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選情落後以至危急，而其對手拜登又採取「冷處理」戰術，讓他無法抓住其失言以作進擊之下，狗急跳牆，以全面圍遏中國的策略，企圖轉移美國國內選民的視線，挽救選情。而最新的一招，就是前日突然要求中國關閉駐休斯敦的總領事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稱，這是美國單方面作出的決定，中國對此表示強烈譴責，並表示將會進行報復，據傳將是採取對等行動，關閉美國駐中國武漢的總領事館。這是中美兩國緊張關係升級的最新跡象，而且幾乎已經到了「斷交」的邊緣。由此，中國在因為疫情而致中美航線極為稀疏的情況下，也要接回在美國的留學生，以避免美國以各種荒唐的籍口實施抓捕。而且，由於美國力圖拉攏其他一些國家跟進，因而在美國脅迫下，其他一些國家可能也以程度不同的方式，對中國實施類似的手段。

這就引帶出一個筆者之前曾經提出過的問題：澳門居民中的內地政治公職據位人，倘是持有雙重國籍的「雙重效忠」問題。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所謂雙重國籍並不包括因葡國國籍法的原因，而持有葡國護照的澳門中國公民，此問題已在《中葡聯合聲明》的「中方備忘錄」，及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中國國籍法在澳門實施的幾個問題的解釋中，得到妥善解決。實際上，前後三任行政長官，及若干位司長、行政會委員，以至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省級政協的委員，婦聯、青聯、科協等人民團體的澳區成員，都有這個情況。但只要他們在出任上述公職期間，放棄使用葡國護照，就不算是「雙重國籍」。

問題是在於，一些原本是中國國籍的澳門居民，以各種原因移民外國，歸化其他國家國籍的人員。按照不同國家的要求，他們在入籍之時，是必須宣誓效忠該國家的，尤其是美國。另外，按照中國國籍法的規定，在加入其他國家的國籍後，就自動喪失中國國籍。這些人如果只是當一個市民，問題不大；但如果是出任按照國家法律規定，必須是中國公民的內地各種政治公職，如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各人民團體的領導機構成員，或省級政協的委員，以及按照基本法規定，必須由澳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出任的職務，就涉及到「雙重效忠」的問題。

如果這些持有外國護照的人員，僅是出任澳門特區的政治公職的話，儘管也是涉及到國家主權的問題，但畢竟「兩制」——澳門特區立法會——的比例還相對大些。而出任內地的國家政治公職，就完全是屬於「一國」的事務，因為中國的各類國家政治公職，都是國家主權的屬性，完全不屬於「兩制」的範疇，因而其「雙重效忠」的性質就特別明顯。

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在澳門特區的上述各類政治公職人員中，有一些人是持有外國護照的，此前在「巴拿馬秘密文件」中就有所披露。這就形成「雙重效忠」問題。倘這些中國國家政治公職的據位人，其所持有的另一個他國護照的國家，與中國交惡甚至是交戰時，這些中國國家政治公職的據位人爲了表忠，而發表支持中國政府的言論，可能會被其所持他國護照的國家視爲「叛國」，按照該國的法律予以懲處。畢竟，持有他國護照的人士，當年為了滿足移民及「坐移民監」的條件，多在該國置有物業，這就可被視為「定居」該國的證據，亦即已經喪失中國國籍，是該國的公民。

更有甚者，有個別中國國家政治公職的據位人，擔任了另一個主權國家的駐澳門榮譽領事。《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對名譽領事官員及以名譽領事官員爲館長的領館的便利、特權與豁免做了系統規定，基本上是將之視為派出國的「外交官員」。實際上，按照《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第三章《對於名譽領事官員及以此等官員為館長之領館所適用之辦法》規定，凡是正式領事及其領事館所享有的特權，如國旗與國徽之使用，領館館舍不得侵犯，領館館舍免税，領館檔案及文件不得侵犯，行動自由，通訊自由，遇有領館轄區內有派遣國國民受逮捕或監禁或羈押候審、有權探訪受監禁、羈押或拘禁之派遣國國民，人身不得侵犯，逮捕、羈押或訴究之通知，管轄之豁免，免除工作證，免稅，免納關稅及免受查驗，免除個人勞務及捐獻，刑事訴訟等。

因此，所有外國派駐中國澳門特區的榮譽領事，都必須在事先征得中國外交部的批准，並由外交部駐澳門特區特派員公署進行管理，帶有一定程度的「準國與國關係」。如是普通澳門居民出任，倒是可以凸顯「一國兩制」的優越性；但倘是由也是國家各類政治公職的據位人出任，恐怕會有「效忠衝突」的問題，並成為該國在中國澳門的「代理人」。

更尷尬的是，某些國家在兩國關係上，或在國際事務上，是與中國政府的政治立場有衝突的。比如，容許達賴喇嘛訪問該國，某些國家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或因疫情損失而向中國提出「索償」要求，以至在南海問題上與中國的國家利益發生衝突等。當中國政府對這些國家提出批評時，擔任其駐澳榮譽領事的內地和澳門特區的政治公職的據位人，究竟是與中國政府保持一致，還是與任命其為榮譽領事的國家「同一口徑」？這更是需要釐清的問題。

筆者至今有點「糊塗」，爲何相關部門會採取「雙重標準」？當中國澳門特區的某位立法會議員，要參選另一個主權國家的國會議員時，就將其視為「雙重效忠」，予以口誅筆伐（筆者也積極參與了這場批判），幷修改選舉法律，禁止「雙重效忠」；但當某些澳門居民中的精英分子，既是內地的國家各種政治公職的據位人，却又持有他國護照，甚至是出任他國駐澳門的榮譽領事，就不是「雙重效忠」，而且還是「愛國愛澳」的「楷模」？而且，當筆者撰文對此現象進行分析批評，而有當事人「打小報告」「控告」本人時，筆者竟然被批評為「破壞建制派團結」？現在特朗普所採取的各種惡劣的極端手法，部分地證實了筆者的預測，可說是還了筆者一個公道。

而從國家撤回在美國的留學生的事態中，延伸開來，還讓人擔憂未來台海事態發展的前景。由於內地有不少高官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子女在美國生活，如果台灣當局發生踐踏《反分裂國家法》的事端，迫使國家必須實施非和平手段時，美國其實根本無須以軍事手段來支持「台獨」勢力，只要扣留了這些高幹子女作「人質」，這場「懲獨戰爭」就根本不用打了。從美國「發爛渣」看政治公職的雙重國籍問題

特朗普在選情落後以至危急，而其對手拜登又採取「冷處理」戰術，讓他無法抓住其失言以作進擊之下，狗急跳牆，以全面圍遏中國的策略，企圖轉移美國國內選民的視線，挽救選情。而最新的一招，就是前日突然要求中國關閉駐休斯敦的總領事館。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稱，這是美國單方面作出的決定，中國對此表示強烈譴責，並表示將會進行報復，據傳將是採取對等行動，關閉美國駐中國武漢的總領事館。這是中美兩國緊張關係升級的最新跡象，而且幾乎已經到了「斷交」的邊緣。由此，中國在因為疫情而致中美航線極為稀疏的情況下，也要接回在美國的留學生，以避免美國以各種荒唐的籍口實施抓捕。而且，由於美國力圖拉攏其他一些國家跟進，因而在美國脅迫下，其他一些國家可能也以程度不同的方式，對中國實施類似的手段。

這就引帶出一個筆者之前曾經提出過的問題：澳門居民中的內地政治公職據位人，倘是持有雙重國籍的「雙重效忠」問題。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所謂雙重國籍並不包括因葡國國籍法的原因，而持有葡國護照的澳門中國公民，此問題已在《中葡聯合聲明》的「中方備忘錄」，及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中國國籍法在澳門實施的幾個問題的解釋中，得到妥善解決。實際上，前後三任行政長官，及若干位司長、行政會委員，以至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省級政協的委員，婦聯、青聯、科協等人民團體的澳區成員，都有這個情況。但只要他們在出任上述公職期間，放棄使用葡國護照，就不算是「雙重國籍」。

問題是在於，一些原本是中國國籍的澳門居民，以各種原因移民外國，歸化其他國家國籍的人員。按照不同國家的要求，他們在入籍之時，是必須宣誓效忠該國家的，尤其是美國。另外，按照中國國籍法的規定，在加入其他國家的國籍後，就自動喪失中國國籍。這些人如果只是當一個市民，問題不大；但如果是出任按照國家法律規定，必須是中國公民的內地各種政治公職，如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各人民團體的領導機構成員，或省級政協的委員，以及按照基本法規定，必須由澳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出任的職務，就涉及到「雙重效忠」的問題。

如果這些持有外國護照的人員，僅是出任澳門特區的政治公職的話，儘管也是涉及到國家主權的問題，但畢竟「兩制」——澳門特區立法會——的比例還相對大些。而出任內地的國家政治公職，就完全是屬於「一國」的事務，因為中國的各類國家政治公職，都是國家主權的屬性，完全不屬於「兩制」的範疇，因而其「雙重效忠」的性質就特別明顯。

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在澳門特區的上述各類政治公職人員中，有一些人是持有外國護照的，此前在「巴拿馬秘密文件」中就有所披露。這就形成「雙重效忠」問題。倘這些中國國家政治公職的據位人，其所持有的另一個他國護照的國家，與中國交惡甚至是交戰時，這些中國國家政治公職的據位人爲了表忠，而發表支持中國政府的言論，可能會被其所持他國護照的國家視爲「叛國」，按照該國的法律予以懲處。畢竟，持有他國護照的人士，當年為了滿足移民及「坐移民監」的條件，多在該國置有物業，這就可被視為「定居」該國的證據，亦即已經喪失中國國籍，是該國的公民。

更有甚者，有個別中國國家政治公職的據位人，擔任了另一個主權國家的駐澳門榮譽領事。《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對名譽領事官員及以名譽領事官員爲館長的領館的便利、特權與豁免做了系統規定，基本上是將之視為派出國的「外交官員」。實際上，按照《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第三章《對於名譽領事官員及以此等官員為館長之領館所適用之辦法》規定，凡是正式領事及其領事館所享有的特權，如國旗與國徽之使用，領館館舍不得侵犯，領館館舍免税，領館檔案及文件不得侵犯，行動自由，通訊自由，遇有領館轄區內有派遣國國民受逮捕或監禁或羈押候審、有權探訪受監禁、羈押或拘禁之派遣國國民，人身不得侵犯，逮捕、羈押或訴究之通知，管轄之豁免，免除工作證，免稅，免納關稅及免受查驗，免除個人勞務及捐獻，刑事訴訟等。

因此，所有外國派駐中國澳門特區的榮譽領事，都必須在事先征得中國外交部的批准，並由外交部駐澳門特區特派員公署進行管理，帶有一定程度的「準國與國關係」。如是普通澳門居民出任，倒是可以凸顯「一國兩制」的優越性；但倘是由也是國家各類政治公職的據位人出任，恐怕會有「效忠衝突」的問題，並成為該國在中國澳門的「代理人」。

更尷尬的是，某些國家在兩國關係上，或在國際事務上，是與中國政府的政治立場有衝突的。比如，容許達賴喇嘛訪問該國，某些國家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或因疫情損失而向中國提出「索償」要求，以至在南海問題上與中國的國家利益發生衝突等。當中國政府對這些國家提出批評時，擔任其駐澳榮譽領事的內地和澳門特區的政治公職的據位人，究竟是與中國政府保持一致，還是與任命其為榮譽領事的國家「同一口徑」？這更是需要釐清的問題。

筆者至今有點「糊塗」，爲何相關部門會採取「雙重標準」？當中國澳門特區的某位立法會議員，要參選另一個主權國家的國會議員時，就將其視為「雙重效忠」，予以口誅筆伐（筆者也積極參與了這場批判），幷修改選舉法律，禁止「雙重效忠」；但當某些澳門居民中的精英分子，既是內地的國家各種政治公職的據位人，却又持有他國護照，甚至是出任他國駐澳門的榮譽領事，就不是「雙重效忠」，而且還是「愛國愛澳」的「楷模」？而且，當筆者撰文對此現象進行分析批評，而有當事人「打小報告」「控告」本人時，筆者竟然被批評為「破壞建制派團結」？現在特朗普所採取的各種惡劣的極端手法，部分地證實了筆者的預測，可說是還了筆者一個公道。

而從國家撤回在美國的留學生的事態中，延伸開來，還讓人擔憂未來台海事態發展的前景。由於內地有不少高官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子女在美國生活，如果台灣當局發生踐踏《反分裂國家法》的事端，迫使國家必須實施非和平手段時，美國其實根本無須以軍事手段來支持「台獨」勢力，只要扣留了這些高幹子女作「人質」，這場「懲獨戰爭」就根本不用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