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說過這樣一段話：「這次大會有些同志未當選為代表，不能出席，也不能旁聽，很著急。其實這沒有什麼，大家可以解釋解釋。就拿我來說，我是『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逢雙數的大會，我都沒有參加。」實際上，從1921年出席中共一大，參與創建中國共產黨，到1973年出席中共十大，最後一次參加黨代會，毛澤東與這橫跨半個多世紀的10次黨代會之間的故事，耐人尋味。

一、毛澤東第一次與最後一次出席的黨代會

大約在1920年11月，毛澤東在陳獨秀的委托下，和何叔衡、彭璜等人創建了湖南黨的早期組織。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和浙江嘉興南湖的一條游船上召開，包括毛澤東在內的13人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出席大會。巧合的是，與會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科爾斯基和13名代表的平均年齡，正好是毛澤東的年齡28歲。毛澤東雖然年紀輕輕，但大家對他的印象是：老成持重，「很少發言，但他十分注意聽取別人的發言」。在會上，毛澤東擔任記錄工作，並就湖南黨的早期組織的情況作過一次發言。

52年後的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開，1249人代表全國2800萬黨員出席大會。中共十大是在林彪事件發生後提前召開的，但它並沒有正確總結必要的教訓，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正確的」，號召全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延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

中共十大是毛澤東參加的最後一次黨代會。此時的他，已經80歲高齡，體弱多病，心力交瘁。不到一個小時的開幕式，都讓他力不從心。當時擔任毛澤東護士長的吳旭君，對散會時的情況歷歷在目：「我看到主席兩隻手扶著椅子使勁往下壓，他想讓自己的身體能夠支撐著站起來。於是我馬上叫人過去攙扶他，並把椅子往後挪，好讓他站穩。這時，台上台下長時間地鼓掌歡呼，持續了10分鐘之久。」「盡管總理打手勢要大家趕快退場，代表們還是不肯離去。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隻得向代表們說：『你們不走，我也不好走。』根據我的判斷，再讓主席站起來是很困難了，但這時又不能讓代表們知道主席身體的真實情況。於是我建議總理當場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場。總理採納了我的建議。」

二、毛澤東未能出席的三次黨代會

在毛澤東的有生之年，中共二大、四大和六大是他沒有出席的3次黨代會，也就是他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所說的「二四六分明」，「逢雙的大會我都沒有參加」。那麼，是什麼緣故導致他未能出席這3次黨代會呢？

中共一大後，毛澤東迅即回到湖南，在工人和學生中大力發展黨員，著手組建湖南地方黨組織。1921年10月，湖南的共產黨支部成立，毛澤東擔任書記。除了負責全省的黨務工作，毛澤東還先後兼任了社會主義青年團長沙執行委員會書記、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等職。正是因為工作繁忙，使他缺席了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南成都路輔德裡625號召開的中共二大。

遵照中共二大關於積極開展工人運動的精神，1922年下半年至1923年初，毛澤東組織和領導了粵漢鐵路工人、安源路礦工人、長沙泥木工人、水口山鉛鋅礦工人等一系列罷工運動，使湖南的工人運動迅速走向了高潮，成為全國工人運動的楷模。

1924年1月，毛澤東以湖南地方組織代表的身分，出席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一大，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會後，他前往國民黨上海執行部，任組織部秘書兼代秘書處文書科主任，成為中共在這一機構的中心人物。然而，葉楚傖等國民黨右派分子極力反對國共合作，不僅阻擾毛澤東的正常工作，而且「用盡辦法、把毛趕走」。1924年12月，積勞成疾的毛澤東請假回了湖南韶山老家，這使他錯過了一個月後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四大。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並對中國民主革命的內容作了較完整的規定，指出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的同時，既要「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又要「反對封建的經濟關系」。盡管沒有參加中共四大，但毛澤東在韶山成立黨支部，積極開展農民運動。毛澤東在中共四大後的這些舉動，無異於他在中共二大後領導的工人罷工運動。

對農民運動的重視，讓毛澤東在中國革命的困境中開辟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新道路。1927年9月，毛澤東在湖南、江西邊界領導發動了農民武裝起義。攻打長沙受挫後，毛澤東率部向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進軍，開創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部隊餘部和湘南起義部隊，輾轉來到井岡山，與毛澤東實現了大會師。為了保存和發展井岡山上的「星星之火」，毛澤東自是無法出席中共黨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開的代表大會——中共六大。

三、毛澤東第一次進入領導核心層的黨代會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廣州東山恤孤院路31號召開，毛澤東以湘區黨的代表身份出席。會議在分析中國社會矛盾和明確中國革命性質的基礎上，接受共產國際關於同國民黨合作的指示，正式確定黨在現階段「應該以國民革命運動為中心工作」，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採取黨內合作的形式，同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的重要任務。

中共三大選舉陳獨秀、蔡和森、毛澤東、羅章龍、譚平山組成中央局。其中，陳獨秀為委員長，毛澤東為秘書，羅章龍為會計，負責中央日常工作。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毛澤東擔任的秘書一職「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之責任，並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簽字」。表明該「秘書」並不等同於黨中央「秘書長」，實際上相當於後來設中央主席時的「總書記」。而立之年的毛澤東，第一次進入黨的領導核心層。究其原因，關鍵在於他取得的工作成績。正如陳獨秀在中共三大上總結二大以來中央和各地區工作時所評價：「就地區來說，我們可以說，上海的同志為黨做的工作太少了。北京的同志由於不了解黨組織，造成了很多困難。湖北的同志沒有及時防止沖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隻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

盡管毛澤東在中共三大後多次受到「左」傾錯誤領導人的排擠，但這也使全黨同志越來越認識到，隻有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革命才能穩步前進。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在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受挫的情況下，第一次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和紅軍。從此，中國共產黨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領導下，克服重重困難，不斷走向勝利。10年後的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夜，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755人代表121萬黨員出席大會。這是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最後一次代表大會，會議主席台正上方懸挂著一條引人注目的橫幅：「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

在中共七大召開的同時，國民黨六大也在重慶拉開帷幕。兩個大會，有著完全不同的目的，代表著兩個完全不同的中國之命運。因此，毛澤東在大會開幕詞中鄭重指出：「在中國人民面前擺著兩條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

七大的一個重大歷史性貢獻，就是將毛澤東思想寫在了黨的旗幟上。七大通過的新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時隔45年之後，胡喬木就此評論道：「為什麼要提毛澤東思想？有這個需要。如果中國共產黨不提毛澤東思想，很難在全黨形成思想上的統一。提毛澤東思想這就是對著蘇共的。共產國際盡管解散了，但是共產國際的影子、它對中國黨的影響始終沒有斷。」

七大的另一個重大歷史性貢獻，就是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領導機構。隨後召開的七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雲等13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主席。一個以毛澤東為核心、具有很高威信、能夠團結全黨、堅強有力的領導集體，就這樣正式形成了。

四、毛澤東難以滿意的兩次黨代會

毛澤東在七大預備會議上，還提及他參加中共五大的情況：「五次大會我參加了，但沒有表決權。我當時身為農委書記，提出一個農民運動決議案，中央不通過，五次大會也沒有採納。現在黨是比過去公道些了，但是不公道的事仍然會有的。」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繼續保持國共合作的武漢國民政府，陣營內部的矛盾亦趨於復雜化和尖銳化。面對錯綜復雜的局面，需要中國共產黨准確判斷形勢並採取果斷行動，從危急中挽救革命。就是在這種非常狀態下，中共五大於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召開。但是，陳獨秀的報告並沒有吸取教訓，也沒有提出新的方針政策，而是為自己的錯誤進行辯護，繼續提出一些錯誤主張。毛澤東批評了陳獨秀在對待農民問題上的錯誤，主張把農民組織和武裝起來，迅速加強農民的斗爭。但他提出的農運決議案被大會拒絕了，陳獨秀甚至沒有把它拿出來討論。

五大未能改弦易轍，特別是沒有認真討論最為緊迫的軍事問題，注定難以承擔起在生死關頭挽救大革命的重任。毛澤東預感到一場劫難即將來臨，心情蒼涼地寫下《菩薩蠻•黃鶴樓》：「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黃鶴知何去？剩有游人處。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7月15日，汪精衛集團步蔣介石的後塵，同中國共產黨決裂，並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實行大屠殺，由國共兩黨合作發動的大革命宣告失敗。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九大，同樣是一次讓毛澤東難以滿意的黨代會。在他心目中，已經進行了3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經到了結束之時。他在3月間談到九大文件時明確表示：「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大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快要結束了，用常委。」並一再強調團結問題，並在審改九大報告時加了一句：「對於那些略有進步、開始有了一些覺悟的人們，就要從團結的觀點出發，繼續給以幫助。」毛澤東還考慮在適當時候召開四屆全國人大，制定「三五計劃」，把整個局勢逐步納入正軌。

但是，毛澤東對九大的期望並沒有實現。對此，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作出這樣的結論：「黨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正是這些錯誤醞釀著更加復雜尖銳的鬥爭，使毛澤東對局勢的發展越來越難以預計和駕馭。

九大難以「勝利」結束「文化大革命」，也難以實現毛澤東一再呼吁的「團結」局面。實際上，在准備九大報告時，毛澤東就十分不滿陳伯達的稿子，以致推遲會議開幕時間，讓張春橋、姚文元重新起草。據當年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的吳法憲回憶：「陳伯達寫時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麼寫，林講了個大概。從這以後，陳開始靠林了。」「主席否定陳伯達的報告，林彪很不高興，因為這是林、陳兩人商量的。」當張春橋、姚文元起草後，林彪說「寫什麼就是什麼，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報告，是林彪在會上照著稿子念的。」

五、毛澤東最為高興的一次黨代會

在毛澤東參加過的黨代會中，中共八大可以稱得上是他最為高興的一次大會。因為七大以後的11年間，中國社會發生了一系列深刻的變化。全國各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為了勝利召開中共八大，毛澤東進行了充分准備。1956年4月25日，他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發表《論十大關系》的報告，

鄧小平後來這樣評價道：《論十大關系》「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以後，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政協禮堂召開，1133人代表全國1073萬名黨員出席大會。

中共八大是黨史上第一次以社會主義全面建設為主題的代表大會。毛澤東在大會開幕詞中指出：「我們這次大會的任務是：總結從七次大會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斗。」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七大以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而載入史冊，而中共八大卻沒有再提毛澤東思想。之所以出現這一情況，是因為毛澤東從1948年11月開始，在文件中堅持將「毛澤東思想」改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或者就隻用「馬克思列寧主義」。1954年12月，中央宣傳部還專門發出通知：「毛澤東同志曾指示今後不要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誤解。我們認為今後黨內同志寫文章做報告，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辦理。」但是，不提毛澤東思想，絲毫不影響毛澤東的領袖地位，絲毫不影響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全黨全國人民中的威望，已經空前地提高了。或許這也正是中共八大可以稱之為毛澤東最為高興的一次黨代會的原因所在。

（毛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