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房地產大享唐納德‧特朗普在幾乎全球的反對和抗議聲中干脆利落擊敗十五位黨內強大的競爭者，成為美國2016大選共和黨唯一的候選人。不管特朗普是否最終能夠入主白宮，僅僅他能夠得到強大民意的支持並在激烈的競選中脫穎而出就已經震撼了整個西方

一、「美國是對世界和平威脅最國家」

經濟學人智庫已將特朗普當選列為2016年全球下大風險之一，其得分和伊斯蘭教聖戰士進行恐怖主義活動一樣高——風險排名在英國退出歐盟之前。在法國，87%的民眾反對他，83%的民眾認為他非常危險。英國甚至出現超過50萬人聯署，要政府下令禁止特朗普進入英國。 歐洲政界更是打破不干涉盟國內政的慣例，罕見以激烈的言詞表明立場。歐洲議會議長舒爾茨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語出驚人：「美國總統候選人特朗普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民粹主義者。歐盟和美國都沒有做好準備『迎接』這樣一位新總統。」「讓這樣的人掌握了權利，他是有能力做出極其危險的政治決定的」。

事實上，真正令西方擔心的恰恰是特朗普現象對自己制度的否定和衝擊。尤其是新世紀以來，外有中國模式強勢崛起引發的制度競爭，內有一系列深重危機的歷史時刻。

二十一世紀到來後，西方贏得冷戰帶來的優勢紅利似乎一夜間消失。先是美國無法通過選票選出總統，而不得不靠最高法院有爭議的判決。緊接著便是美國自內戰以來，本土首次遭到襲擊——9•11恐怖事件。被打蒙而又惱羞成怒的美國露出了自己西部牛仔文化的底色，以舉國之力向神龍見首不見尾、孤狼分散作戰的恐怖分子發動單邊全面戰爭，並進而以反恐之名將戰爭無限擴大。 2003年，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不僅程式缺失（未經聯合國授權），還偽造了莫須有的理由（虛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以爭議的手段（用軍事外力而不是內部民眾革命推翻了薩達姆政權），「收穫」了慘重的後果（無政府狀態、長期動盪、伊斯蘭國崛起）。一國政府犯下如此多的錯誤，不僅削弱了國際形象，也重創了美國製度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其實，美國的行為和當年蘇聯出兵捷克性質完全相同：用武力強行輸入一種制度而不是為了佔領土地。一直到今天，蓋洛普在全球所做民調都顯示「美國是對世界和平威脅最大的國家」。

二、西方竭盡全力應對經濟大危機

西方經常宣傳民主國家很難對外發動戰爭，因為要說服大眾，有分權、監督和制衡，還有自由媒體以及獨立司法。可是如此災難性的伊拉克戰爭，小布什發動起來是多麼的容易，幾乎無法阻擋。二戰以來，美國捲入朝鮮戰爭、越南戰爭、兩次海灣戰爭、南斯拉夫內戰以及後來的反恐戰爭，何曾有過困難？

當時美國之不受歡迎， 2003年10月布希總統訪問友邦澳大利亞，結果在機場、行經的路上、美國大使館門前擠滿了抗議的人群。他在澳大利亞國會的演講還沒有開始就被議員的抗議聲所淹沒，以致於警察不得不把享有豁免權的參議員推出會場。

布希總統的單邊外交政策和兩場反恐戰爭只是對民主制度的第一擊，但由於西方長期居於優勢地位的慣性，以及輿論普遍認為只不過是小布什的個人原因，所以這一擊的效果並不致命。但2008年就在西方認為終於可以終結小布什時代之時，一場百年一遇的經濟大危機席捲了整個西方。

這場危機的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後果之嚴重堪稱二戰以來首見。其對西方模式和價值觀打擊之大也是二戰後空前的。「華盛頓共識」隨之破產，再沒有人相信它是放之四海而皆準。

西方的全面經濟危機引發一個誰也想不到的效果：一直迅速發展而又不被西方過度關注的中國再也無法隱身。在筆者看來，這場危機令中國在全球的地位和重要性提早了至少十年。這個局面是中國和西方都不願意看到的。中國本希望繼續韜光養晦，西方則希望繼續維持自己獨霸的地位。

為了應對危機，西方也是竭盡全力。包括2008年選出第一位黑人總統。確實，在一個實行了黑奴制和種族隔離制度兩百年的民主國家居然能選出一個黑人總統，自然有相當正面的影響。然而，奧巴馬的八年並沒有解決美國面臨的問題。 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奧巴馬第一次競選時，提出要在第一個任期把當時10萬億美元的債務減少一半至5萬億。結果四年後不但沒有減少反倒劇增至15萬億美元，現在則高達19萬億美元，已經超過美國的經濟總量。根據西方的標準，債務佔經濟總量的比重不能超過70%，否則就易發生經濟危機——所以說該指標已經達到100%多的美國仍然沒有擺脫經濟危機是有道理的。與此同時，貧富差距繼續擴大，2015年，中產階級第一次成為絕對少數。整個社會的不滿和憤怒持續上漲。不妨以3月15日佛州選舉為例。這雖然是盧比奧的家鄉，但他卻慘敗於特朗普，隨後不得不宣佈退選。在這個州，對聯邦政府不滿和憤怒的人數竟然超過90%！但佛州並不是唯一。所以這種社會情緒在2016年大選進行全面的釋放並不例外，即特朗普的崛起。

三、應對失當的阿拉伯之春

除了選出奧巴馬，歷史還給了西方一個可遇不可求的機會：即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 本來，2008年的經濟危機重創了西方，但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卻仍然以「民主」之名爆發。這對西方倍受批評和質疑的制度模式實是雪中送炭，只要應對得當，完全可以因勢利導，逆轉不利於自己的時代潮流。然而西方糾結於國家利益、意識形態的內部張力，在地緣政治上又判斷失誤，把千載難逢的一手好牌完全毀掉。

先是法國支援突尼西亞的本•阿里政權直至最後一刻——除了大量提供鎮壓民眾示威的防暴武器，當時的法國外交部長還在國會要求派警察去突尼西亞傳授如何應對。但當本•阿里真的垮臺乘機要到法國避難時，卻被拒絕入境。隨後美國面對長期的盟友埃及的穆巴拉克，保持了「中立」：既不公開要求穆巴拉克下臺，也不公開支援民眾。而當埃及的民選政府被軍事政變推翻後，美國不但不承認這是軍事政變，對軍方的援助也一直沒有停止。後來當巴林之春發生時，就在巴林駐有艦隊的美國，不但無視巴林政府的血腥鎮壓，更對沙特組成的撲滅巴林之春的海灣聯軍不置一詞。到此時，西方滿口民主、人權的真面目暴露無遺。

當阿拉伯之春來到西方的非盟友利比亞和敘利亞之時，西方則一反常態，揮舞著民主的大旗進行干涉，卻在地緣政治上犯了巨大錯誤。結果利比亞的無政府狀態和敘利亞的內戰導致了歐洲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難民潮以及恐怖襲擊潮。歐洲在無法承受的情況下，不得不尋求由歐盟提供資金，讓土耳其接下全部難民。世界一直視德國總理默克爾為西方難得一見的優秀政治人物，結果卻在難民一事上顯示不過金玉其外罷了。特朗普說默克爾正在毀掉德國，並非危言聳聽。

四、特朗普崛起直指西方的核心政治制度

如果說應對失當的反恐戰爭和阿拉伯之春是外交層面，經濟危機是內政層面，那麼當特朗普崛起時，就直指西方的核心政治制度了。可以說整個西方之所以對特朗普感到恐懼，並不是害怕特朗普勝選後真的會兌現其政策：三權分立的設計決定了特朗普要麼一事無成，要麼向體制妥協。而是特朗普現象本身對西方制度的否定。

西方一人一票的制度設計一直無法解決的問題是如何避免民粹式領導人的上臺。特朗普從西方標準來看，是一個反體制、反傳統的政治人物。滿嘴的政治不正確打破所有禁忌：性別、種族、宗教信仰。而這些都是西方價值觀最重要的核心：信仰自由、人人平等。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公然反對西方價值觀的人物、一個被本黨公開反對的人物，卻得到了選民的普遍支援。

目前，特朗普現象第一個令西方無法解釋的是，美國是人類近代以來第一個（有限）民主共和國，可稱西方模式最重要的代表性國家，何以直到今天選民仍然如此容易的被民粹所主導。支持特朗普的人並不僅僅是下層白人、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群體，佔領華爾街的激進團體，還有大量的中產階層，更有上層精英。

第二，面對特朗普的崛起，共和黨高層並不是寄希望民眾的覺醒和神聖的選票，相反卻採用非正常的類似國民黨的手法，試圖阻止特朗普。共和黨大佬、2012年競選過總統的羅姆尼竟然公開指責特朗普是「騙子、欺詐者」。如果美國是例外之國，這種一黨堅決反對自己廣泛受到民眾支持的候選人現象確實在他國聞所未聞。

現在特朗普是否能夠入主白宮，還是未知數。但假如成真，那後果就如前世界銀行行長、小布什政府的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所說的：「特朗普如果當選總統，美國將不再安全，我們在全世界的影響力也將被極大削弱。」

（宋魯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