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博彩開放之爭

  “如果能建立一套完善的基礎設置和法律體系,對當地經濟、稅收的促進還是可觀的。但如果相關的配套建設沒跟上,對當地社會帶來的創傷也可能十分嚴重。”

根據總部設在多哈的體育安全國際中心(ICSS)和巴黎索邦學院2014年6月公佈的聯合調查報告,顯示全球每年博彩涉及金額最高的五個國家和地區分別為中國、韓國、意大利、英國和中國香港。

據悉,中國人每年花在博彩上的金額高達2.15萬億歐元,其中1.25萬億歐元為合法支出,非法賭博高達9000億歐元。數字如此之高,一方面是因為中國人口眾多,另一方面是因為很多在其他國家合法的博彩形式在中國是非法的,導致很多中國人選擇到黑市或地下賭博機構參賭。

近幾年,中國內地有關開放博彩業的聲音也愈來愈多。北京大學中國公益彩票事業研究所所長、國內首位博彩管理專業博士王薛紅此前表示,除了在賭場中進行的賭桌遊戲以外,所有主要的賭博類型在中國都有其合法的形式,“但現實問題是,博彩業能否進一步開放還很難說”。

而申銀萬國分析師顧柔剛認為,內地在十年內是不會開放博彩業的,因為這一話題非常敏感,即便開始正式討論,到最終賭場建成還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估計內地當下的博彩業還是會以彩票為主。

  中國人最好賭?

網絡上曾流傳一篇《為什麼中國人好賭博?》的文章,作者鄭子甯寫道:“全世界人都知道東方人賭性大,中國人尤勝。中國人好賭並非中國人自己的觀察總結,清末大批探險家、傳教士來華,在他們關於中國風俗民情的觀察當中,熱衷於賭博是他們認為中國人最突出的特徵之一。那些因為賭博而傾家蕩產的中國人常令他們感到不可思議。與世界其他文明相比,中國歷史上的禁賭並不嚴厲。幾乎所有的朝代都下過禁賭令,但無不以失敗告終。行政命令延續力差,效果微弱,無法與在教義上禁賭的伊斯蘭世界、或有限度容忍賭博的基督教文明相比。1949年後,中國官方嚴厲禁止賭博,高強度的計劃體制和社會管控手段極大程度地消滅了民間賭博的空間。”

曾幾何時,中國把“博彩”等同於“賭博”,貶義色彩濃重。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賭博被稱為“六大惡習”之一,與賣淫、色情、吸毒、迷信和拐賣婦女兒童並稱。很長一段時期內,賭博在中國是被嚴厲禁止的行為。1979年全國人大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首次確定“賭博罪”,即“以營利為目的,聚眾賭博、開設賭場或者以賭博為業的行為”。

而在鄭子寧看來,“賭博文化的根基並未被運動式的禁賭摧毀。以麻將為例,‘文革’初期麻將被當作破四舊的對象,但風聲稍松,麻將就死灰復燃。改革開放後,隨著禁令的逐漸鬆弛,不但搓麻聲再次響徹九州,各種地下博彩也從南方沿海興起,傳遍大江南北。2005年,公安部副部長白景富宣佈對少量彩頭的賭博形式不再查處,這與對地下六合彩、賭場的打擊形成鮮明對比。

  賭客輸出國

如今的博彩業主要分為三大類,本質都是概率遊戲:第一類是彩票,如中國的體彩和福彩;第二類是競技類遊戲,如賽狗、賽馬、賽牛、鬥雞,在中國民間長期存在,屬於灰色地帶;第三類是賭場中的遊戲,在中國內地並不合法,而七成以上的聯合國成員國開放了賭場。

根據中國公益彩票事業研究所的市場調查,中國國內合法與非法博彩比例為1:10。“私彩”的玩法從單一的“六合彩”發展到了賭外圍、地下賭球、電影票搖獎等多種形式,形成了規模龐大的地下經濟,當局雖然嚴厲打擊,但是無法杜絕。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足球賭博的範圍和參與人數都大幅增加。

根據騰訊財經報道,儘管市場關注的焦點都集中在中國賭客的海外貢獻,但據王薛紅2014年的估計,中國的非法賭博收入或高達1460億美元,堪稱全球最大的隱形博彩市場。作為博彩業客源最大的輸出國,中國短期內卻無望開放賭業。

中國賭客在國內未能實現賭博願望,只能奔走海外。據總部位於倫敦的博彩咨詢公司H2 Gaming Capital估計,2013年全年,中國賭客在境外累計輸掉760億美元,位居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賭客的1190億美元。而早在2000年,中國賭客的排名連前十都尚未進入。

事實上,過去20年中,中國周邊正在形成“環中國大陸博彩產業圈”。產業圈西起越南塗山郡,南至澳大利亞,東及韓國首爾,北達蒙古、俄羅斯,目標直指絕對禁賭的中國市場。而近些年來新加坡、菲律賓等國開放賭禁,亦動搖著澳門博彩業對中國市場的壟斷地位。

  放,還是禁?

王薛紅公開表示,對博彩的需求,實際上是一種對不確定性的一種追求。“由於人的冒險基因的存在,就有了這個古老行業的存在。完全靠堵的方式,去把這樣一個行業能夠治理好是非常困難的。西方180多個國家,有彩票以及博彩業開放,甚至市場發展得非常繁榮。眾多國家都是從打擊到逐步開放發展起來的,那麼我們國家未來的發展趨勢和發展方向,也必然規避不了這樣的一個歷史發展的規律,應該是疏堵結合比較好。”

新加坡的先例也許值得中國借鑒。2010年,禁賭40年的新加坡開設了兩家賭場。新加坡華文學習研究院院長蔡志禮表示:“政府看到,禁賭多年,人們卻依然想方設法賭博。新加坡是開放的國家,賭博從各個方面向新加坡滲透。有的人週末出國到馬來西亞賭博,有的人坐船到公海賭博,有的人哪里也不去,在家上網賭博。這些賭博行為政府管都管不了。在本國開設合法賭場並認真管理它,並不會導致更多人參與賭博。”

北京師範大學彩票事業研究中心副主任陳海平表示,亞洲很多國家為了避免賭博的負面社會影響,同時又能賺取外快,專門開設一塊合法賭博的飛地吸引外國賭客。這是亞洲國家開賭的一個獨特現象。“如果能建立一套完善的基礎設置和法律體系,對當地經濟、稅收的促進還是可觀的。但如果相關的配套建設沒跟上,對當地社會帶來的創傷也可能十分嚴重。”

王薛紅認為,如果中國將博彩業合法化,未來產值將達到4000億至5000億元人民幣的規模,以目前發達國家博彩業占GDP約2%-3%來看,中國未來也應會達到這個比例。“博彩是金融之上的金融,是除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外,最重要的政策杠杆。相對酒店業和餐飲業這種實現貨幣有效性週期非常長的產業,博彩業可以快速實現貨幣的有效性。”

反對派認為,禁止博彩業不單單是錢的問題、國家體制的問題,更是文化的問題,博彩經濟的繁榮是消極的虛假繁榮。人們擔心,博彩會導致眾多賭徒沉溺其中,浪費大量的社會資源,同時引發一系列家庭、社會問題。而且,博彩業往往與黑社會、洗錢、腐敗、色情等聯繫在一起,當下的中國還沒有做好準備。

(金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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