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全國「兩會」正在召開。稍微留意的人們都會有一個共同的感受，這次兩會，將對中國的未來產生非常深遠的影響。從去年黨的+九大，到這次全國「兩會」，遙高領導層將又一次完成新老交替，一個新的政治週期巳經到來。

嚴格來說，這個政治週期從黨的十八大就開始了。過去五年，這個政治周期的邏輯逐漸展開，到了今天已經清晰可見。借助於此次全國「兩會」，我們也已經可以基本看清楚未來政經大勢的走向。

改革開放再出發的突破口

當代中國的歷史方位很清楚，那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而當代中國最鮮明的特色是改革開放。2018年是改革開放第40個年頭，這個機緣也很自然的意味著，進入新時代同時也是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再出發。

再出發，從哪里出發？或者說，今天改革開放事業的突破口在哪里？答案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我們說今天政治新週期的邏輯的展開，從社會各界的角度來說，就是和國家治理發生碰撞和磨合的過程。過去五年，有很多重大事件的發生，巳經說明了這一點。在過去五年治國理政的實踐基礎上，通過黨的+九大和全國「兩會」，治理現代化的重大改革部署開始落地。

回顧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亟待解決的是封閉半封閉下的落後狀態。面對意識形態教條和體制弊端的羈絆，改革開放是從局部開始突破的，局部的經驗上升為國家意志，持續擴大著開放和市場化的廣度和深度。

我們不能忽視的是還有一條線索，即國家治理：口不過過去的市場化和國家治理的碰撞，是以宏觀調控、反腐敗、政府機構改革、內外資所得稅統一、勞動法等具體議題的形式展開的。改革開放歷史上，有很多企業和企業家的命運跌宕起伏，其背後都是與這些具體議題的碰撞，比如調控經濟過熱、以產權問題表現出來的企業家與地方的矛盾、腐敗小集團的瓦解等等。產權、宏觀調控、政商關係可以說是解讀過去倒掉的企業家命運的三個關鍵字。

如果說過去在紅和黑之間有廣大的灰色地帶——這並不難理解，局部突破必然意味著暫時性的「違法」狀態（不管這個「法」是指法律條文還是意識形態教條)，那麼，今天的治理現代化就是要縮小灰色地帶。灰色意味著沒有穩定和持久的預期，今天我們常說的過去積累起來的諸多社會經濟問題和矛盾，從根本上說是因為這樣灰色地帶的存在。這正如一個企業，發家的時候可能是一個樣子，而發展起來之後，要真正成為一流企業，就需要規範化一樣。

而在今天，國家治理現代化巳經是一項主動進行頂層設計、有著全盤計畫並由最高層推動執行的整體方略，並成為改革開放再出發的一大突破口，這有很深刻的時代原因。

讀懂新時代的治國理政

簡單梳理一下過去五年治國理政的實踐，我們可以更清楚的看到，為什麼治理現代化是改革開放再出發的突破口。

過去五年治國理政的實踐，其實正是圍繞新的社會主要矛盾而展開的。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在理論上是一種精煉的概括，在現實生活中體現為「問題」。首先對經濟下行壓力的判斷是，其中固然有全球性、階段性因素的影響，但根本上是結構性問題。如果不注重轉方式調結構，只是為短期經濟增長實行刺激政策，必然會繼續透支未來增長。面對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積累的矛盾和問題，如果一直遲疑和等待，不會會喪失視窗期的寶貴機遇，而且還會耗盡改革開放以來積累的寶貴資源。

在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的過去五年工作回顧部分，出現了這樣的重要論斷：過去五年，中國經濟實現了重大結構性變革，經濟增長實現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轉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同拉動，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轉向依靠三次產業共同帶動。這是我們多年想實現而沒有實現的重大結構性變革。而快速崛起的新動能，正在重塑經濟增長格局、深刻改變生產生活方式，成為中國創新發展的新標誌。

中國經濟的這個重大結構性變革，是中國的開放和市場化進程進一步深化的重大進展。新動能的快速崛起，給國家治理尤其是監管提出了新的挑戰。《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擴大開放的具體措施，比如全面放開一般製造業，擴大電信、醫療、教育、養老、新能源汽車等領域開放；放開外資保險經紀公司經營範圍限制，放寬或取消銀行、證券、基金管理、期貨、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等外資股比限制，統一中外資銀行市場准入標準；全面複製推廣自貿區經驗，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打造改革開放新高地等，都對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其次，現在也是發展面臨的各方面風險不斷積累甚至集中顯露的時期。這些重大風險，既包括國內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社會風險以及來自自然界的風險，也包括國際經濟、政治、軍事風險等。如果發生重大風險又扛不住，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就可能被迫中斷。

如果結合改革開放的歷史，很清楚的是，不發展有不發展的問題，發展起來又發展起來的問題，而發展起來的問題並不比發展起來前少，甚至更多更複雜了。新形勢下，如果利益關係協調不好、各種矛盾處理不好，就會導致問題激化。

的確，以今天中國經濟的體量和中國社會的複雜程度，我們面臨的問題和矛盾，不僅是在量上比過去為多，在質上也是不同。比如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為主要特徵的各類風險，出於斬斷風險傳染的迫切性，為了消除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威脅，需要適時果斷採取外科手術式的方法進行處理。過去五年這方面的做法，人們也都看到了。而現在則是要回到治本上來，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上進行重大變革。再比如社會貧富差距過大，這是所有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的一個共性。如果說在改革開放之後，擴大開放和深化市場化改革，就能自動帶來普遍的收入提高的話，那麼今天這個命題巳經不完全正確。貧富差距的縮小乃至一個更加公平社會的出現，一定是主動進行現代化治理的結果，而不是在開放和市場化進程中自發出現的。

從對過去五年治國理政的簡單梳理可以看出，治理現代化之所以成為改革開放的突破口，原因在於用治理來保證發展進程不被打斷，更在於它成了改革開放繼續深入的關鍵樞紐所在。

現代化治理是最重要的「基礎設施」

對任何一個經濟體來說，治理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對當代中國而言，現代化治理可以說已經成為最重要的「基礎設施」。所以，治理變革不是修修補補，而必須上升到「現代化」的高度。那麼，到底怎樣才是現代化的治理？

從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到全國「兩會」所要決定的修憲和其他重大改革事項，我們可以更具體的理解現代化治理的內涵。這些重大改革事項，很多是社會各界議論已久的議題，如今終於開始破冰。從回應的社會重大關切，也可以看出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性。

關切，意味著一種敏感度。比如從企業家角度來說，對產權保護就是高度敏感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產權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石。與過去特殊歷史條件下的產權不清（比如紅帽子企業）不同的是，今天的產權保護更多的是法治化的營商環境。即使產權歸厲是明晰的，但由於產權交易和糾紛法治化水準不高，產權遭受侵犯的現象仍然比較多。這在國家治理上就必然要求劃清正常的法律要求和實際上的侵奪型干預之間的界限。正如劉鶴在參加山西代表團討論時說的，「營商環境關鍵是在透明法治下保護好產權，保護產權必須充分，這是根子上的問題，小打小鬧的事兒都可以再說，但根本的車兒一定要做到。」

產權保護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一部分。事實上，無論何種重大社會關切，我們幾乎都可以相應的看到由於治理體系不完善帶來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問題。營商環境對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敏感度比較直接，比如辦照辦證、吃拿卡要、稅費負擔等等。《政府工作報告》有很多具體舉措，包括在全國推開「證照分離」改革，重點是照後減證，各類證能減盡減、能合則合，進一步壓縮企業開辦時間。大幅縮短商標註冊週期。工程建設專案審批時間再壓減一半；全年再為企業和個人減稅8000多億元，促進實體經濟轉型升級，著力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全年要為市場主體減輕非稅負擔3000多億元，不合理的堅決取消，過高的堅決降下來，讓企業輕裝上陣、聚力發展，等等。

制度性交易成本集中體現但絕不局限於營商環境。相對於這些，司法公平、合理稅制、金融監管、破除市場的隱形壁壘、公共服務資源的供給等，更觸及到深層次的體制性機制性問題。在新的政治周期下，司法體制改革、金融監管體制改繭、中央和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等等，都巳經或者正在取得突破性進展。

治理體系現代化是沖著問題去的，與問題針鋒相對，但又不是局限於問題，而是從突出問題人手，著眼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逐漸定型這個宏大歷史命題。就是說，現在的治理大變革，是著眼於構建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相配套的成熟和定型的制度體系。從過去五年的實踐和正在推進的改革，我們可以看出這套制度體系的基本邏輯是既能夠有效降低實體經濟發展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又能有效減少社會貧富差距、維護社會公平，更能維護髙質量經濟體系的訕康。

這些重大改革都還在進行當中。《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的決定》提出了本輪機構改革是要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高效的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這也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組織基礎。顯重要的還有治理的規則的確定，這方面既有處於空白的情況，又有存在缺陷的情況。可以肯定的一點是，社會重大關切的多樣化，本身就意味著現代化治理實際上是一種有執政黨統一領導下的多元化治理。那麼，規則的形成過程也就是執政黨統一領導下的多元化力量共同參與的過程。這也是2018年全國「兩會」開啟新的政治週期之後的重要看點。

從改革開放40年尤其是過去五年的實踐可以看出，在治理現代化的過程中，公權力的過強，會妨礙市場和社會的發育；公權力過弱，往往又會導致社會經濟灰色化甚至黑化的後果。如何把握好這個平衡，以黨和國家機構職能體系的變革，推動現代化治理規則的建立健全，對於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具有關鍵性的意義。

（趙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