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每年例牌的傳媒春茗活動如期舉行。中聯辦主任鄭曉松出席，並在致辭中向澳門新聞界提出「四個衷心希望」。本澳五十八家報社、電台、電視台的六十位負責人出席。而去年代表中聯辦宴請本澳傳媒代表的中聯辦副主任薛曉峰則擔任今次春茗的主持。

與往年相比，今年中聯辦與傳媒的春茗活動，「級別更高」——中聯辦一把手的鄭曉松親自出席，對本澳傳媒十分熟悉而且也是資深媒體人出身的薛曉峰輔助人親任主持，凸顯出中聯辦對本澳傳媒的重視，以及對活動安排的周到細緻；「更加集中」——過往的傳媒春茗一般都會分場次舉行，中文、葡文，日報、週刊等都是分門別類的宴請，而今年則一改傳統，本澳幾乎所有媒體代表都聚集一堂，不僅更為簡潔，而且也更加方便與本澳傳媒，或者本澳傳媒之間的交流。

鄭曉松主任在致辭中表示，剛過去的二○一七年是國家極不平凡的一年，大事多、喜事多。中共十九大在北京勝利召開，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確立為中國共產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引領我國進入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國家經濟持續增長，民生事業加快發展，生態環境逐步改善，綜合實力顯著增強。國家好，澳門好，過去一年也是澳門「一國兩制」實踐繼續行穩致遠的重要一年。澳門特區在中央政府和內地的大力支持下，在崔世安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團結帶領下，戰勝了「天鴿」特大風災，圓滿完成了第六屆立法會選舉等大事，特區各項事業發展都取得了新成績。習近平主席會見赴京述職的崔世安行政長官時，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澳門特區二○一七年的成績。

鄭曉松對澳門新聞界長期以來堅守社會責任、奮力拼搏、傾情奉獻表示衷心的感謝和崇高的敬意。指出，過去一年澳門新聞界廣大從業人員在張德江委員長視察澳門、抗擊「天鴿」風災、第六屆立法會選舉、澳門特區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代表選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堅定弘揚愛國愛澳的優良傳統，堅守敬業奉獻的職業精神，堅持客觀公正的專業準則，大筆如椽、耕耘不輟，為維護澳門社會的繁榮穩定做了大量工作，為傳播中國聲音、講好澳門故事付出了許多辛勤汗水，贏得了澳門社會的廣泛讚譽和認可。

鄭曉松強調，當前祖國發展的快速列車已為港澳預留了VIP通道，「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國家重大戰略的實施，為澳門特區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能親身經歷這樣一個偉大的新時代，是包括全體澳門人在內的每一位中國人之幸！能書寫記錄這樣一個偉大的新時代，更是包括澳門傳媒人在內的每一位中國傳媒人之幸！

鄭曉松向澳門新聞界提出「四個衷心希望」：衷心希望澳門新聞界一如既往地胸懷祖國、盱衡世局，多宣傳、多報道新時代國家發展的最新成就和歷史變革，講好偉大祖國強起來的故事，既當好時代的見證者和記錄者，也當好時代的守望者和實踐者，為「共擔民族復興的歷史責任、共用祖國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而盡心竭力。

衷心希望澳門新聞界一如既往地根植本澳、堅守本職，把「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澳門經驗」轉化為有深度又有溫度的新聞報道，把「澳門精神」、「澳門故事」講深講透，以實際行動大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積極作為，讓廣大澳門居民以澳門為榮，讓國人世人以澳門為榮。

衷心希望澳門新聞界一如既往地牢記「鐵肩擔道義」的社會責任，始終堅持客觀公正的職業準則，嚴格恪守職業道德，繼續唱響主旋律、傳播正能量，為推動澳門「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發出媒體人的正音強音。

衷心希望澳門新聞界一如既往地直面新媒體、新技術衝擊的嚴峻挑戰，在媒體融合發展的大潮中順勢而為，搶抓機遇，戮力創新，善於在全媒體時代「危中尋機」，不斷擴大影響力，為澳門新聞行業的生存發展壯大開闢康莊大道。

其實，與歷年活動中，中聯辦負責人的致辭相仿。鄭曉松主任的致辭在結構上也主要是三大部分，一是回顧過去一年國家和澳門的成就，代表中央肯定澳門工作，肯定澳門傳媒的社會作用；二是展望未來，以時代的偉大為本澳媒體繼續做好工作鼓勁加油；三是切合實際的為本澳傳媒的發展提出建議和希望。但是與去年相比較而言，因為去年發表講話的薛曉峰副主任是傳媒出身，所以更加注重實操方面的建議，比如提到「新媒體融合」、「改革創新」方向等，且對「網紅」、「大V」這些流行詞語信手拈來，尤其是著重了新聞界青年人才的隊伍培養的問題，均是真正直面澳門媒體生存與發展大計的真知灼見。而今年鄭曉松主任的講話則是更多從本澳媒體社會責任的承擔上來凸顯傳媒工作的重要性，間或提及本澳媒體發展的危與機。如果說，去年中聯辦給予本澳傳媒界的建議是更好思考如何更好生存的話，今年鄭曉松主任則是更多的為本澳傳媒鼓勁，勉勵傳媒更好發揮社會作用。正如其在講話中，將傳媒的社會作用發揮分為三個層次，一是「胸懷祖國、盱衡世局」；二是「根植本澳、堅守本職」；三是牢記「鐵肩擔道義」的社會責任，唱響主旋律、傳播正能量。首先是將傳媒的作用定位在國家、澳門、社會三個不同的位階，而又環環相扣，凸顯出本澳傳媒的作用得到中央的肯定，也在國家發展、澳門進步，以及國家與澳門之間，乃至澳門社會穩定上都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以此，為本澳傳媒人鼓勁。而最後提到衷心希望澳門新聞界一如既往地直面新媒體、新技術衝擊的嚴峻挑戰，在媒體融合發展的大潮中順勢而為，搶抓機遇，戮力創新，善於在全媒體時代「危中尋機」，不斷擴大影響力，為澳門新聞行業的生存發展壯大開闢康莊大道。這不僅是因為過往已經講過多次，也是由於本澳傳媒在過去一段時間已經在應對衝擊和挑戰上有著一定經驗積累，也在不斷形成自己的新型發展路徑。

而縱觀鄭曉松主任的四個「衷心希望」，其實也能看出前三點是從發揮傳媒作用上直接的希望。而第四點則是希望本澳媒體得到更好的生存和發展，這不僅是傳媒本身的現實問題，也是媒體良好履行社會責任，傳承優良傳統的根本。

首先，我們說媒體的社會責任。作為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媒體必然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這一點毋庸置疑，而媒體的社會責任主要就是表現在社會輿論的構建和傳播，乃至主流輿論和意識的引導上。可以說，本澳傳統媒體，尤其是愛國愛澳媒體無論是回歸前，還是回歸後都很好的在主動履行這一社會責任。但也不可避免的成為某些勢力的攻擊目標，記得在上一個立法會選舉年的中聯辦與傳媒春茗中，時任中聯辦副主任李本鈞就曾經因表態「（傳媒應）恪守職業道德，把澳門社會主流意識引導好，把澳門居民心聲反映好，對得起社會期待，經得住歷史檢驗。」而遭到另些所謂「媒體人」的反對，並遞信中聯辦表示「向讀者提供不偏狹的觀點，以及追求事實真相是傳媒工作者的責任。新聞雖有引導主流意識的作用，但觀乎開放進步的社會，讀者應有獨立思考的能力及權利，非由傳媒引導。要求對希望傳媒能引導社會主流意識的言論解畫」。其實只要稍微具有傳媒經驗和社會常識就能看出該些人士想要表達的是居民接收資訊和獨立思考判斷權利的問題，這與傳媒的社會責任根本就是兩個雖有關聯，但實際相對獨立的命題。若按照他們的觀點，現時他們所代表的媒體之前和之後的出版及發行中，對新聞內容的選擇和自我言論的發聲豈不是也不應該追求為別人所認同？更不應該獨立表達出本身的觀點，否則就是對居民獨立思考和判斷的幹擾。倘真是如此，這樣的媒體存在就是沒有必要的，我們無法看出它對社會承擔何種責任。

傳媒社會責任是指作為責任主體的大眾傳媒在某一特定時期以一種有利於「公共利益」的方式從事資訊收集、生產、傳播的行為與活動,並且在這些行為與活動中承擔相應的後果。傳媒社會責任的指向是公共利益,傳媒在傳播活動中是否盡責就看傳播行為是否符合或有利於公共利益。在本澳回歸後「一國兩制」正式確立，在此基礎上面對新形勢、新挑戰，與全澳各界共同努力，維護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發展已經成為傳媒最大的社會責任所在；而在具體運作上，傳媒則必須在道德與法律的框架下，履行自己的使命，既不斷發展和壯大自身，更要發揮獨特的社會作用。其中最大的作用當屬對社會輿論的影響，傳媒的資訊收集、生產、傳播的行為與活動無不是為這個目標而進行。所要達到的最終效果也是要實現「公共利益」，具體來說就是要為特區穩定發展而努力。而這也正是最為重要的「社會主流意識」，相信對這一主流意識，絕大多數的居民不會考慮是否應該去引導，而是必須去確立，因為這符合最廣大市民的根本利益。

可以說，以引導主流意識為主要內容的傳媒社會責任是一個客觀標準，但也有其主觀性。傳媒社會責任的主觀性也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傳媒社會責任的最終實現者——傳媒從業者決定了傳媒社會責任的主觀性。作為個體存在的從業者有著不同的教育程度、家庭背景、宗教信仰和文化意識,這些個性化的因素構成了個人的道德價值體系,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他們對責任的認知和責任履行的程度。在承擔傳媒的社會責任時,個人的道德價值體系不可避免地會滲透在其行為中,使社會責任的結果帶有主觀性。即使這一責任是集體行為,期間的個人烙印也是難以消除的。二是對傳媒社會責任的評價是主觀的。比如傳媒發佈的一條新聞,有人認為傳媒盡到了社會責任,也會出現相反的意見。當然,評價的主觀性並不否定主流價值判斷的存在。

傳媒社會責任除了有主客觀的分野與統一之外，還有其他的幾對矛盾存在。研究學者認為：傳媒及其從業者承擔社責任既有強制性的一面,又是主動行為的結果；是自覺性與強制性的統一,或者說是自由性與規範性的統一。文明社會起初對傳媒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自由」，只有如此才能令傳媒有更多的發揮空間。但是後來由於傳媒自由主義理論自身的缺陷及傳媒濫用自由帶來的負面社會影響,大眾傳媒的社會責任問題早在19世紀中葉就已引起人們的關注。至1947年,以羅伯特•哈欽斯為主席的新聞自由委員會(TheCommissiononFreedomofthePress)發表報告《一個自由而負責任的新聞界》,標誌著西方傳媒社會責任理論的提出。60多年來,社會責任論在世界範圍內大行其道,成為新聞傳播領域的主流理論之一。具體來說,大眾傳媒在承擔社會責任時,有三種責任承擔形式:一是以社會心理意識約束力為表現形式的道德責任;二是以社會團體約束力為表現形式的紀律責任;三是以國家強制力為表現形式的法律責任。前者重在自覺性，後兩者則是規範和強制性。

此外，一方面,傳媒與社會的聯繫決定了傳媒社會責任的無限性;另一方面,傳媒力量和活動範圍的有限性決定了其承擔社會責任的有限性。這一統一關係也可描述為傳媒社會責任的無條件性與有條件性的統一。傳媒社會責任的無限性源於傳媒與社會聯繫的廣泛性。現代社會,大眾傳媒充斥在我們生活的每個角落,傳媒對國際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領域的輻射日益加強,對人們思想、工作生活等各方面的影響日益深入。作為個人社會化的重要工具,現代社會的黏合劑,傳媒要呈現與闡明社會目標與價值觀、促進社會整合、引導社會發展,其社會責任可說是無限的。與此同時,作為具體的傳媒組織總是處於特定的時空環境中的,由於受到這樣那樣條件的限制,其發揮的作用也有一定的限制。因此,其社會責任也是有限的。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們才能更加理解鄭曉松主任致辭中將媒體作用發揮，也就是責任體現分為三個層次的合理性。

其次，媒體社會責任能否良好履行，不僅僅是取決於媒體在與社會的交互過程中如何表現。更取決於媒體自身的內在因素。而這一內在的因素也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基本的生存問題，二是更高一個層級的發展問題。

先說生存的問題，澳門的社會現實決定了，絕大部分的傳媒機構不得不時刻面對生存的考驗，尤其是在體量上來講，澳門沒有大型的綜合性傳媒集團，而且從市場來講本地市場也難以孕育出這樣的傳媒機構。所以，本地以小型傳媒機構為主。與其他企業一樣，也都時刻受到人員、資金等運營方面的困擾，稍有不慎就會陷入經營困境，如此談何履行社會責任？說不定還會出現資本幹擾而出現違背職業道德的現象。雖然這一個問題在本澳並未凸顯，但也應值得警惕，因此為促使媒體社會責任的更好履行，應當運用社會資源給予幫扶，真正讓媒體稱為社會公器。

媒體生存的另一個關鍵點來自於傳媒行業的自身發展規律，從世界範圍來看，傳媒不可避免的經歷著傳統媒體向新媒體的轉型，姑且不討論新媒體的概念是否正確，但新的傳播媒介確實是在瓜分這傳統媒體本就不大的市場生存土壤。外地確實有傳統媒體的轉型成功案例和經驗，但本地受限於新媒體所必須依存的互聯網基礎較弱，至今本澳仍少有傳統媒體敢輕易嘗試轉型，如此一來，不僅會與依託新媒介方式出現的傳播機構距離越來越遠，而且隨著互聯網對地域藩籬進一步的打破，外界媒體也會成為未來本澳媒體的勁敵。「在媒體融合發展的大潮中順勢而為，搶抓機遇，戮力創新，善於在全媒體時代「危中尋機」，不斷擴大影響力，為澳門新聞行業的生存發展壯大開闢康莊大道」。願望雖然美好，但需要走的道路還有很長。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這個順應趨勢的應對衝擊，把握機遇對本澳傳統媒體而言，確實是機遇。也是關乎未來的發展。

另一個發展層次的問題。前面已經提及順應新媒體融合的方面，如果將其認為是行動的話，那麼實踐這一行動的根本就是人。以筆者十幾年的媒體從業經驗而言，澳門擁有兩岸四地，乃至大中華地區最為傳統的媒體生態，儘管其正在遭受衝擊和破壞，而維繫這一傳媒生態的媒體前輩更是業界翹楚，無論是其個人能力還是經驗都是社會的寶貴財富。在繼承和發揚老一輩媒體人精神的同時，如何培養新一代的，具有更好時代變革適應能力的媒體人就更值得重視，特別是經營人才隊伍建設。在當今的媒體發展趨勢下，其實市場經營與媒體責任的履行之間的關係已經與以往大有不同，如果說過往兩者之間還存在著矛盾或者是一定程度上「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兩難抉擇的話，現在新媒體，或者說新媒介的湧現，正在從形式上提供更多的選擇和機遇，由表及裏的促使兩者更好的有機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