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真正的「空中飛人」。

作為負責中共中央、國務院各部委與中國252個駐外使領館之間機密文件、資料傳遞工作的專業信使，他們隸屬於外交部辦公廳信使隊。

「出一次國，走幾十個國家，一天兩個航班，兩天跨越半個地球，是家常便飯。」有著13年外交信使經歷的謝君楨說。

一年出差200多天

2010年末，一架法航A330客機降落在象牙海岸的阿比讓國際機場，兩名西裝筆挺、紮深藍色領帶的中國人和他們抱在胸前的包裹，乘著一輛直接開到舷梯旁的中國使館轎車，離開停機坪。

這是中國外交信使執行的一次普通任務。

六個半小時前，他們從巴黎戴高樂機場登機，飛行全程都雙腳交叉，抵住座位下方的一個草綠色包裹，這就是外交郵袋。大多數國家的外交郵袋是大紅色的帆布袋，但我國信使使用的郵袋是草綠色的，有大有小，上面用中英文標印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郵袋」。使用時，每個外交郵袋都用尼龍繩系好，再打上鉛封，鉛封中有一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

《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規定，「外交信使享有人身不得侵犯權，不受任何方式之逮捕或拘禁」；信使「執行職務時，應受接受國保護」；信使攜帶的「外交郵袋不得予以開拆和扣留」。在過海關時，都不需要接受檢查，甚至連摸一摸、捏一捏都不可以。

並不是所有國家都有專業外交信使，一些國家只派遣臨時信使。我國外交信使出差都是二人同行。因為任務緊，信使每年出差達200多天，不分晝夜飛往世界各地。比如外交信使關宗山，擔任信使16年間，走遍了五大洲134個國家和地區。如此緊湊的行程，他們一般準備兩本護照：一本拿著出差用，另一本放在國內，由內勤幫助辦下一趟出差的簽證。

信使所用的護照也與眾不同，上面標明「外交信使」身份，還格外厚。因為他們一次出差一般要去10個左右的國家，一走就是一個月。

有的出差線路被信使們戲稱為「下雞蛋」：每到一國，把送給使館的郵件放下，再把使館要往回帶的郵件帶上，如此再往下走第二站、第三站；另一種是「蛇蛻皮」：走到第一個點放下郵件，再往下走到每個點依次放，直到最後一個點，然後沿原路返回，收一遍要帶回來的文件。

艱難旅程意外不斷

我國的外交信使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執行投遞任務，與現在的「下雞蛋」線路截然不同的是，當時受到冷戰的影響，很長一段時間內，他們的工作都十分艱巨。

謝君楨曾撰文提及，在他履職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期間，遞送一個外交郵袋可能要輾轉數次飛機、數種交通工具。

1960年，中國與古巴建交。謝君楨一行開始向古巴首都哈瓦那投遞外交郵包。他們先乘蘇聯民航班機由北京飛往俄羅斯首都莫斯科，稍事停留後，再換乘瑞士航空班機抵達蘇黎世。隨後兩天，他們在中國駐瑞士大使館休息，再接著乘坐荷蘭航空公司航班飛往葡萄牙里斯本。

此時，旅程尚未過半。

那一次，飛機在降落里斯本機場後發生了故障。當時，中國與葡萄牙尚未建交，荷蘭航空公司代表只能安排謝君楨在機艙內過夜。第二天，故障排除後，飛機又飛行九個多小時抵達大西洋彼岸的荷屬圭亞那（現蘇里南）首府巴拉馬里博，再換乘荷航雙螺旋槳小飛機飛往荷屬東印度群島庫拉索島。

庫拉索島是旅遊勝地，但不久前，中國信使曾在此地遭遇綁架，信使大聲呼救，引來旅館服務員，才倖免於難。因此，謝君楨降落庫拉索島後，就在酒店房間內閉門不出，連吃飯也讓服務員送到房間裏。

第二天，他們再搭乘小飛機飛往牙買加首都金斯頓，再一次起飛降落後，他們才終於抵達目的地哈瓦那。

這條路線不僅耗時長，還有安全隱患，因此從北京到哈瓦那有了第二種選擇——走海路。自烏克蘭的奧德薩港出發，穿越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進入愛琴海，再穿越地中海，經直布羅陀海峽進入大西洋，航行17天後抵達古巴東海岸聖地牙哥港。而這條線路的問題是，風高浪急。後來，這條路線也被否決了。

1962年，蘇聯民航開通由莫斯科直飛哈瓦那的航線，信使張澄明、劉貞標開始使用這一路徑送信。但有一次，他們乘坐的航班因載客過重，飛行途中又遭遇強風，頂風飛行導致耗油過多，不得不迫降在紐約的機場。

冷戰陰影下的信使們擔心機密落入美國人手中，趕緊去廁所銷毀信件。他們將絕密信件在洗臉池中用水泡爛，再丟入馬桶，而機密件撕爛後則仍裝回外交郵袋內。

大批紐約員警包圍了飛機。張澄明、劉貞標不斷詢問飛機何時才能起飛，空姐不知道「領航員」的英文怎麼說，直接說成了要等待「美國領導人」。這下，信使們更緊張了。停留10個多小時後，飛機才在美國領航員的登機監督下起飛離境。

「人在文件在」

在擔任了13年信使的郭天祿的記憶中，1988年以前，一切都要以「大局為重」，「凡是涉及到與國際相關的東西，都要從外交部信使隊走」。直到1988年，中國的郵路與世界各國開始接軌，國內國際往來的私信也不再通過外交部信使隊，外交信使才減輕了很多工作壓力。

由於飛行頻率高，外交信使面臨著比一般人高出數倍的空難危險。信使們有一堂「必修課」：就是到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拜謁因飛機失事犧牲的戰友。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民航飛機安全係數較低，有3班信使遇到了空難，犧牲了6位信使。

除了飛機失事這種極端案例，幾乎每個外交信使都碰到過點「小意外」，而無論發生什麼，「人在文件在」是他們必須秉承的最基本信條。

1983年11月25日早晨8點，信使何存峰、楊水長各提著一隻外交郵袋，登上泛美航空公司PA72班機，從三藩市飛往紐約。

飛機起飛兩小時後，何存峰從洗手間出來後，卻發現楊水長不見了，兩隻外交郵袋也不見蹤影，座位上只留著何存峰的一隻航空 包。

何存峰找遍了3個機艙，257個座位還是沒有楊水長的影子，也沒有外交郵袋。

他感到肯定出了問題，朝駕駛室走去，卻被兩名穿制服的安保人員攔住了去路。何存峰亮明瞭自己的身份，但安保人員還是不肯讓步。最後，其中一人說：「楊先生要求政治避難，帶走文件，他表示不願再見到你。」

隨後，一名空姐遞給了何存峰一包東西，裏面有他的護照、機票及何、楊兩人出差的零用錢200美元，並夾著一張紙條。紙條是楊水長的字跡，何存峰確信無疑，同時他也意識到，他將面臨一場嚴厲的斡旋。

何存峰寸步不讓，堅決要帶走郵包。兩小時後，飛機迫降芝加哥的機場。美國移民局官員、聯邦調查局官員輪番向何存峰「進攻」。終於，四個小時後，移民局官員說：「你勝利了，請到機艙口取回你的郵包。」

鑒於何存峰在工作中的忠於職守，上級部門對他通報嘉獎，晉升兩級工資，並記大功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