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永逸)

是施政報告民調,還是政府工作表現民調?

在特首何厚鏵前日向立法會作澳門特區政府「二零零四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後的當日傍晚,即有社會學者和政治學者向本澳市民進行電話抽樣民意調查。由於此時是在何厚鏵作「施政報告」之後僅只有幾個小時,盡管本澳電台、電視台及政府網站有對「施政報告」及續後記者會的場面進行現場轉播,但因工作、學習及其他種種原因,能夠知悉「施政報告」內容的受訪市民,當然是比例並不會多。因此,這份「調查報告」只有百分之十六點四的市民表示「有聽過或閱讀過施政報告」,也就並不出奇。這並不等於是市民不關心「施政報告」,而是進行電話抽樣調查的時機不對。如果這個調查是在昨日進行,可能其數據就將會高得多。這是因為,昨日本澳各中葡文報章都大篇幅詳盡地報導了「施政報告」的內容,而平面印刷媒體是可以隨時隨處閱看,不受時間、場所限制,而且也可避受聲音「隨風即逝」的不便,能夠反覆仔細地閱讀其中的關鍵段落。因此,待到平面印刷媒體刊載有關「施政報告」的詳盡內容之後,再進行此類「民意調查」,可能其調查結果就更能全面、客觀及準確。何況,在特區政府尚未向市民派發「施政報告」的文本,報導「施政報告」內容的各平面印刷媒體又尚未出版的情況下,向受訪者詢間「是否閱讀過施政報告」,也不是科學及實是求是的問卷題目設計。

既然在受訪者中只有百分之十六點四的受訪者表示「有聽過或閱讀過施政報告」,故這份「民意調查報告」所得出的「對整體施政報告表示滿意的達百分之八十五點六」的「高指標」結果,其科學、準確、嚴謹程度如何,相信大家心知肚明。這只不過是尚未知悉「施政報告」內容的受訪者,在接受訪問時,直覺地答予「滿意」,亦即是將對特首的滿意態度代替了對「施政報告」的評價而已。因此,與其說是有八成多的受訪市民對「施政報告」表達滿意,不如說是有八成多受訪市民對特首何厚鏵過去的整體表現表達滿意。但是,對特首及特區政府過往的表現表達滿意,與對「施政報告」表達滿意,應是屬於兩個不同的概念。這是因為,特首何厚鏵及特區政府過往令到大多數市民感到滿意的工作表現,是一回事,而「施政報告」中所揭櫫的「特區政府二零零四年施政重點」中開列的一系列將要實施的方針政策,又是另一回事。在受訪者〔佔百分之八十三點六的高比例〕尚未聽過及閱讀過「施政報告」中這部份內容的情況下就表示「滿意」,恐怕只是「慣性思維」在起作用。

同樣,既然在受訪者中,有五分之四強是尚未「聽過及閱讀過施政報告」的,故這份「民意調查報告」中有關對「施政報告」中政府各範疇的內容是否感到滿意的問卷題目設計,也是顯得並不科學,所得出的結果也並不準確,只能同樣是受訪者以對特區政府各個範疇過往工作表現的觀感,來代替「施政報告」中各個範疇明年度施政重點計劃的評價。何況,在「施政報告」的「特區政府二零零三年度的施政總結」及「特區政府二零零四年施政重點」部分,也並非是對澳門特區政府五個政務範疇進行機械式的劃分羅列,而是有所突出重點,有所交叉融合,有所歸納概括。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特首何厚鏵的「施政報告」中,還談及到司法領域及廉政公署、審計署等屬於「特區範疇」而非「特區政府範疇」的事務,而特區政府昨日在各中葡文媒體刊登的「特區政府二零零四財政年度施政報告概要」廣告,也明顯地是將「廉政公署」、「審計署」區隔於「行政法務」、「經濟財政」、「保安」、「社會文化」及「運輸工務」等五大範疇之外。因此,這個調查問卷的題目設計,只是針對「五大範疇」,而遺漏了澳門特區的廉政及審計工作,尤其是遺留了廣大市民對其工作效率、質量以至改革抱有最強烈呼聲的司法領域,也就難以全面地對特區去年度的工作及新一年度的要求,作出科學準確的評估。

因此,這個「民意調查報告」只能說是對澳門特區政府及其五大政務範疇內去年工作表現的調查報告,而不是像其操作者所標榜的「澳門市民對二零零四年度施政報告意見調查」。盡管這個調查報告,能夠客觀地反映澳門市民對特首何厚鏵本人及特區政府去年一年的工作表現的高滿意程度〔這確是客觀事實,相信未受訪問的市民也普遍有此評價〕,但就不等於是這個高度肯定評價應與相當部分受訪者當時並未聽過及閱讀過的「施政報告」的內容「捆綁」在一起。盡管我們也相信,他們在真正閱讀到「施政報告」的內容之後,亦會予以高度贊賞,但畢竟兩者不能混淆一起。只有待到多數受訪者都真正了解「施政報告」的內容之後,比如在昨日傍晚〔考慮到有相當部分市民在上班時不能看報,只有放工返家之後才能有機會認真閱報〕之後,才進行這個主旨是針對「施政報告」的民意調查,相信其結果就較為科學、準確一些。要搶在「第一時間」進行調查,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時機要選擇得準確。尤其是在並無其他團體競爭的情況下,更不宜為了「搶第一」而忽略了調查的科學、準確性。何況,即使是有競爭,也不能以「速度快」來犧牲「質量高」。

實際上,有關「民意調查學」的大學教科書就指出,進行民意調查的時機操控,十分重要,關係到調查結果的精確性及嚴肅性。這一道理,相信社會學者和政治學者,是早已耳熟能詳的。但我們仍願與之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