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美國公佈新一輪對朝鮮的制裁措施，將朝鮮交通、金融、礦業以及能源部門列入制裁名單。兩周以前，聯合國安理會一致通過了制裁朝鮮的2270號決議。這份被稱為“史上最嚴”的制裁決議，是該機構針對朝鮮核武及導彈開發的第五份決議。朝鮮官方隨後發表聲明稱，美國及其追隨勢力肆意侵犯朝鮮主權和生存權，對此朝鮮將採取堅決的應對措施。聲明還稱，安理會對朝制裁是對朝鮮的挑釁，朝鮮將動用包括強有力的“物理方式”在內的所有應對手段和方法，堅決予以回擊。

這種“朝鮮式”回應，不會令人感到奇怪。但外界應該疑惑的是，朝鮮強勢回應的底氣來自哪里？2006年第一次核子試驗以來，平壤以每3~4年一次的頻率，像按部就班似的進行核子試驗、發射衛星。聯合國安理會的經濟制裁一波比一波嚴厲，為何朝鮮的核、導技術一次比一次“精進”？沒人會懷疑朝鮮在政治上強大的“自主意志”，但靠意念是沒法引爆核彈的。一切都離不開“錢”這個最根本的物質基礎。

外貿優先國策

韓國方面給朝鮮算了一筆賬，2月7日的衛星發射花掉了約8.5億美元，每年用在核項目開發上的資金約11億美元。朝鮮2015年的GDP約為290億美元，也就是說，朝鮮“一爆一射”就消耗掉經濟總量的6.7%。賬如果這樣算，那對朝經濟制裁似乎就沒有必要了。因為依此邏輯，再多搞幾次核爆，再多放幾顆衛星，朝鮮經濟自我維持就成問題了。

曾在1999年預言平壤政權將因經濟困境而垮臺的美國企業研究所學者尼古拉斯•埃博史塔特，在去年11月發表的長篇學術論文中，用詳實的資料和歷史事實論證道，以國際標準衡量，朝鮮的經濟是“史詩般的失敗”。不過事實證明，至少在朝鮮經濟這個問題上，國際標準沒有“朝鮮邏輯”解釋力強。

這個“朝鮮邏輯”其實並不神秘。韓國央行公佈的資料顯示，朝鮮最近幾年的經濟增長率分別為：2010年-o.5%；2011年0.8%；2012年1.3%；2013年1.1%，2014年1.0%。對外貿易增長率方面（排除韓朝貿易），2011年51.6%；2012年7.8%；2013年7.8%；2014年3.7%。從這些資料可以看出，首先，朝鮮經濟形勢從2011年開始好轉；其次，經濟實現小幅增長的同時，外貿卻維持高增長。也就是說，朝鮮經濟的外貿依存度相當高。

朝鮮的真實經濟資料，如其政權運作那樣神秘，但韓國央行的統計也絕不是“全靠蒙”；資料的精確度或許有瑕疵，但反映的大趨勢應該沒錯。長期追蹤朝鮮對外經濟關係的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學者馬庫斯•諾蘭德的研究顯示，儘管朝鮮外貿多年來一直是赤字，但這種局面在2011年出現逆轉，朝鮮經常帳戶開始有了盈餘，而且2012年依然保持順差。在他看來，朝鮮甚至已經開始了對外資本輸出，這也使其有了頂住國際經濟制裁壓力的底氣。

朝鮮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搞“先軍政治”（Military First），但鮮為人知的是，朝鮮的“貿易優先”（Trade

First）政策，早在1980年代就開始了。為了與1988年的韓國漢城奧運會“抗衡”，朝鮮大張旗鼓地舉辦了1989年世界青年與學生聯歡節。當時朝鮮外匯奇缺，為了募集資金，平壤于1986年成立國際貿易公司賺取外匯。雖然那次“狂歡”讓朝鮮背了一筆不小的債務，但通過貿易賺外匯的方式卻從此進入了朝鮮領導人的視野。

1995年開始“苦難行軍”後，面對嚴重惡化的國內經濟形勢，朝鮮更加突出了對外貿的重視。自那以後，朝鮮黨、政、軍系統乃至主要地方政府，都紛紛成立了各種形式的國家貿易公司，這些公司之間甚至一度還形成了競爭。經歷這些年發展，朝鮮特色的國家貿易公司管理和運作體系已經成型。比如建立直接向朝鮮最高領導人負責的“書記顧問團隊”監管這些公司，外匯收入按一定比例上繳國庫。

有學者把朝鮮國家貿易公司形成的網路，比作“朝鮮有限公司”，朝鮮最高領導人就是CEO。在他們看來，這個“公司”，對平壤政權起到了“安全閥”的作用：一方面維持了體制的穩定，另一方面也使朝鮮能夠抗拒對外關係中的大風大浪。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學者約翰•樸就認為，由於不具備正常的國家預算體系，國家貿易公司成了朝鮮維持國家機構運轉所需資金的主要來源。這也是為何朝鮮曾引以為傲的“國家分配制度”瓦解後，國家經濟不僅沒有跟著崩潰，還能支撐得起核、導開發這樣“高消費”的重要原因。

海外“錢路”

朝鮮被貼上“自絕於國際社會”的標籤，至少在經濟上是不成立的。事實上，朝鮮從經濟全球化中獲得的紅利，遠比外界想像的多。當然，朝鮮從貿易優先政策中賺了多少美金，恐怕只有平壤核心決策圈清楚。朝鮮的對外經濟行為，有正常的合法貿易，也有為了規避國際制裁的非法交易，還有介於兩者之間的灰色地帶。所以，外界很難看清朝鮮外匯創收的全貌，即使根據公開的資訊拼出的“全圖”，肯定也是打滿馬賽克的。正因為如此，簡單地以核、導項目經費在GDP中占比“不正常”來做推斷，很可能“不科學”—不符合“朝鮮邏輯”。

不過，平壤政權能把朝鮮內部社會打造成“黑匣子”，但對外經濟活動總會不同程度留下蛛絲馬跡。由此也可以大致窺見朝鮮的海外“錢路”。

從公開的資料看，平壤當局有著多管道的賺取外匯的方式。韓國統一部最近公佈的資料顯示，自2004年開城工業園區開建以來，韓國向朝鮮注入了約5.6億美元資金。此外，園區124家韓國企業雇傭的5.5萬名朝鮮員工，每年支付工資超過1億美元。而且，韓方的工資不是發放給朝方員工本人，而是平壤當局。這些工資，被扣除相當比例（韓方估計約70%至90%）的“忠誠基金”後，剩下的才換算成朝幣發給朝鮮員工。

對外勞務輸出，是朝鮮創匯的另一管道。金正恩上臺以來，明顯加大了對外勞務輸出的力度，派出對象國主要集中在俄羅斯、中國、中東以及非洲。目前到底有多少朝鮮海外勞工，並沒有精確的資料，聯合國朝鮮人權事務委員會的估計是5~6萬人。與開城工業園區案例類似，朝鮮海外勞工的工資，也要上繳相當比例的“忠誠基金”。聯合國估計，平壤每年可能從中得到12~23億美元的外匯。韓國關閉開城工業園區，斷了朝鮮一條財路，但對外勞務輸出，並未被列入任何對朝制裁名單，也沒有可被列入制裁的國際法依據。

軍火以及相關的服務貿易，曾在朝鮮創匯中扮演重要角色。這條財路在國際制裁下，可能正在日益萎縮，但也可能變得更為隱秘。2009年的1718號制裁決議，禁止朝鮮核、導及其相關技術交易，但並未禁止常規小型武器的進出口。這個“缺口”在剛剛通過的2270號決議中被填補上了。但這並不意味著徹底斷絕了朝鮮這條財路。一方面，朝鮮並未完全停止違反制裁決議的軍火交易。比如2013年，巴拿馬扣押了一艘從古巴運往朝鮮的載有防空導彈和米格戰機的船隻。另一方面，朝鮮這方面的貿易，存在大片讓國際制裁難以“下錘”打壓的灰色地帶。

2009年以前的對朝制裁決議，主要限於武器本身及相關的服務交易。朝鮮就此打起了“擦邊球”。比如，朝鮮幫助埃塞俄比亞建設、改造了兩座兵工廠。此外，朝鮮長期向烏幹達、安哥拉等非洲國家提供軍、警訓練服務。2013年的制裁決議堵上這個“漏洞”後，這樣的服務貿易並未禁絕。目前，朝鮮海外的跆拳道教練，主要分佈在非洲這些與朝鮮長期保持軍事合作的國家。個中緣由不言而喻，國際制裁決議對此也沒轍。有學者估計，朝鮮每年從這類貿易中獲利5~10億美元，雖然難有事實做支撐，但誰也無法證偽。

朝鮮的“封閉”也被當作了賣點。除了中俄等鄰國，每年都有不少歐美國家的遊客赴朝鮮“獵奇”。朝鮮官方稱2014年海外遊客數量達10萬人，韓方估計這可為朝鮮創匯約1億美元。在日本的朝鮮人對朝匯款，1990年代初總額多達20億美元。日朝關係惡化後，這筆款項數額逐年降低，日本《朝日新聞》2013年的報導稱已降至約2000萬美元。但海外匯款新的來源正在形成。據韓方調查，目前居住在韓國的約2.7萬名脫北者，近一半的人，通過中間人（據稱傭金高達30%）向在朝鮮的親屬匯款。這筆款項2011年據說就突破了1100萬美元。這些資金雖為民間匯款，但無疑會在朝鮮國內形成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現實購買力。

莫神話經濟制裁

多年來，朝鮮頑強地扮演著證明經濟制裁無效的角色。經過多年受制裁的“歷練”，朝鮮隱蔽海外資產、隱匿貿易蹤跡的手法可謂爐火純青。負責監控對朝制裁的聯合國對朝制裁委員會，近年來發佈的報告均顯示，制裁並未達到預期目的。其中重要原因在於，國際制裁收緊的同時，朝鮮規避制裁的措施也在進化。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學者凱薩琳•穆恩持類似觀點：著眼於事實上想把朝鮮逐出全球經濟的制裁，迫使朝鮮尋找新的規避正常交易的方法，它已經發展出通過“非法現金流通網路”與“中間人”開展業務的其他方式。

金融制裁向來被美國視為制裁利器，但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學者約瑟夫•德湯瑪斯近日撰文稱，在資金如水般流動的世界，試圖堵漏洞註定將失敗。他認為，規避國際銀行系統，可能會增加朝鮮的交易成本，但金融制裁並沒有遲滯朝鮮的合法貿易，亦或阻斷其與武器相關技術的交易。對於美國祭出的“次級制裁”—制裁與朝鮮進行違規貿易的企業或個人，加州大學聖達戈分校學者斯蒂芬•哈格德並沒有那麼樂觀。他認為這種制裁的效果，取決於美財政部甄別那些持有朝鮮重大資產的海外公司的能力。顯然這並非易事。

在凱薩琳•穆恩看來，眼下的事實是，僅靠制裁已被證明不足以從根本上遏制核武材料與技術的轉移，或者迫使平壤高層重新思考其核武野心。穆恩認為，如果與朝鮮簽訂和平條約是美國、韓國、中國的最終目的，那麼這些國家就理應引導包括朝鮮在內其他相關方，向這個目標努力。“走向這條道路，在中短期內是最費時耗力也最為複雜的，但卻可能產生最具建設性和決定性的結果—一個更加和平的東北亞。凱薩琳•穆恩的觀點，與中國提出的半島無核化與“停和機制轉換”並行不謀而合。華盛頓與首爾若願聽北京一言，“朝鮮難題”或許並非無解。

（雷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