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一張演唱會的門票，就是失去一部分公共活動空間。

國際化大都市香港也有囤枳、炒賣各種票證的黃牛黨，這不僅給市民日常生活帶來不便，還在根本上影響民生。對於普通港人而言，失去一張演唱會的門票，其實是失去了一部分公共活動空間。

炒賣票猖獗

不久前，本港著名棟篤笑（粵語的脫口秀節目）演員黃子華，宣佈將在2018年7月進行「封刀」演出，引起「粉絲」和市民的熱烈迴響，演出門票的一票難求也就可想而知。黃牛黨的「介入」，使得演出門票的售價被嚴重炒高，其誇張程度令人咋舌，引起了黃子華本人的不滿：

他告別演出的門票售價按照座位優次來分類，從港幣280元到880元不等。880元正價的票被黃牛炒高至2400元；中等價的680元則被炒高到1900元；480元的被炒高到1300元；280元的被炒高到900元。票價被炒高的同時，是正常購票管道失靈。循正常購票系統的民眾抱怨，用電話買票，電話打不通；用互聯網買票，頁而總是無法顯示。

隨著一票難求現象加劇，880元的正價票被炒賣至15000元左右，引起與論譁然事態的發展使得黃子華站出來怒斥黃牛黨，認為自己和表演團隊的努力是為期支持自己的人，而黃牛黨炒賣門票的行為對自己的支持者不公平，更用極為激烈的言辭呼籲支持者，即使令演出日當天的座位空置、也不要去買黃牛票。此外，黃子華亦希望港府方面能夠出手解決黃牛票氾濫的問題。

從黃子華的告別演出到五月天在迪士尼樂園的音樂會，再到其他各種類型的藝術表演或體育比賽，門票被黃牛黨壟斷並炒高牟利，已經是本港沉疴。不過，猖撅的黃牛黨現象不僅僅存在於藝文表演類活動中，一些日常民生的票證也成為了黃牛黨炒賣的對象，一個突出的例子是往返於港澳間的船票時常被拉抬價格。

船程只有一小時，港人和遊客通常會採取搭船的方式前往澳門，這為黃牛黨猖橛帶來了人流量的基礎。在上環的港澳碼頭，民眾不僅可以在正規售票視窗中買到票，也能夠在出沒的黃牛手中買到船票。黃牛手中船票的開船時間往往早過視窗售賣的船票，這使得那些急於登船出發的旅客心甘情願去購買黃牛票。值得一提的是，根據出售情況和航船班期、人員上座率的調整，黃牛手中的船票價格有時甚至比售票視窗還要便宜，這可看作是黃牛票的某種市場需求：但被炒賣的高價位船票依然引起民眾的不便和不滿。

社會對治理方案無共識

如何對待黃牛黨.本港社會卻未形成共識。為黃牛黨辯護的聲音也不絕於耳，「自由市場主義不可侵犯」成為了一種流傳比較廣的論述。

黃子華譴責黃牛黨炒賣門票後，本港某民間學術團體發表聲明，認為黃牛黨問題乃是由於供求關係不平衡造成的，單純法法律制裁的方式難以社絕這一現象：不僅如此，這一團體還認為，當門票從出售機構手中出售給個人後，買票者就已經擁有了這張票的完全所有權，也包括處分權。因此，持票人以何種價格賣給第三人是市場交易行為，不能夠用強制手段去規範，否則就是對自由市場的破壞。

另一種為黃牛黨辯護的觀點既有趣也較為冷幽默黃牛黨的存在只是一種謀生手段，是謀生的需求，而謀生是一種正當要求，黃牛黨不偷不搶，靠自己的勞動賺錢無錯。持這種立場的人甚至認為，如果炒賣各種票證是錯誤的、犯法的、要被譴責的，那麼，在港人需者居者有其屋的社會氛圍和要求下，那些炒房的人是否有罪、是否需要被譴責？

黃牛黨的產生不僅僅是供求關係，至少在本港還牽涉到了極為重要的壟斷議題：例如，一場表演活動，其公開對外發售的門票可能只有一半，而且這一半的座位不算優等。但是另一半門票則被內部認購，保留給主辦或協辦機構。演出中，留下部分門票作為內部票本身無可厚非，但本港有時會出現一種繼續外銷內部票的情況。這種情形中，主辦或協辦機構為了經濟利益或上座率考慮，會將內部票繼續交給下線去發售；下線人員可以拿到自己需要的票數，但要擔保一定的上座率。此後，這些內部票便會成為某種形式的黃牛票而在市面上被炒賣、出售。

這種將內部票進行外部銷售的行為，就是所謂「黑牛票」。黑牛票出現在一般的商業性公開活動中，民眾無法投訴但一些藝術團體或公開活動則是註冊在案的非牟利團體，而且還領有政府補助，其演出帶有公益性質，苦這些票也被黃牛黨或黑牛黨所把持，就突破了一般市民堅信的「納稅至上」的理念。

黃牛黨行為屢禁不止，也和前本港法律的懲處力度不足有很大關聯首先，《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第6條，任何人若以高於官方價出售「持牌公眾娛樂場所」的任何門票，最高可罰款2000元，懲罰力度可謂極低。吊詭的是，康文署轄下的諸多知名表演場所，如紅磡體育館不適公眾娛樂場所，故黃牛黨售賣紅磡體育館演出的票可以不受此法例制裁。而對於賣船票的黃牛黨，法例懲處力度也不高，港澳警方在各自碼頭地區有多次執法行動，仍舊無法從根本上改觀這一情勢。

從民生看待黃牛黨問題

有人提倡川售票實名制來應對猖獗的黃牛黨，在一些政府資助團體的表演活動中也開始施行抽籤暨實名制措施，但與真正意義上的實名制仍有差異一些人認為，若在本港推行完全意義上的購票實名制，一方而在觀念思維上，部分人認為有侵害個人隱私的憂慮；另一方而的擔憂則是現實考量，為了應對實名制帶來的證件身份遝核等額外工作壓力，與公眾活動相關的機構勢必引起人手緊缺。

針對社會對黃牛黨議題的討論，港府不久前表示會考慮修改法律，加重處罰力度，同時也會考慮將原本不在法律規管區域內的文化表演區域納入到法律適用範圍中。也有意見提出，解決黃牛黨橫行，應當從公平的角度出發，付於公共表演活動或是其他牽涉到公眾利益活動的票証，進行內部認購比例上的限制，以確保大多數票證能夠循正常途徑進入到流通領域不論是哪一種解決方案，共同點都是一定程度上否定市場放任和資源壟斷：這或許也是黃牛黨問題在本港長久難以得到真正解決的原因。

黃牛黨現象不能僅以市場行為和供求關係作為思考方向，而應從民情與民生角度看待對港人而言，這些在人群聚集、擁有共同文化符號的公眾活動乃是一種社會緊張情緒的宣洩口，本港居住環境局促，人均居住面積非常小，家庭作為民眾盤正總義上的私人空間，能夠提供的娛樂和生活調節功能有限。本港不少區域的公共圖書館設置有自習室，成為了那些無法在家中靜心學習看書的學生們伏案攻讀的重要平臺。私人空間不足的情形下，便需要更多的戶外空間去補足，故黃牛黨剝奪的不僅僅是市民一兩次觀看演出的機會，而是在侵蝕他們的生活空間。

解決黃牛黨問題，便是將原本屬於民眾的公共活動空間還給市民。

（徐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