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欄昨日提到，在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的副組長中，有兩位政治局委員，其餘副組長除夏寶龍之外，都是中央委員。有讀者朋友希望筆者一一予以說明。根據相關資料綜合整理，政治局委員是廣東省委書記李希、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另外，曾有消息說，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也是副組長，如屬實，那就是三位政治局委員了。中央委員是書記處書記兼統戰部長尤權、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長趙克志。而夏寶龍雖然在中共中央委員會中沒有職務，但也是全國政協副主席。也就是說，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的副組長，全部都具有「副國級」的位階，陣容鼎盛。
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的第一、二任組長，都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國家副主席出任，先後是曾慶紅、習近平。但到了第三任則有了變化，可能是為了強調國家憲法與基本法的關係，彰顯國家憲法的憲制地位，因而其組長轉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張德江出任，但可能是仍然需要凸顯「國家副主席」在該小組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其第一副組長，是兼任國家副主席的政治局委員李源潮。
本任組長的角色再次調整，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出任。由於韓正分管的工作之一，是區域合作，而且曾經在上海市委書記任上，推動長三角區域合作甚有成效及經驗，因而折射了中央的港澳工作，進行了戰略轉移，就像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結束「文化大革命」，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推動改革開放；及中共「十九大」在各項政治「攻堅」戰役獲得壓倒性勝利後，藉著對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的紀念，在提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共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總目標的同時，提出改革開放的「2.0版」，以精細型代替過去的粗放型那樣，推動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尤其是參加由習近平親自策劃部署及指揮的「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
在一九八四年許家屯南下之前，中共港澳工委是由中央委托廣東省委代管。因而當時香港新華社的領導幹部，如梁威林、王匡等，大多是由廣東省委派出，而且還是東江縱隊、兩廣縱隊出身者較多。
澳門南光公司則較為「遜色」，除了總經理柯正平之外，其餘真正「揸FIT」者，多是具有佛山地委的背景，如曾谷、李耀祺等。
顧名思義，既然是港澳工委，就包括了澳門。實際上，在港澳工委「分家」之前，柯正平、周鼎是港澳工委常委，兼澳門分工委負責人。兩人就是用此名義，向中央呈交關於國際機場選址的報告的。該報告引用了筆者的一些觀點，如澳門將來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政治位階高於作為經濟特區的珠海；有利於在澳門過渡期，爭取葡方的合作（在中葡談判過程中，遇到回歸年期及國籍兩大難題，葡方以進行大型建設需要時間為由，意圖將交還澳門的日期推延到二十世紀之後）；韓國、以色列、南非（當時尚未與中國建交）及台灣的班機可以在澳門升降等。時任代理總書記兼國務院總理的趙紫陽批示︰「國際機場還是建在澳門好」，為珠海與澳門之間的「國際機場之爭」一錘定音。
但珠海市的某位主要負責人，後來趁著趙紫陽被撤職，而某位每年都南下珠海度假的「副國級」領導人，極為憎恨趙紫陽的難得機會，要求這位領導人推翻趙紫陽的批示。當時在澳門國際機場公司代表中方的高敏指出，由澳門建設國際機場並非是趙紫陽的個人決定，而是中央的集體決策。這位領導人當即表示，既然是中央的決定，他也就不好再說什麼了。翌年春節，這位領導人再次到珠海度假，而此時高敏已經出逃。珠海市的那位主要負責人趁機參了一本，並要求領導人下令，將建設澳門國際機場的資金調撥回國內，供給正在興建中的珠海機場運用。而這位領導人竟然也點頭答應。筆者從公開報導中得悉這個消息後，撰寫評論指出，澳門國際機場的資金來自三個方面，一是澳葡政府，二是何鴻燊的澳門娛樂公司，三是中資機構。因而除了佔股較少的中資機構的資金或可調回之外，其餘大部分資金都不能調撥，這是違反中央的對外政策的，而且也有著對澳門私人企業實行「共產」之嫌，損害港澳投資者對未來回歸後實行「一國兩制」的信心。當然，也因個人情緒，寫了一些對這位領導人不夠尊重的話。因而差點惹來殺身之禍，幸得澳門新華社社長周鼎和宣文部副部長冼為鏗先生為筆者的人格作證，筆者才逃過一劫。
在當時，包括其前身澳門南光公司在內，澳門新華社可能只是正司局級。因而在中央委員會中「沒有角色」。但周鼎調來澳門並籌備將南光公司正名為「新華社澳門分社」時，就有了升格為副部級的前景。實際上，在一九九二年港澳分家，單獨成立澳門工委之後，作為副部級的澳門新華社的格局，就基本上與作為正部級的香港新華社相對應。在香港方面，社長周南、姜恩柱、高祀仁等，先後都當選為中央委員，並有一位副社長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如鄭華、喬宗淮等。而在澳門方面，郭東坡、王啟人等只是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
二零零零年一月，澳門新華社更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區聯絡辦公室，簡稱「澳門中聯辦」。二零零二年初，筆者從訂閱的《國務院公報》中，看到《國務院任免人員》欄別，刊登了任命澳門中聯辦正副主任的通告。筆者猜測澳門中聯辦已經「升格」為正部級。因為如果還是副部級機構，其副主任只是司局級，不是「中管幹部」，沒有「資格」榮登《國務院公報》。而且，這個任職名單已經在更名為澳門中聯辦後定型，但在兩年後再正式任命一次，肯定是個人的級別都已晉升。於是就按照這個思路撰寫了評論進行分析。但卻遭到自認為「永遠正確」，「只有自己是一枝花，別人都是爛茶渣」者，批評為「淺薄」。幸好，後來的事實證實了筆者的分析，就在當年底的「十五大」上，本來是中紀委委員的白志健主任，當選為中央委員，與正部級的位階相適應。在「十六大」，白志健連任中央委員。但到「十七大」，白志健因年齡關係退居二線，轉任全國人大常委會華僑委員會主任。
接任的李剛，是中紀委委員，又回到白志健剛到澳門時的原點，與澳門中聯辦的正部級機構不相適應。－－按照不成文慣例，中紀委委員相當於副部級。到「十八大」後，就更「不靠譜」了，王志民調來澳門時，就像現在的夏寶龍那樣，在中央委員會中沒有職務，但畢竟在此前，夏寶龍曾經是連續三屆的候補中央委員，及一屆的中央委員。直到「十九大」前夕進行「大執位」，王志民調任香港中聯辦主任，填補調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的張曉明的空缺，而鄭曉松則從副部級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升任澳門中聯辦主任，三人都在「十九大」中當選為中央委員。這才使得在港澳事務中的這三個中央機關，在中央委員會的層次「正常化」，並「一碗水端平」。
鄭曉松逝世後，由候補中央委員傅自應接任澳門中聯辦主任，似乎又是回到回歸前的狀態。不過，最近調任澳門中聯辦副主任的嚴植嬋，也是候補中央委員。似乎是以兩位候補中央委員相加，頂得上一位中央委員，有所平衡，補強了澳門中聯辦的應有「位階」。
今年初，薛曉峰副主任調任廣東省政協副主席後，筆者曾與相關人士議論，既然習近平主席如此重視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那麼，新任的澳門中聯辦副主任，很可能是在廣東省任職的市委書記中物色並升任，甚至就是曾任珠海市委者，以可處理好珠海與澳門的關係。結果是猜中了一半，嚴植嬋確實是曾在廣東省出任過市委書記，但不是在珠海市，而是揭陽市；而且，她在三年前就已經是副部級，先後出任廣東省委常委兼統戰部部長，安徽省委常委兼組織部部長，及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常委、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