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兩國不斷升級的貿易爭端像一團烏雲籠罩在原本繁榮的國際經濟形勢之上。經過幾回合的貿易戰，美國要對由中國進口的產品加征500億美元關稅。而中國也將還以顏色，對美國物品徵收關稅。但這可能還不是這場貿易爭端帶來的最壞情況——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這些不斷發生的貿易摩擦將會嚴重損害兩國消費者和企業的利益。有不少澳門人認為，中美貿易戰離澳門有點遠，「坐定定，擔凳仔睇戲」即可。殊不知若中美貿易戰蔓延及深化下去的話，澳門或者成為受影響較大的地方之一，其影響的就是本澳的龍頭產業——博彩業。

中國在貿易戰中有兩手準備

500億美元對500億美元！中美貿易戰似乎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中美貿易戰，是中美經濟關係中的重要問題。貿易戰主要發生在兩個方面：一是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的出口領域；二是中國沒有優勢的進口和技術知識領域。前者基本上是競爭性的，而後者是市場不完全起作用的，它們對兩國經濟福利和長期發展的影響是不同的。

學者提出，引起中美雙方貿易摩擦的原因和類型歸納為五種：因一方某些進口激增或者進口限制引起的微觀經濟摩擦；雙方貿易不平衡導致的宏觀經濟摩擦；與國際投資有關的投資摩擦；因雙方貿易制度不同引發的摩擦；因為技術性貿易壁壘引起的技術摩擦。

通過對比雙方的徵稅領域，可以發現，雙方的徵稅領域都是精心挑選的。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的領域主要是高性能醫療器械、生物醫藥、新材料等，以工業品為主，主要關注高端製造業，核心是智慧財產權，並儘量避免消費類產品，以免影響民生和選民的支援；中國對美國反擊的領域主要是水果、豬肉等農副產品領域，雖然只涉及3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但其針對性非常強，因為徵收的商品範圍能夠引起政治共鳴。大量豬肉產自內布拉斯加以及中西部其他地區，水果和堅果產自加利福尼亞，這些是特朗普基礎選民所在的地區。特朗普能當選總統，很大一部分是這些地區極大的支援。中國反擊政策發佈後，美國三大股指再次發生下滑。

有國際研究機構設計了中美貿易戰三種可能性及各自的後果。第一種是全面的貿易戰爆發。美國對中國征45%的關稅，對方也照方抓藥，全面回擊。在全面貿易戰情況下，2017年~2019年，美國GDP將完全停滯，研究將其稱之為「衰退」（recession）。即便之後美國GDP重回增長軌道，在以後的所有年份，美國的GDP水準都趕不上沒有貿易戰的正常情況。在全面貿易戰情況下，美國的消費水準將大幅下滑，政府支出同樣如此。第二，非對稱性的貿易戰。所謂非對稱性的貿易戰就是中國不進行全面反擊，但是有選擇地採取一些反制的措施。中國可能的反制措施包括：禁止中國的國有企業與美國企業進行電子資訊服務，以及其他軟體服務行業；中國國有企業不再與美國進行業務往來；中國可能拒絕向美國提供關鍵要素資源，使美國難以採購所需要商品和服務；中國可能終止或者威脅終止購買美國國債，甚至直接拋售美國國債，打擊美國金融市場；中國可能廢除或拖延執行現有關於視頻資料、電影、生物製藥的產權。第三，短暫的貿易戰。這種情況下，貿易戰估計不超過一年，可能的原因有：中國這些國家向美國妥協；特朗普政府在貿易訴訟中敗訴；或是出於公眾強烈反對的輿論壓力，特朗普不得不採取相關措施。即便是在短暫的貿易戰情況下，美國私營領域預計也將失去130萬個工作崗位，占該領域就業總人數的1%。

毫無疑問，中美爆發貿易戰，雙方經濟都會受到傷害。有美國智庫認為，如果中美爆發貿易戰，初期中國將遭受更大的損失；但他也指出，特朗普嚴重高估了美國的國際影響力。比如，除了日本之外，美國的多數盟友都不願看到中美衝突，並且開始疏遠美國相關政策，以對沖風險。另外，「特朗普及其團隊也絲毫沒有認識到，中國承受貿易戰損失的能力遠遠超過美國。」

分析認為，中國在貿易戰中有兩種準備，硬的一手是作出強有力回應；軟的一手是強調將繼續大幅度放寬市場准入。

一方面，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21日在發佈會上表示，美方反復無常，變本加厲，挑起貿易戰，中方不得不作出強有力回應。美方習慣於舉著大棒談判的手段，但這對中國不管用，這種失去理性的行為無益於解決問題。高峰表示，中方的立場是一貫和明確的，美方威脅制定2000億美元商品徵稅清單，是舉著貿易保護主義大棒實施極限施壓和訛詐的做法。美方指責中方盜竊智慧財產權、強制技術轉讓，是對歷史和現實的嚴重歪曲。在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不少外國企業從自身利益出發，和中國企業開展了很好的技術合作，這是典型的市場契約行為，外國企業獲得了眾所周知的豐厚回報。美方罔顧這些基本事實而指責中國，是對產權和信用意識的否定，對契約精神的否定，對市場規律的否定。高峰表示，如果美方出臺所謂的徵稅清單，採取扭曲國際貿易的做法，導致不公平貿易，中方已經做好充分的準備，將綜合使用包括數量型工具和品質型工具在內的各種舉措，作出強有力的回應，堅定捍衛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

另一方面，同日在會見來華出席「全球首席執行官委員會」特別圓桌峰會的知名跨國企業負責人時，國家主席習近平強調，外資在中國經濟發展和深化改革進程中發揮了積極而重要的作用。過去40年中國經濟發展是在開放條件下取得的，未來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也必須在更加開放的條件下進行。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中國將繼續大幅度放寬市場准入，繼續創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主動擴大進口，為國內外企業家投資創業營造更加寬鬆有序的環境。

博彩業偏離初衷或需糾正

在貿易戰中，美國向中國提出了一個長長的清單。歸納起來這個清單主要針對以下四點：（1）中國的2025戰略；（2）中國的金融開放和自由化；（3）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即，中國行之有效的經濟制度；（4）中國的經濟主權。

按照商務部「將綜合使用包括數量型工具和品質型工具在內的各種舉措」的說法，長期以來，美國嚴格限制向中國出口高科技產品，而目前又正在考慮禁止華為和其它中國科技公司進入美國市場。如果貿易戰真的去到特朗普所說的再對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關稅，超過美方統計的美國對中國出口1300億美元（美方認為此時中國再無對等反擊的項目），學者認為基於此，中國肯定也會找到出口予以反擊——限制美國公司參與中國市場。

在這種情況下，首當其衝的將是哪些對中國經濟發展未能達到初衷或者對中國經濟政治有負面影響的美國公司。其中在澳門的美資博企，極有機會成為中國反擊的犧牲者。

如果探究澳門政府對「壯大龍頭」的一系列博彩體制開放改革的初衷，可以發現，當年策略選擇的考慮，就內涵了通過博彩企業發展帶動經濟適度多元化的意圖。這很明顯地反映在2001年賭權公開競投的第217號批示《澳門特別行政區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中，對競標企業的考慮需要「有利於使所提供的旅遊產品多元化者」。從澳門政府對博彩牌照競標者的最終選擇看，顯示了2個強烈的偏向：一是十分關注競標企業的經營資源和業務中的非博彩因素。例如威尼斯人具備的全球會展資源，永利財團的多樣化娛樂設施和表演；二是偏向於從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的現代化、國際化的綜合性企業中去作出選擇。

不難看出，澳門此次經濟適度多元化的發展，是以拉斯維加斯為模本進行複製。為使複製高度模擬，中標的2家國際性企業均為拉斯維加斯的綜合性博彩企業。這種選擇集中反映了澳門對美國大型博彩企業的期望：即通過這類企業的多樣化經營，改變澳門旅遊業單一依靠博彩因素的狀況，使澳門成為集博彩、娛樂、休閒、會展商務等多功能的、綜合性旅遊中心。由此可見，澳門此次適度多元化的實施主力，是澳門本土之外的國際性大型博彩企業。這種選擇的內在合理性推論如下：首先，只有大型企業才能具備突出主業、多樣化經營，成為綜合性企業的能力；其次拉斯維加斯的綜合性企業正是經歷了由博彩為主，多業並舉的發展路徑，促使拉城經濟由博彩一業獨大轉變為適度多元化的經濟體系。因此，適度多元化由博彩企業突破，這是拉城已經成功的經驗。從澳門的選擇反映了對於美國大型博彩綜合型企業的極高期望。

讓澳門人和世人始料未及的是，賭權放寬的制度性激勵，數十、甚至百倍地放大了博彩業的市場供給，內地自由行政策更打開了博彩市場巨大的需求空間。在這兩個因素的迭加影響下，澳門博彩業開始了十多年爆炸式的增長，不僅創造了21世紀前10年，令世人乍舌的經濟成長奇跡。更把博彩業做到了極致，一個小小的澳門竟然成就了一個巨大的世界級產業。這是澳門過去從未企求與達致的世界地位與輝煌。

如果說，澳門博彩業一次次超越拉斯維加斯，顯示了複製成功的一面；而與這個成功如影隨形的，則是博彩業的一業獨大，預示著十多年複製無效的另一面：適度多元化的失效。

如果從更為深入的視角觀察，則可以看到，澳門歷經近20年經濟超高速的增長，持續的經濟過熱與發高燒，已經使澳門經濟近年來一直超負荷運轉。土地與、資源等、要素供給全面緊繃，不僅要素市場價格飛漲，聯動拉起了商品、服務價格大幅攀高，不斷逼近經濟與社會承受能力的極限。市場失衡、分配失衡、資源配置失衡已然走到超越負荷的邊界。而拉起這一系列經濟失衡的，正是博彩業，也即博彩業一業獨大引發的經濟結構失衡。

其二、博彩企業經營的單一性。博彩業的一業獨大。其主要根源在於，澳門大型外資博彩企業並未如預期般作為適度多元化的企業主體，通過業務多元化，達致博彩旅遊產業的適度多元發展。反倒是突出博彩業務成為所有企業的偏好。而同步地展開適度多元長期未見很大突破。雖然來自於拉斯維加斯的兩家博彩綜合型企業，具較高的非博彩收入比例，但是，與他們在拉城的經營相比，其多元化程度差距很大，顯示了拉斯維加斯企業的「澳門製造」完全相異於「本土製造」。

澳門抱有極大期待的美國大型博彩企業，並沒有在澳門實行博彩業為主，適度多元的綜合性經營，拉斯維加斯企業的「澳門製造」與「本土製造」，結出不同的果實。印證了中國的一句古話：江南為橘，江北為枳。

賭牌重投或成貿易戰籌碼

近幾年來，中國企業對美國的投資並購迅猛增長，一路攀升。中國對美國投資主要體現在兩方面的需求，一個是技術需求，一個是市場需求。在技術方面，中國企業希望通過並購提高自己的研發實力和專利儲備。在市場方面，中國企業希望通過並購進入體量巨大的美國市場從而擴大營收。中國企業對美國技術型企業的並購呈遞增趨勢，但是對於美國技術型企業的並購似乎比並購其他類型企業更艱難一些，因為其首先要受到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ommitteeonForeignInvestmentintheUnitedStates，「CFIUS」）的國家安全審查。

美國除了以CFIUS否決中國的投資專案之外，近期還出臺了《外國投資風險審查現代化法案》（FIRRMA），目前正在商議中，意在擴大CFIUS審查的範圍，延長CFIUS審查的期限（從75日延長至120日）。最為危險的是，根據這一法案，即使不在美國本土，如果有任何美國的公司在海外以技術出資的形式與中國公司成立合資企業，也有可能受到CFIUS審查，這對中國的影響將是長期且致命的。新華社年初就曾稱，如今，中國企業已然成為美國國家安全審查的重點對象。行業資料顯示，自2016年初以來，有27起中國企業對美收購未能完成，這一數字幾乎相當於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義大利、加拿大6國未完成交易的總和。新華社稱，美國政府多次利用外國在美投資委員會（CFIUS）的國家安全審查機制阻礙中國企業赴美投資。

安全問題的確存在，也需要被認真對待。然而，當前的美國政府正將國家安全與經濟利益混為一談，這違背了美國的傳統。同樣地，近年來，安全和管控在中國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不知是巧合還是幸運，構成澳門目前博彩業一業獨大的博彩龍頭企業，相當大部分均為外資，並且全部是美資。由此形成了外資龍頭產業與本土其他產業的資本關係，以及大型外資企業與本土中小企業的特有產業組織結構。在這種狀況下，澳門博彩業對其他產業的擠出效應，本身就內涵了外資大型企業對本土中小微業的擠出效應。在制度安排和政策性支撐持續激發龍頭博彩企業的規模不斷擴張下，無疑放大了對本土中小企業的擠出效應。一般來說，由外資掌控一個經濟體的龍頭產業，不僅顯示本土經濟的命脈控制在外資手裡，為本土經濟風險帶來隱患；且外資掌控經濟體中最為賺錢的產業，在競爭中對本土經濟占盡強勢，不僅不利於本土經濟的成長，更會形成不利於本土的分配結構。早在2013年澳門國際收支中的經常帳資料反映，當年外資在澳門獲取流出本土的資本收益達到787億澳門元，接近當年GDP的20%。即幾乎1/5的本地生產總值為外資掌控並流出。

當前博彩業一業獨大的後果凸顯，單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博彩業是一個沒有清晰的供求平衡點、純粹的由供給創造需求型產業。缺乏需求制約與行業自製力的博彩業本身存在無限擴張的內在衝動。但是博彩業的發展需要土地、人力及各類資源，而一個經濟體的空間及其所有資源要素是有邊界的。博彩業無限擴張的內在衝動與澳門資源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是近年來澳門經濟超負荷運轉的根源。這最終導致了澳門發展成本的劇增、總體經濟失衡、增長難以為繼的後果。更為致命的是，博彩業屬於非健康產業，如果控制失當，會衍生出社會財富分配嚴重失衡、人力資本提升緩慢、社會風氣受到影響等一系列的矛盾。對經濟體帶來極高的經濟、社會發展成本。如果一旦成為長期趨勢，則會直接侵蝕經濟體產業長期發展的重要基礎，即企業創新與創業的活力、人力資本的培育和商業生態環境的良性發展。由此把博彩業對其他產業的即時擠出效應，延伸到長期的產業擠出效應。這種產業排他性的長期延伸是毀滅性的，它將從根本上切斷經濟體未來新興產業孕育與發展的種子。

而從政治影響來說，2002年的制度變遷，其含義僅是從博彩的獨家專營，變為6家專營，且向國際招標。這種「一變六」並未真正改變市場結構的性質。有限進入的市場開放使得過去的壟斷格局走向寡頭壟斷市場及利益格局。而當年中央的初衷是「一變三」，如今面臨賭牌批給陸續到期，是否應該恢復三個賭牌的主導權仍然是中央掌握。其次，當美國政府頻頻舉起「國家安全」大棒打壓中國企業的時候，中國政府也有無數個理由對美國企業實施對等的「國家安全」要求，當中在澳門的美資博企，無論是其對經濟社會的負面性，還是曾經或明或暗的影響我國國家安全的行為（如某博企內部人官司透露出的威脅特區高官資訊、某博企違反本澳個人資料保護法律、某博企支持反特區政府活動），都有機會成為中美貿易戰政治犧牲的對象，而「賭牌重投」完全可能成為中美政府之間的籌碼之一，美資博企從澳門博彩市場退出（當然在符合市場公平競爭下，其他外資仍會進入），是有可能發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