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紅色旅遊興起，旅遊旺季的延安一房難求。站在楊家嶺的半山腰向下望去，毛澤東在大生產運動中種過的菜地，仍然鬱鬱蔥蔥

8月的延安正處在旅遊旺季。延安市區的寶塔山、清涼山、延安革命紀念館、楊家嶺等地車來車往，人頭攢動，十分熱鬧。旅遊車源源不斷地將遊客送到延安，延安市郊的棗園革命舊址，旺季時一天接待遊客超過2萬人。延安的街道上，不時可以看到“聖地延安”字樣。

1935年10月，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從1935年到1948年，中共中央在陝北戰鬥了13年，延安更成了中國革命的聖地。

中國共產黨立足延安之後，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跨過萬水千山，從東北、華北、華中、華南，從大後方，從南洋、歐美等地奔向延安。

棗園革命舊址的一位講解員說，恰逢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遊客比往年還多。很多是各地單位集體來到延安，重溫入黨誓詞，領悟延安精神。

中國延安幹部學院兼職教授安振華將延安精神概括為“建立正確的政治方向，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艱苦奮鬥的作風”。延安幹部學院常務副院長陳燕楠對《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說：“從1935年到1948年，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陝北戰鬥和生活了13個春秋，延安成為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抗日戰爭的出發點和解放戰爭的轉折點，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示範區、局部執政的試驗田和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

“民主的抗日根據地”

1937年7月，陝甘寧邊區第一次選舉由下而上逐步展開，採取“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無記名的選舉制”。7月6日，中共陝甘寧邊區委員會重申“現在是普選，除漢奸外，不分階級，都有選舉權”。

在普選過程中，識字者採用票選法，識字不多者採用畫圈法、畫杠法、畫點法，不識字者採用投豆法、舉手法等。1937年12月，歷時半年多的選舉運動全部結束。

1938年7月，毛澤東在延安同世界學聯代表團談話時說：“邊區是一個什麼性質的地方呢？一句話說完，是一個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邊區的作用，就在做出一個榜樣給全國人民看，使他們懂得這種制度是最於抗日救國有利的，是抗日救國唯一正確的道路。”

毛澤東說：“邊區各級政府都是由人民投票選舉的……有些人說‘知識落後的工農不能實行選舉制度’，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在《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中提出：“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原則，在人員分配上，應規定共產黨員占1/3，非党的左派進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1/3。”

1941年，陝甘寧邊區進行第二次普選，由於很多黨外候選人落選，邊區政府聘請了46名非党人士擔任邊區參議員，使邊區和各縣參議會的組成人員大體符合“三三制”的原則。

毛澤東讚揚陝甘寧邊區是“全國最進步的地方”，“這裏一沒有貪官汙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花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

1945年7月，黃炎培訪問延安。他對毛澤東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週期律。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律的支配。”

毛澤東回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

中國的另一個“心臟”

1936年9月，毛澤東寫信給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和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領導人章乃器、陶行知、沈鈞儒、鄒韜奮等人，商談一致抗日和密切合作事宜。毛澤東還寫信給北京大學許德珩等幾位教授，鼓勵起共同樹立“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而奮鬥”的信念。此後不久，大批民主人士、知識分子、愛國華僑、中外記者紛紛來到延安。

陳燕楠說：“當時文化界很多精英人物都到了延安，延安成了當時中國的另一個‘心臟’。”

延安時期成就了一支多達100多人的高素質史學隊伍，包括了對後來的中國史學影響較大的範文瀾、楊松、何干之、呂振羽、江隆基、牙含章、韓啟農、胡華、智建中、金燦然等人。同時，延安組建了一批史學研究機構，如中國革命史研究會、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室等。

在抗戰爆發後的一兩年時間裏，大批有民族責任感的知識分子和文化人奔赴延安，彙聚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抗日文化大軍，創作出《黃河大合唱》《我的家在東北的松花江上》《白毛女》《生產大合唱》《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暴風驟雨》《屈原》等作品。

這些文化界人士在延安建立了一批抗日文藝社團。從1936年底到1939年5月，除了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這一規模最大的群眾性文化社團外，還成立了陝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陝甘寧邊區文藝界抗敵聯合會、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西北戰地服務團、魯迅藝術學院等文藝團體。

1938年，毛澤東告誡文藝工作者：“你們不應當是只能簡單地記述社會生活的藝術工作者，而應當有為新中國奮鬥的遠大理想。不但要抗日，還要在抗戰過程中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國而努力，還要有實現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的理想。”

僅1939年一年，延安魯藝就創作了30個抗戰劇本，譜寫出100多首抗戰歌曲。根據地廣大農村的戲劇演出和文藝宣傳極為活躍，僅華北根據地太行區1940年到1942年間，活躍於各地的抗戰劇團和文藝宣傳隊就達1000個以上。

不同階級、不同黨派、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湧向延安，擴大了革命各個領域的隊伍。毛澤東曾22次到抗大講話、作報告，4次為抗大題詞。僅抗大在各抗日根據地就培養了20萬人，他們有的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有的成了將軍，有的成了理論家、文藝家、科學家，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新中國建設立下了不朽功勳。

“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1936年6月，在宋慶齡的幫助和毛澤東的安排下，美國新聞記者埃德加•斯諾和馬海德醫生從西安出發，經張學良的東北軍護送，跨進了“紅色中國”的大門。斯諾到了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之後寫出了著名的《紅星照耀中國》。

“第二次國共合作後，共產黨的政治主張符合民族的最大利益，這種主張通過各種渠道為全國人民所瞭解。國統區的知識分子，抱著一顆救亡圖存的心，寫出的文章，傳遞的信息，對宣傳延安和陝甘寧邊區起了很大作用。在國統區工作的周恩來和《新華日報》也起了很大作用。”陳燕楠說。到過延安的人士，用不同方式介紹、報道了延安的現實。

1938年出版的《生活在延安》一書，收錄了一位訪問者1937年在延安的所見所聞：“我由衷的感覺到‘紅軍’（即八路軍）的偉大。幹部和指揮員與戰鬥員衣著完全一樣，不掛三角皮帶，沒有符號和領章。‘官’無公費，實銷實報。伙食也完全一樣。‘紅軍’之所以能夠無堅不摧，固由於他們的打仗是‘為我們自己，為勞苦大眾謀幸福，為國家民族謀獨立解放’，也半由於上下同甘苦。”

1940年5月，愛國華僑陳嘉庚訪問延安，他看到中共重要領導人參加生產勞動、生活艱苦樸素後，斷言“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黃炎培訪問延安後在《延安歸來答客問》一文中寫道：“毛澤東先生，依我看來，是一位思想豐富而精銳又勇於執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為長者。此外轟轟烈烈的賀龍、彭德懷、聶榮臻、林彪、劉伯承……諸位先生在一般人想像中，一定脫不了飛揚跋扈的姿態。料不到，這幾位先生都是從沉靜篤實中帶著些文雅，一點沒有粗獷傲慢樣子。”延安“一切設施，都切合乎一般的要求，而絕對不唱高調”。

“延安精神沒有過時”

陳燕楠說：“陝甘寧邊區的民主政治實踐是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的有益探索，普選制、參議會制度和‘三三制’原則等一系列制度的成功實施，為新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積累了寶貴的歷史經驗。新中國成立後確立的一套政治制度和架構，和延安時期局部執政的實踐有很大關係。”

中共七大將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並寫入黨章。在延安楊家坪革命舊址，中共七大會場內的一側懸掛著一面紅色的條幅，上面寫著“全黨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向著勝利，向著中國人民徹底解放的大道前進！”

“延安時期確立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民主集中制原則，在建國後一段時間內還能堅持下來，但後來就出了問題。”陳燕楠說，“從延安時期後期到建國初期，中央的領導是堅強有力的，毛澤東的個人威望達到了頂點。後來，他個人沒有很好地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我們黨也缺乏一種制度的力量糾正這一錯誤。”

陳燕楠說：“如果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和決策體制不存在的話，個人的意志就會超越組織決策，就會產生很大風險。在毛澤東正確的時候全黨也跟著正確，毛澤東不正確的時候全黨也跟著犯錯誤。”

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的情況下，全黨要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把中國儘快地從落後的農業國變為先進的工業國。

“八大的正確路線未能堅持，因為毛澤東個人判斷的失誤，造成了一系列錯誤，最後就是文化大革命。”陳燕楠說。

2011年7月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發表的講話指出：“在歷史上的一些時期，我們曾經犯過錯誤甚至遇到嚴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於當時的指導思想脫離了中國實際。我們黨能夠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糾正錯誤，在挫折中奮起，繼續勝利前進，根本原因就在於重新恢復和堅持貫徹了實事求是。”

胡錦濤強調，“要堅持以黨章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為核心，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發展黨內民主，積極穩妥推進黨務公開，保障黨員主體地位和民主權利，完善黨代表大會制度和黨內選舉制度，完善黨內民主決策機制，保障黨的團結統一，增強黨的創造活力，堅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