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國民黨敗逃台灣前夕，躲在奉化溪口遙控指揮國民黨殘餘力量的蔣介石，讓宋子文找到閑居香港的程一鳴，前來溪口。蔣介石委託程一鳴提出整頓國防部保密局（原軍統局）的方案，並組織一個特務工作的監察網。

受蔣介石如此信任的軍統元老程一鳴，卻很可能是周恩來於1931年放飛的一隻「風箏」。

不過程一鳴既不行六也不綽號「鬼子六」，他被稱為軍統的「兩大神經」之一。

「程大神經」，說明程一鳴的變幻無常，難以捉摸。

放飛的風箏

程一鳴，1907年生於廣東中山南朗鎮一個僑工家庭，1924年到上海做工，積極參加工人運動。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程一鳴參加了1927年上海工人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武裝起義，這期間認識了起義的領導人周恩來、趙世炎、顧順章等。

「四•一二」政變後，程一鳴在白色恐怖下到各個工廠聯絡，堅持鬥爭，遭到國民黨的緝捕。為了他的安全，1927年8月中共送程一鳴去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即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當時的同學有鄧小平、楊尚昆、蔣經國等。

據說這期間程一鳴還曾在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克格勃的前身）受訓，但筆者沒有查找到確切資料。

1930年秋程一鳴返回上海，任中共上海五金機器工會黨委書記。

不久，發生了國共鬥爭史上的一件大事——1931年4月24日，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

中共組織以及特科因此遭到沉重打擊，特科打入國民黨內部的人員也全部暴露。中共亟需重建打入國民黨內部的情報網。

全面掌管中共地下工作、領導重建特科和對敵情報網的，是周恩來。

在顧順章叛變一個月後，1931年5月，程一鳴被通知：中共黨組織和工會停止與他的聯繫。程一鳴成了「脫黨分子」。從之後程一鳴整個歷史軌跡來看，他很可能是周恩來親自放飛的一隻「風箏」。

進入軍統高層

姜太公釣魚，國民黨上鉤。程一鳴在上海家中閑居，不久就有人找上門來。1932年，程一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吳景中幾次來遊說他投奔國民黨（電視劇《風箏》，鄭耀先是在1932年受中共中央政治保衛局委派打入國民黨方面）。

吳景中是中共早期黨員，國共分裂後投國民黨，加入了復興社特務處，抗戰勝利後任軍統天津站站長，是電視劇《潛伏》裏吳站長吳敬中的原型。當時為數不少的中共派到蘇聯學習的黨員，在國共分裂後脫離共產黨，投靠國民黨，在南京還成立了「留俄學生招待所」。

於是1933春節過後，程一鳴便去了南京，到「留俄學生招待所」報到。

幾天後，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總幹事張沖便約談程一鳴，發給他一張自新證。

程一鳴隨後應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學鄧文儀（黃埔軍校一期，從蘇聯回國後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少將主任，時任蔣介石的侍從秘書）的邀請，到國民黨軍委會南昌行營調查課，任軍事股少校股員。行營調查課屬藍衣社系統，是一些效忠蔣介石的黃埔軍校學生成立的特務組織。不久南昌行營調查課被併入復興社特務處，程一鳴便由藍衣社系統轉入軍統系統，先後擔任華南股和華東股的股長。

抗戰爆發後程一鳴潛入上海，擔任復興社上海區書記，負責對日情報和鋤奸工作。

復興社特務處於1938年8月擴編為國民黨軍委會軍事統計局，在湖南臨灃開辦軍委會特訓班。這是軍統的「開山立鼎」之作，戴笠自任主任，蔣介石親臨訓話。副主任余樂醒、喬家才，主要幹部謝力公、吳景中等都是留學蘇聯的中共脫黨分子。程一鳴也被調到特訓班，任上校教官。

臨灃特訓班的畢業生成為組建軍統局的基層幹部的一大來源。程一鳴後來還擔任過數個軍統特訓班的教官或總教官，眾多的學生成為他在軍統內的勢力基礎。

1939年11月，程一鳴突然被關進了貴州息烽陽朗壩監獄，後來又轉到重慶白公館，1940年4月1日才被釋放。

程一鳴被收監的公開說法是因為他打罵學生違紀。但通常軍統人員因違紀受到這樣嚴厲的處分後，不會再受到重用或要降級使用，程一鳴卻反而得到提升，一出監獄大門就被戴笠任命為蘭州中央警官學校特訓班的主任教官，不久又提升為軍統西北區區長兼第八戰區司令部督查室少將主任，躋身軍統高層。

因此程一鳴被收監的實際原因，應該是懷疑他是中共方面的「臥底」，但經過審查沒有發現問題。

軍統的政審人員和中共延安的政審人員師出同門——都是蘇聯克格勃培訓出來的。程一鳴坐監受審這半年不知施展了什麼手段，竟完全打消了軍統對他的懷疑。抗戰勝利前戴笠還把他調回局本部，擔任最緊要的軍統第三處即行動處處長，抗戰勝利又帶他同去接收上海——戴笠自任軍統上海辦事處處長，程一鳴任副處長兼行動組長，兼淞滬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

以退為進的長遠佈局

在軍統，程一鳴與鄭介民是廣東同鄉，又是留蘇同學，屬於鄭介民的廣東幫。戴笠死（1946年3月17日）後，鄭介民被毛人鳳（浙江江山人）排擠出軍統系統。程一鳴也被排擠出軍統中樞，戴笠死後兩個多月，便被打發到交通部粵漢鐵路管理局當警務處長，一個月後又發配到隴海鐵路管理局當警務處長。

程一鳴這時的處境，與《風箏》中毛人鳳接管軍統後，鄭耀先遭到軍統、中統、中共幾方面的算計和追殺很是相像，他選擇的對策也頗相似——逃跑，1948年程一鳴辭職跑到了香港。

國民黨在大陸失敗前夕，蔣介石對保密局以及毛人鳳的工作很是不滿，把程一鳴召到奉化溪口，要他提出整改保密局的方案。

程一鳴大概是顧慮難以撼動毛人鳳在保密局內盤根錯節的勢力，在國民黨大潰敗的亂局中還是暫時觀望為宜，但也可能是——如果他是周恩來放飛的「風箏」，預見到了港澳將成為國共秘密戰的下一個重要戰場，於是程一鳴對蔣介石虛與委蛇，在溪口住了幾天，就託辭回了廣東，又把家遷到了香港。

從1932年進入國民黨特務系統，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程一鳴是否向中共提供情報以及提供了什麼情報，筆者沒有查找到文獻。

1964年程一鳴回到大陸後的公開身份是國民黨起義將領，但是外界一直有猜測：程一鳴是中共中央特科打入國民黨的戰略間諜。

有幾件事可以印證這種猜測。

第一件就是，程一鳴起義回到大陸後，據說周恩來總理曾批評他，在解放廣州前，他沒能設法阻止國民黨特務的破壞活動。

1949年，程一鳴出任廣州衛戍司令部保防處處長。廣州解放前夕，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制定了大破壞計劃。

文件記載，廣州衛戍總司令李及蘭和保密局召開的實施大破壞的會議上，沒有提及計劃的具體內容。但毛人鳳派來執行任務的負責人胡淩影和六名保密局技術總隊的隊員，都是程一鳴在「蘭訓班」的學生。胡淩影一行一到廣州，就去拜見老師，又在北京路的太平飯店宴請老師。程一鳴吃飯時，從學生們的嘴裡套問出大破壞計劃內容。

可能程一鳴限於職權和要隱藏身份，無法阻止國民黨特務進行大破壞；又由於各種原因沒能將情報及時送出，因此受到周恩來的批評。從周恩來批評他未能保護廣州海珠大橋等重要設施的態度來看，更像是對一個中共「歸隊人員」，而不像是對一個國民黨「起義將領」。

克什米爾號事件的情報

1951年冬，鄭介民重掌國民黨軍事情報大權，任命在香港的程一鳴為「反共救國軍第十六路司令」，以及國防部情報局澳門站少將站長。

1955年4月11日，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出席在雅加達召開的「萬隆會議」，預定行程從香港搭乘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前往雅加達。

周恩來臨時改變行程，秘密取道緬甸仰光飛赴雅加達；而克什米爾公主號起飛約5小時後，在空中爆炸，機上11位中國代表團成員全部遇難。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謀殺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的克什米爾號事件。

事件發生後，周恩來立即點將時任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的熊向暉，與港英當局合作偵破案件。很快熊向暉就轉交給香港警方一份由周恩來親自審定的《向港英當局提供的第一份情報》。

熊向暉回憶，這份情報包括： 這一陰謀的策劃者、指揮者、各項任務的執行者； 用來破壞克什米爾號飛機的炸彈的來源、從台灣偷運到香港的時間、途徑和在香港的存放地點，以及轉交過程；將炸彈安放到飛機上的執行人和確切過程。

這份情報的詳細、真實與具體，令所有相關方面都感到極其驚異。毫無疑問，這樣詳細、真實與具體的情報，沒有掌握整體情況的內線，是拿不出來的。

熊向暉，是中共秘密戰線最傳奇的人物之一，由周恩來指揮、潛伏在國民黨西北戰區統帥胡宗南身邊，使中共中央掌握了國民黨軍隊在西北的所有重要軍事計劃，讓西北的國民黨軍每戰必敗。毛澤東稱讚他「一個人能頂幾個師」。1939年熊向暉從西安軍校畢業後，被安排到時任第八戰區副司令胡宗南的身邊，不久就成了胡宗南的機要秘書。筆者注意到：當時在第八戰區司令部擔任督查室主任、負責審查錄用人員的，正是程一鳴！

克什米爾號事件發生時，程一鳴擔任台灣國防部情報局澳門站的站長。雖然他沒有參與在香港謀害周恩來的行動，但應該能獲知一些外圍情報；而參加行動的人員中，也有程一鳴的學生。程一鳴本人當時也在香港。因此可以做出這樣的推測，他是最有可能向周恩來示警，以及事發後提供準確情報的人。

做出這一推測還有一個重要的背景因素。50年代初，中共潛伏在國民黨參謀總部的參謀次長吳石諜報組織被偵破，中共台灣省委領導人蔡孝乾叛變，致使中共潛伏在台灣的幾千名人員被捕，情報系統遭到毀滅性打擊，此時能為周恩來提供這種機密情報、潛伏在國民黨情報機構高層的中共情報人員已是絕無僅有了。

湘江計劃——「風箏」和「影子」的對決

1960年5月周恩來訪問柬埔寨，建立了中柬友好關係。台灣當局判斷還會有中國領導人到訪柬埔寨，就開始在柬埔寨佈局，準備刺殺來訪的中國領導人。

1961年9月，台灣國防部情報局從外交公報得知劉少奇主席將於1963年訪問柬埔寨，隨即派老牌特工張霈芝上校到西貢，組建國防部情報局的「高棉組」，擬定刺殺劉少奇的「秋風計劃」。

在劉少奇預定1963年5月1日訪問柬埔寨前，台灣國防部情報局南越站站長廖時亮於4月4日親自到柬埔寨踩點，勘查金邊機場和國賓車隊路線。他向張霈芝等高棉組成員佈置任務後，經香港回台灣彙報。

廖時亮在香港啟德機場準備登機時，一個他在大陸時的拜把子兄弟攔住了他，交給他一封信。廖時亮打開一看，竟然是中國公安部第一局局長淩雲（後來國安部首任部長）寫給他的警告信，警告他不要妄動！

廖時亮再久經秘密戰的大風大浪，也不由大驚失色，好一會才吱吱唔唔地推脫說他不掌握全盤，不能保證其他方面不採取行動。

台灣方面見陰謀敗露，但賊心不死，又要向定於1963年11月召開的「國民黨九大」獻禮，於是將「秋風計劃」改名「湘江計劃」以瞞中共情報部門的耳目，派王牌間諜、就是抗戰時期曾潛伏到延安毛澤東身邊的「影子」沈之嶽出馬，指揮實施「湘江計劃」。

這時的沈之嶽已是台灣負責對大陸情報工作的「中二組」負責人和國防部情報局的副局長。沈之嶽為防止電訊失密，決定親臨前線坐鎮指揮；又為不被中共情報部門察覺，他避開國共情報戰的『熱戰場』香港，化名前往相對冷僻的澳門。

隨沈之岳前去的特工中還有國防部情報局技術總隊的炸彈專家蔡建中，安裝在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上的定時炸彈就是他製作的。

沈之嶽怎麼也沒有料到，他的行程策劃得如此『神妙』，卻4月20日一到澳門，就被葡澳當局扣押了！

時任中國公安部部長王芳回憶說：「這一回，沈之嶽化名孫子超，在澳門新新酒店、同盟酒店各開一個房間，實際住在「中二組」澳門特一組的駐地。沈特離台前夕，我們就搞到沈入澳後活動任務、接見人員、與台灣聯絡的信件和電報等情報，經我華南辦事處直送北京。即由公安部通過外交途徑，將沈之嶽在澳門和一批特務的活動情況，通知澳葡當局，澳葡當局逮捕了一批特務，將沈之嶽驅逐回台……」（《王芳回憶錄》）

沈之嶽為防止電訊失密和到香港被中共發覺，選擇去不被人注意的澳門，哪知躲鬼卻躲進了無常殿——澳門站的站長可是「程大神經」程一鳴！

「秋風－湘江計劃」，程一鳴是臨時協助「影子」沈之嶽的行動。程一鳴和沈之嶽在20世紀20年代大革命時期同在上海搞工運，曾在中共上海黨組織裏用一個勺子舀飯吃，又殊途同歸進了軍統，是三十多年的老相識，因此沈之嶽的行動或多或少會對程一鳴透露一些，況且他這次行動需要程一鳴配合。

以程一鳴的地位，很可能先期就得知了「秋風－湘江計劃」的粗略情況，並將情報傳送給了中共情報部門，所以中共情報部門對此高度警覺，又從幾個管道偵知了「秋風－湘江計劃」的更多情報（截獲了台灣情報局與南越站的電報，台灣情報局南越站有兩名我方潛伏人員，代號分別是P021、G105）。

4月初中國公安部為什麼能如此準確地掌握廖時亮的行蹤（淩雲提前寫好警告信派人在啟德機場等他！），能如此準確地掌握張霈芝在柬埔寨的活動情況（在澳門逮捕沈之嶽的同時，也在柬埔寨逮捕了張霈芝等三名高棉行動組成員）——廖時亮和張霈芝都是程一鳴的學生，經過港澳時去拜望了老師。

「風箏」和「影子」這場對決，沈之嶽完敗，灰溜溜回了台灣。

「起義」還是「歸隊」？

沈之嶽回到台灣失落了一些時候，1964年5月被蔣家父子提升為台灣司法部調查局（中統後身，職權類似美國的聯邦調查局）局長，專司反間和保衛。

沈之嶽「藍色007」的大名自然不是浪得，他將「秋風計劃」洩密、「湘江計劃」失敗的來龍去脈一梳理，疑點便落在了老戰友程一鳴身上。

「程大神經」的「神經」更是非常人可比，大概從挫敗「湘江計劃」那一刻起，他就做好了應變準備。此時一發覺風色有異，當即於1964年12月13日帶著許多台灣國防部情報局的秘密文件和特務名冊回到大陸，宣佈「起義」。

程一鳴回到大陸，受到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接見，安排擔任廣東省政府參事室主任，廣東省政協常委和全國政協委員。

國共情報部門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奶同胞、師出同門」的秘密戰，可說是世界諜戰史上最不可思議的景象。而程一鳴如果真是周恩來放飛的一隻「風箏」，他在敵人要害機構潛伏長達34年之久，恐怕也是諜戰史上的世界之最了。

（孫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