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永逸)

把曾被顛倒的政策原則再顛倒恢復過來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藉著來澳門出席「開拓『一國兩制』實踐新征程——紀念《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頒布二十二週年學術研討會」並進行主旨演講的機會,強調全面貫徹執行基本法要把握好「一國兩制」的三原則,即三個「不能平起平坐」:第一,「一國」和「兩制」不能平起平坐,「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忽略了「一國」,「兩制」就無從談起;第二,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不能平起平坐,國家主體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中國憲制決定的,被保留的港澳原有資本主義只能依附於國家主體而得以存在。第三,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保持港澳的長期繁榮穩定也不能平起平坐。前者是國家頭等大事,後者雖然與國家利益息息相關,但畢竟是局部的大事。


陳佐洱的這番論述,在前一段時間中央反復強調不能將「兩制」與「一國」割裂開來,特別行政區所擁有的高度自治權來自於中央的授予,因而特區不能挑戰中央的基礎上,又進了一步。實際上,前一段時間的論述,儘管也有著正本清源的作用,澄清了許多人對「一國」與「兩制」、中央與特區的關係,但卻仍然予人一個朦朧的感覺,那就是「一國」與「兩制」、中央與特區的關係,是處於「平等」的狀態的。現在,陳佐洱再進一步,強調「一國」的位階高於「兩制」,中央的層級高於特區,就更為全面及精準地闡釋了我國的憲政制度,尤其是單一制國家的標準制式。這對於以各種形式出現的「港獨」或「疑似澳獨」的行為,都是「一劍封喉」式的理論反擊。


此一事態也折射了,中央政府對當前香港特區出現的某些「港獨」言行,包括相當於「聯邦制」的「城邦論」,以及澳門特區也曾發生過的,以「民間公投」來偷渡「獨立政治實體」,及振振有詞地為「自決權」辯護,都隱然帶有「顏色革命」的影子,是公然挑戰中央港澳事務政策的宗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的利益,維護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利益,反對和防範外部勢力幹預港澳事務。因此,必須把「底線」亮出來,並警告那些懷有各種不同形式「獨立」或「準獨立」心態的反對派勢力,不能挑戰中央的「底線」。


就此而言,由於反對派的得寸進尺,屢屢衝擊中央的「底線」,而使得自己曾經還擁有的相對寬容的活動空間,也被中央「收回」。這正是弄巧反拙,欲速不達。實際上,從去年十一月澳門特區政府換屆過程中的「不尋常」事態,即中央決定提前介入新一屆特區政府主要官員和檢察長人選的提名程序,並與行政長官崔世安共同甄選了在反擊「民間公投」中立場鮮明、表現出色的官員,出任新一屆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和檢察長,而以「十五年全下」的「一刀切」方式,將某些對反對派鬥爭不力,甚至是有縱容反對派違法活動之嫌的人物,予以撤下,因而可能連帶另一些並沒有與反對派「有瓜葛」的主要官員,也被「犧牲」了。就可嘴嚼到,中央對某些反對派越來越猖獗並充分暴露出其「疑似澳獨」的言行,極為警惕,因而必須施以「霹靂手段」,予以封殺。


也就是說,去年十一月特區政府換屆甄選主要官員和檢察長人選的過程,就充分體現了陳佐洱所指的三個不能「平起平坐」,尤其是「一國」和「兩制」不能平起平坐,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保持港澳的長期繁榮穩定不能平起平坐。


應當說,最近中央對港澳事務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並籍著全國港澳研究會發表的一系列最新論述,都在在地表明,中央要將過去曾經被有意無意地顛倒了的政策原則,再顛倒過來,並恢復其應有的原貌,廓清及維護「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或「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真諦。


在這方面,是有著沉痛的教訓的。可能是在回歸前夕,未有料到事情的複雜性,對外部勢力要在港澳地區實施「顏色革命」的嚴重性估計不足,以為只要「換一支旗」,其餘一切事務就可以撒手不管,任由港澳地區自行其是,自把自為了,還美其名曰「尊重港澳特區高度自治權」。於是,就出現了某些情況。比如,曾經一度打算取消內地省級及以下政協(廣東省政協除外)的港澳區委員名額,即使是後來在反應欠佳之下而收回成命,也要求全國人大的港澳區代表,全國政協及地方各級政協的港澳區委員,在參政議政時不要談及港澳事務。又如,回歸前曾經絡繹不絕的港澳地區各種訪京團,在回歸後卻一律嘎然而止,曾經十分熱鬧的國務院港澳辦,卻成了「門前冷落車馬稀」,甚至還拒絕港澳記者採訪。而在港澳,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的著名「左派」人物馬力,也因為獲得邀請進入香港中聯辦觀賞電影,而在《文匯報》上撰文慨嘆,這是他回歸五年來第一次進入中聯辦,而回歸前他卻是香港新華社的常客。再如,波蘭總統訪問中國,按外交慣例由一位國務院部長作陪同團團長,她在陪同完成在內地的訪問活動,到達深圳並準備下一站香港特區的行程時,就向波蘭總統告別;總統詢問為何不陪同完成整個在中國的訪問行程,這位部長回答說,為避免予人「幹預香港特區高度自治事務」的錯覺,因而作為中央政府的部長,不宜進入香港特區。總統極為詫異:香港不是已經回歸,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了嗎,為何還有如此的隔閡?但當時的《人民日報》在報導此事時,竟是以正面事物予以謳歌的,以體現中央政府不幹預香港特區高度自治事務。現在看來,上述的作為,都是認知偏差的,沒有擺正「一國」與「兩制」、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因此,今日香港出現的一些事態,當時的中央某些領導人或某些部門,也須在客觀上負起部分責任。


實際上,從二零零三年香港發生的「七一大遊行」看,主要的組織者是教育和律師團體;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在中英談判前夕,最為支持中國政府收回香港的,就是教育和律師團體。或許,可以從回歸前,這些團體曾經是北京人民大會堂的常客,而回歸後卻被拒絕訪京,心中產生某種「失落感」,有著一定程度的關聯。


其實,在當時,筆者就已隱約感到有些不妥,因而曾經籍著馬力文章,撰寫了幾篇專欄文字,提出被視為「跟紅頂綠」的觀點。並在當時的中聯辦主任白志健宴請傳媒界高層時指出,回歸前經常有中央新聞單位邀請澳門新聞界高層組織訪京團,回歸後卻嘎然而止了,很不正常。白志健主任十分重視,翌年就安排了回歸後的第一個新聞界高層訪京團,由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會見。此後,每逢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後,都有此安排,先後由中宣部長劉雲山、劉奇葆會見。因而可以說,這也是澳門特區的新聞界,較能自覺營造愛國愛澳輿論的其中一個原因。當然,最主要的原因,還是澳門新聞界有著愛國愛澳的優良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