  事實上,此次地方省部級人事調整規模之大,很大程度上與中央強力反腐直接有關,特別是省級政協、人大系統副職補缺成為重點。

  2014年全年,省級人大、政協系統中,陝西省政協副主席、山西省人大副主任、重慶市人大副主任、陝西省政協副主席、安徽省政協副主席、天津市政協副主席、遼寧省政協副主席、河南省人大副主任、黑龍江省人大副主任9名副省級幹部落馬,職務出現空缺待補。

  山西省是反腐重災區,政協副主席、人大副主任都有落馬,但2015年兩會期間,未見省部官員調整,故令政策與金道銘二人留下的空缺依舊存在。

  分析人士稱,2014年塌方式腐敗令山西官場政治生態嬗變,本土幹部晉級調整恐被貼上山頭派系標簽,故謹慎有加。因此,“空降”或異地交流任職或是山西人事調整的主流。

  原副省長杜善學、原秘書長聶春玉、原太原市委書記陳川平、原統戰部長白雲4名山西省委常委,以及政協副主席令政策、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金道銘在2014年6至8月間先後落馬,其後,中央在9月底“空降”了科技部副部長王偉中、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局長付建華補缺,又異地調派重慶市委常委秘書長吳政隆、山東省副省長孫紹騁補缺。此外,中央紀委常委,監察部副部長黃曉薇亦垂直“空降”至省紀委書記職位。

  這番另人眼花繚亂的補缺,也引發中紀委、重慶、山東、科技部、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等中央部門或地方的後續人事變動。

  中央火速調整了山西的“一把手”,袁純清回京擔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王儒林入晉救火;巴音朝魯順序接替王儒林升任吉林省委書記;農行董事長蔣超良“空降”吉林,接替巴音朝魯任省長;央行副行長劉士余調入農行,接替蔣超良任董事長……

  山西、吉林、農行“一把手”同步換帥,為改革開放後30多年來極為罕見。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因反腐補缺的聯動調整,一定程度上還會加速不同梯隊中的官員螺旋式升遷的速度。譬如,2011年通過出任吉林省政協主席晉級正部級的巴音朝魯,在2012年底獲任吉林代省長,在2014年又再次更上一層樓,接任吉林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從而將吉林省“四套班子”正職都輪崗一遍。

  外界分析說,巴音朝魯成為唯一一個少數民族省(自治區)委書記,可見中央對其政治品格的認可。巴音朝魯在1998年45歲時出任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晉級部級官員序列。此後的13年裏,他先後在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浙江省副省長、浙江省委常委、寧波市委書記、吉林省委副書記等副部級職務上砥礪,可謂厚積薄發。

  省政法委書記脫鉤公安廳長

  十八大後,全國14個省份的政法委“一把手”進行了調整。

  2014年10月底,生於1961年的天津市濱海新區區委書記袁桐利接替散襄軍(當選天津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擔任天津市委政法委書記。這一調整之後,省級政法委書記中,“60後”的規模增至10人,其餘皆為“50後”。

  近年來,“60後”省級政法委書記的規模一直在擴大。2011年8月,當熊選國擔任新疆政法委書記時,省級政法委書記中“60後”僅5人。隨著多地的省級政法委書記的人事調整,“60後”政法委書記已增至10人。其中,2012年履職西藏政法委書記的鄧小剛,出生於1967年8月,是現任省級政法委書記中最年輕者。

  在鄧小剛之前,最年輕的則是現任海南省委政法委書記、常務副省長毛超峰,出生於1965年12月。

  按慣例,省級政法委書記由同級黨委的一名常委擔任。此前,多地政法委書記由公安廳(局)長或政府副職擔任。但目前這一人事配置方式正出現變化。一方面,省級政法委書記兼任公安廳長的數量大幅下降,29省政法委書記不再兼任公安廳長,目前僅湖南的孫建國和寧夏的王雁飛2人在兼任。

  上述變化表明,在政法工作和公安工作思路轉變的背景下,公安機關的領導配置逐漸回歸法制本位。

  除了回歸法制精神外,省級政法委書記脫鉤公安廳(局)長的另一背景是,31名省級政法委書記中,僅有新疆政法委書記熊選國、雲南的孟蘇鐵、四川省的劉玉順、寧夏的王雁飛、山西的王建明、陝西的安東、河北的張越、湖南的孫建國、海南的毛超峰9人有在公檢法系統工作經驗。

  此外,十八大後,地方黨委副書記兼任政法委書記的已增至4人,分別為:浙江省的王輝忠、內蒙古的李佳、湖北的張昌爾和西藏的鄧小剛。

  不過,目前由省政府副職兼任政法委書記的亦有3人,分別是貴州省的秦如培、西藏的鄧小剛,海南省的毛超峰。特別是鄧小剛,同時還擔任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這一情況在31個省級政法委書記中較為罕見。

  省級政法委書記脫鉤公安廳(局)長的同時,副省長兼任公安廳(局)長的趨勢漸明。

  2014年年底至今,山東、河南、河北、陝西、山西、安徽、甘肅、貴州、福建等省公安廳長陸續擢升副省長。此番調整後,由副省(市)長兼任公安廳(局)長的省區已達22個。另有4位省級公安廳(局)長由省級政府黨組成員、省(市)長助理“兼任”,分別是:天津的趙飛,遼寧的王大偉,雲南的楊嘉武,海南的李富林。

  分析人士認為,副省長兼任公安廳(局)長是在“依法治國”背景下,公檢法系統深化改革,特別是公安改革中,將涉及行政審批、戶籍制度、人口服務管理和邊防出入境、消防監督、交通管理等與政府服務型職能納入政府行政序列,由副省(市)長兼任公安廳(局)長,意在推動改革的順利進行。

  “戎裝常委”獨缺山西

  在各級黨委常委班子中,省級軍區(衛戍區、警備區、軍分區、人武部)均有一名軍政主官進入地方黨委擔任常委。他們身兼軍地領導機關職務,是協調軍地關係的重要橋樑和紐帶,一般將他們稱為“戎裝常委”。

  一般而言,“戎裝常委”的變化與解放軍省軍區例行職級調整基本保持一致,因軍隊人事調整的特殊性,亦有省區“戎裝常委”暫時空缺現象,如3月4日剛履新山西省軍區政委的郭志剛,並未接棒前任張少華的省委常委一職。

  據統計,十八大至今,全國已有25個省區市調整“戎裝常委”。在調整的省區市中,北京、上海、福建、湖南、四川、貴州、陝西、寧夏、青海、甘肅等10省區市,“戎裝常委”由省級軍區司令員擔任;內蒙古、山東、江蘇、湖北、湖南、江西、海南、廣西、雲南、西藏、新疆、河北、遼寧、浙江等14省區市,由省級軍區政委擔任;重慶“戎裝常委”則由成都軍區裝備部部長擔任。

  北京、上海、四川“戎裝常委”最為引人關注。

  3月24日,四川省軍區政委劉家國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員、常委,因李亞洲同時卸任省軍區司令員和“戎裝常委”兩職,更顯不同尋常。

  2月22日,潘良時以拱衛京畿要職的北京衛戍區司令員軍事主官身份任北京市委常委。公開報道顯示 ,潘良時生於1957年,2008年1月升任陸軍第39集團軍軍長,步入正軍級將領行列。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2013年12月底,他再獲跨大區晉升,接替轉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的鄭傳福,擔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統領“御林軍”並躋身副大軍區級,晉級速度令人矚目。

  上海警備區司令何衛東,1957年5月出生,祖籍江蘇東台許河,少將軍銜。2月12日首次以上海市委常委的身份出席公開活動。

  截至發稿時的3月31日,在現任31名省級“戎裝常委”中,除山西“戎裝常委”暫時空缺外,北京、上海、重慶等26省區“戎裝常委”均已調整到位,黑龍江、吉林、安徽、河南、天津等五省市“戎裝常委”尚未調整。

(席志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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