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欄日前的《四二五革命後澳門的歷史拐了個大彎》一文，因篇幅關係，本來打算翌日補寫續篇。但因特區政府公佈《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二零一六－－二零二零）草案文本》，為趕「新鮮熱辣」話題，而暫時擱置，留到現在補續。

需要先行補強的是：前文中華人領袖何賢所說，「中葡兩國已經建交，澳門各界應當尊重和服從澳門政府的管治。」是在澳門中華總商會為歡迎新任澳督高斯達將軍抵澳履新就職的酒會上致詞的核心內容。而恰恰在兩年多之後，發生了全澳傳統愛國社團「抵制」高斯達呼籲廣大華人居民進行選民登記之事。而也正是澳門中華總商會，由時任會長馬萬祺（何賢先生已在幾個月前逝世）「打響武昌起義第一槍」，率領會員前往設於市政廳（即現在的民政總署）大樓的選民登記站進行選民登記，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兌現老會長何賢先生「尊重和服從澳門政府的領導」的諾言。而在選民登記進行了若干日子，即將結束時，全澳的傳統愛國社團才突然「轉彎」，紛紛發動其會員前往進行選民登記。否則，他們後來所成立的「聯合提名委員會」，就根本上只能是一個「有槍無彈」的「空殼」，沒有選民去投票給他們所支持的候選人。此現象，被知名報人黃漢強（後任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區籌委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以「羽虹」的筆名，在其專欄中批評為「進退失據」。有人笑曰：這是黃漢強的「復仇之作」，因為就在不久之前，新聞界的某傳統愛國社團，召開了針對他的面對面「批鬥大會」，而他則隨即憤而宣布退會。

就此而言，「澳門的歷史在『四二五革命』後轉了個彎」的命題，在時間點上來說並不準確。較為準確的，應是在一九八四年的第三屆立法會選舉，澳門傳統愛國社團對代表葡國政府管理澳門的澳督，及右派葡人的政治態度，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變化，「歷史在此拐了個彎」。

實際上，在「四‧二五革命」之後，及一九八四年第三屆立法選舉之前，還有一場澳門各界傳統愛國社團與右派葡人的一場政治鬥爭，那就是一九八零年初的修改《澳門組織章程》風波。在當時，全澳傳統愛國愛澳社團是秉承「一二‧三事件」的精神，與右派葡人意圖進行「變相澳獨」的行為作堅決鬥爭的，而且更難得的是，是與代表葡國政府管治澳門的澳督伊芝迪將軍攜手合作，同舟共濟。而就在幾個月前，伊芝迪將軍應中國政府的邀請，前往中國訪問，獲得鄧小平等國家領導人接見。

就在鄧小平接見伊芝迪將軍之時，澳門立法會有幾位右派葡人議員，組成「修章小組」，草擬修改《澳門組織章程》的法律草案文本。這個草案文本，雖然有不少進步的內容，但其根本立足點卻是站錯了，是參照當時葡國海外前殖民地「非殖民化」的浪潮，要將澳門的政治地位定位為「獨立政治實體」，亦即一種既有別于葡國前殖民地獨立後的主權國家性質，又有悖於中葡建交時的秘密協議所規定的定位。按照這個「修章法案」建議，澳門總督改由澳門的選民一人一票直接選舉產生，然後由葡國總統任命，顛覆了澳門總督是由葡國總統派出特使到澳門，就未來澳督的形象徵詢包括澳門華人社團代表在內的澳門各界人士的意見和建議後，由葡國總統根據這些建議委任新澳督（儘管往往就是『特使』本人）的、得到中國政府認可的慣例。

這兩者之間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傳統做法，是嚴格遵守了中葡建交時秘密協議關於「澳門是中國領土，但在澳門前途問題解決前，暫時由葡國管理」的默契，也符合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討論「殖民地名單」時，根據中國政府的建議，將香港、澳門從「殖民地名單」中剔除出去，並由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了相應決議的精神。

而「修章小組」的做法，則是要彰顯「主權在民」，效仿葡國前殖民地國家的模式，一人一票產生領導人。更嚴重的是，當時只有具有葡國國籍的澳門居民，才享有選舉和被舉權。而當時雖然有不少華裔居民因是在澳門出生，按照當時的葡國《國籍法》的規定，在澳門出生就自然具有葡國國籍，但因深受「一二‧三事件」所彰顯的「反殖」思潮影響，只是將葡國護照視為出外方便的旅行證件，即並不打算效忠葡國，也不熱衷於政治選舉，而且也不願按照當時選民登記法的規定，在登記為選民之前先行服兵役。因此，在第一、二屆立法會選舉時，直選產生的立法會六個議席，就全由葡裔居民所組成的政治團體所「玩曬」瓜分。

也就是說，按照「修章」建議，澳督將是由一萬多名葡裔居民選舉產生。這　就帶有一定程度的「澳獨」意涵了。因此，香港《大公報》發表了題為《不允許澳門一小撮人攪變相澳督》的社論，而全澳各界愛國社團也在柯正平的協調下，紛紛舉行座談會，聲討這種「變相澳獨」的行為，中文報章也加入了這場政治鬥爭，積極報導各華人社團座談會的新聞，並發表評論進行批判。

但「修章小組」卻一意孤行，希望能搶在第一屆澳門立法會於六月十五日屆滿，及葡國國會也將於六月中旬會期結束之前，完成立法會審議，並送交葡國國會通過。何賢、馬萬祺、崔德祺、彭彼得、吳榮恪等華人議員，和由澳督委任的葡人議員安娜比莉絲等人，在立法會大會審議時，拒絕出席，使其法定人數不足而流會。但是，《立法會章程》規定，議員凡是無故缺席五次會議，即喪失議員資格。而華人議員和官委議員已連續缺席了四次會議，真是非常危急。澳門南光公司（即現澳門中聯辦的前身）與伊芝迪將軍邀請廣東省長習仲勳（即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父親）正式訪問澳門，使得華人議員都得以「參與接待習省長」為由，向立法會請假，具有了繼續拒絕出席立法會會議的正當性，使立法會無法繼續開會，而被迫停止審議「修章法案」。

更妙的是，在南光公司舉行「澳門各界同胞歡迎習仲勳省長座談會」時，也邀請那幾位因是葡國公民而不是「澳門同胞」的「修章小組」成員出席。並由香港「無線」電視駐澳記者何文傑作「托」詢問習仲勳，這次訪澳是否與「修章」有關。而曾任香港新華社社長的副省長梁威林則以「畫公仔唔使畫出腸」作答，宣示中國政府反對「修章」的政治立場。基此，「修章小組」及直選產生的葡裔議員知道大勢已去。而且，更因習仲勳的訪澳，使到立法會停擺，無法完成「修章」，更趕不及送交葡國國會審議批准，從而粉碎了「變相澳獨」的陰謀。

但意想不到的是，僅在兩年多之後的一九八四年，就是同一批曾經猛烈批判右派葡人「搞變相澳獨」的愛國社團，卻反過來與曾攜手合作堅持反對「變相澳獨」的澳督「對著幹」，並以全體動員的姿態，組織近百個社團成立「聯合提名委員會」，支持右派葡人重返立法會。這個「彎」轉得也真的是有夠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