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吉爾吉斯斯坦似乎完成了獨立以來的第一次「合法、公正和公平的國家權力平穩交接」。然而，不到兩年時間後，表面的平靜就被打破。先是今年6月，吉議會通過了褫奪阿坦巴耶夫離任總統地位和司法豁免權的議案。8月7日，吉國家安全委員會派出特種部隊到首都比什凱克南郊的科伊-塔什村對前總統阿坦巴耶夫實施抓捕，但因阿支持者的暴力抵抗而失敗。8日，加強了抓捕力量的特種部隊再次前往，重壓之下阿坦巴耶夫放棄抵抗，與兩名親信一同被押送內務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接受審查。隨後，吉內務部向媒體公佈了在阿坦巴耶夫住所收繳的殺傷性武器，國安委主席還披露了這位前總統發動政變的企圖。聯想此前阿卡耶夫、巴基耶夫兩任總統被反對派推翻的非正常政權更迭過程，吉再次發生的戲劇性權力格局激變難免令人對吉是否再陷「閉環」式的暴力輪回產生擔憂。

泊來「民主」的水土不服之累

蘇聯解體後，原有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受到嚴重挫傷的前「蘇維埃人」迫切需要構建新的國家模式，冷戰失敗的挫敗感促使他們急於按照西方的民主政治標準打造新獨立國家的制度和形象，似乎唯如此才能算作擺脫蘇共意識形態色彩和獲得國際社會認可的標誌性姿態。於是，直接選舉、三權分立、多黨政治、新聞自由等社會制度重建措施幾乎成為上世紀90年代所有原蘇聯國家的必選動作。但是這些一廂情願的努力並沒有換來西方政客和戰略家的認可，反而帶來了主權安全和社會穩定上的嚴重威脅。隨著美歐國家冷戰思維的繼續和地緣政治行動的推進，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國領導人很快從虛幻的夢境中清醒，開始探索適合自己民族傳統和歷史現狀的國家發展模式，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民主建設之路。但是相比上述國家，這時的吉爾吉斯斯坦已經「走得太遠」了。這個在20世紀末人口還不到500萬的國家，獨立後註冊的政黨由最初的8個增至1999年的18個，在2006年達到88個。全國近90%的媒體實行了私有化，結果是大量外國資本的進入和控制。同時，以扶貧、信貸、健康、環保、傳教等各種名目活動的數千個非政府組織進入吉境內，並最終在這裏成功傳播了中亞的首場「顏色革命」。然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吉登陸的「顏色革命」卻發生了明顯的變異，一改其原本的非暴力特徵，衝擊監獄、打開軍火庫、佔領總統府、打砸搶燒外企，即使被冠以「鬱金香」的雅號也無法遮掩這場街頭「革命」的暴力色彩。上千年的遊牧歷史，使吉民族政治文化中存有典型的「東方威權主義」傳統。當蘇聯解體使統治這裏近兩個世紀的外來強權瓦解時，這種傳統對獨立後吉社會政治建設產生的影響便凸顯出來。恰恰在這樣的土壤和氣候條件下，不合時宜地人為嫁接西式「民主」，出現水土不服的情況也是完全合乎邏輯的。

據報導，對阿坦巴耶夫的這次抓捕行動過後，科伊-塔什村一片狼藉，阿坦巴耶夫的宅邸內外到處是彈洞和血跡。曾有消息人士透露，阿坦巴耶夫及吉第二任總統巴基耶夫都曾遭到過對手投毒陷害。處在這樣一種社會政治生態中的國家，竟被西方政客吹捧成「中亞民主島」，如此誇張的忽悠難免讓人生疑。

南北方地域集團利益差異

吉爾吉斯斯坦是個山國，在不到2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占80%。主要定居人口的分佈被天山山脈西段的阿拉套山等長年積雪的高山分隔為北方和南方兩部分。北方以首都比什凱克、楚河州、塔拉斯州、伊塞克湖州為主，南方由費爾幹納盆地周邊的賈拉拉巴德州、奧什州、巴特肯州構成。由於地理屏障的隔離作用，雖同屬一個民族，分佈在不同環境中的各部族社會發展進程也漸漸出現差異。1822年，沙俄政府授權西伯利亞總督頒佈《西西伯利亞吉爾吉斯人條例》，吉爾吉斯各部正式接受俄羅斯帝國統治。在征服中亞各民族的過程中，沙俄政府幾乎都使用了支援部分被殖民當局看好的部族、進而實行分而治之的策略，這一殖民方略對正處在近代民族國家形成初期的吉爾吉斯人產生了深遠影響。沙俄對吉爾吉斯人統治的中心選在以楚河平原為中心的北方，原本因地理隔離形成的南北社會差異被外力加劇。但在外來的俄國政治文化強壓下，這種差異和不平衡並沒有對吉社會形成支配性影響。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權取代了沙俄在中亞的統治，但這一治理格局並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蘇聯解體後，中亞各民族國家開始了獨立發展的歷史，原處於次要地位矛盾的影響力上升。尤其在獨立建國初期，由蘇聯繼承下來的政治資源被迅速消耗，權力重建和經濟轉型加快了新生利益集團的發育。作為國家權力中心的總統一旦無力使國內各大利益集團間關係達到基本的平衡，那麼它的寶座被掀翻的時刻就快到了。2005年，出身于楚河州(北方)的首任總統阿卡耶夫被迫辭職後出走莫斯科，來自賈拉拉巴德州(南方)的巴基耶夫擔任總統;2010年，巴基耶夫又被反對派趕下臺赴白俄羅斯政治避難，楚河州的阿坦巴耶夫當選為第三任總統。2017年的吉總統選舉順利舉行，似乎實現了國家最高權力的首次和平交接。當時人們這麼看也不是沒有理由：阿坦巴耶夫上臺和執政期間，熱恩別科夫代表南方勢力給予了有力支持;阿坦巴耶夫將熱恩別科夫作為信得過的人選推出，並為他掃清了選前的各種政治障礙。然而8月初以來的嚴酷現實再次證明，儘管是同一政黨的領導人和曾經的政治盟友，一旦南北勢力爭奪的焦點集中到總統權力上時，失衡的力量對比重建再平衡的驅動勢必使吉社會政治發展進入新的輪回。由於獨立近30年來吉的政治生態反復遭到破壞，吉每次權力更迭都難免起訴前領導人，進行核心部門人事洗牌、經濟資源重新分配等一套過程的重複。這種「自殘」式的折騰已經成為「常態」，國內政治矛盾的固有結構和嚴酷的環境使吉始終難以生成有國家　　擔當的精英集團和有利於社會穩定的權力模式。8月事件後再次付出的代價能否讓吉從此走出政治「黑洞」，有待繼續觀察。

大國博弈對局中的空間爭奪

中亞地處歐亞大陸的中間地帶，曾經是古代四大文明間的「十字路口」，而深處內陸的地理位置又構成了中亞文明發展的封閉環境。受這兩種相向地緣作用的影響，造成中亞社會發展歷史進程中呈現出一種矛盾的特徵：一方面始終保持了不可複製的地區特色，另一方面又不斷受到外來強大文化的影響。在帶來入侵和征服的同時，這些外來強力也推動了中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中亞各主要民族於上世紀90年代獲得了獨立，但這種地緣上的困境並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不同的只是新生的中亞民族國家首次獲得了獨立決定對外關係的自主權力，於是當代世界各相關大國對中亞的影響就成了一個雙向需要的過程。獨立後的中亞各國都將在大國間的平衡作為基本外交方針，而吉爾吉斯斯坦又是其中最典型國家。與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不同，吉油氣資源貧乏，建國初期無法走「能源興國」道路。經濟發展對外援的需求成了大國影響這個中亞小國的重要抓手。長期以來吉也一直居於中亞國家債務水準榜單之首。2015～2018年，吉的外債均超過當年GDP的50%。除此之外，大批出國務工人員寄回國的僑匯也占吉GDP的很大部分。經濟上受制於人，政治上就不得不聽命於人。冷戰後暴露在俄歐之間「權力真空」的吉成為西方東擴的目標，吉特有的地緣條件成為歐美「改造後蘇聯空間」的灘頭陣地之一。吉成為中亞第一個發生「顏色革命」的國家。缺乏外交上獨立自主的資本，又不得不在大國間選邊站隊，這恰恰是吉外交的困境所在。阿富汗「反恐戰爭」期間，在吉竟出現俄美兩個大國同時設有軍事基地的後冷戰「奇觀」。這樣脆弱、敏感的國內國際境況，外部影響從政治、經濟、安全上多方制約吉內政，恐怕也是一個短時間內難以改變的困境。

（許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