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下午2時，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第一次會議。會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和全體委員宣佈就職。會議一致決議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中央人民政府施政方針，並選舉林伯渠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下午3時，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向全世界宣讀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公告》向各國政府莊嚴宣佈：「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
  第一份外交公函的發出及外交部的組建
  開國大典結束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周恩來以外交部部長的身份發出第一份公函。這是新中國的第一份外交文書。公函送達各國在北京舊領事館領事，請其轉交各國政府；在北京無領事館而在南京有大使館或公使館的，則送達南京各國舊大使館或公使館。兩個小時以後，史達林即從莫斯科發來賀電，慶賀新中國成立。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工作班子立即投入外交工作。當天晚上的國慶宴會，由政府典禮局和外交部工作班子安排蘇聯此前駐北平領事館部分人員和蘇聯派到中國的專家參加。
  10月2日，蘇聯副外長葛羅米科（外長維辛斯基在聯合國開會）受蘇聯政府委託，致電通知新中國外長周恩來：蘇聯政府決定建立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外交關係，並互派大使。中蘇正式建交，蘇聯成為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與此同時，中國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合作關係也獲得全面發展，從而大大增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對維護遠東和世界的和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0月5日，王炳南帶領新建立的外交隊伍進入外交部辦公樓辦公，規劃編制，配備幹部，擬定《外交部組織條例草案》。
  10月10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毛澤東修改過的頭條新聞：「中蘇任命首任大使，蘇聯為羅申，我國為王稼祥。」
  同日，蘇聯駐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大使羅申到任。外交部安排專列前往滿洲里迎接羅申一行，王炳南在前門火車站主持舉行有3000人參加的盛大歡迎儀式，軍樂隊奏歡迎曲。周恩來、董必武、聶榮臻、沈鈞儒、章伯鈞、張治中、邵力子、廖承志到車站歡迎。
  10月16日，周恩來外長安排羅申大使向毛澤東主席遞交國書。羅申致頌詞後，毛澤東致由周恩來起草的答詞。毛澤東致詞完畢，與羅申熱烈握手。
  10月20日，毛澤東宴請羅申大使，王稼祥作陪。王稼祥大使赴任，連護照都來不及辦理。毛澤東特地給史達林寫了一封親筆信：
  「茲介紹王稼祥同志給你。王稼祥同志到蘇聯的任務，除擔任我國駐蘇大使並以我國外交部副部長資格兼管對東歐各新民主國家的一般的外交事務外，同時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資格（他是我黨的中央委員）和你及聯共中央接洽有關兩黨之間的事務……」
  同日晚，周恩來前往北京火車站為外交部副部長、首任駐蘇聯大使王稼祥離京赴任送行。周恩來對王稼祥說：「建立國家的外交關係，派大使，搞外交，我們經驗太少，你赴任後要多總結經驗，推動我們外交工作的發展。」
  10月31日，王稼祥一行抵達莫斯科。11月3日下午1時，新中國首任駐蘇聯特命全權大使王稼祥向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什維爾尼克呈遞新中國第一份國書。同日，王稼祥向北京報告遞交國書的詳細情況。11月14日，王稼祥向北京續報遞交國書的具體情況。
  北京東城區外交部街33號，一度是中共進入北平後華北人民政府所在地。外交部工作班子，分別在東交民巷禦河橋2號院、西松樹胡同辦公，後全部遷入外交部街30號。
  11月3日，周恩來召集李克農、王炳南、董越千、柯柏年、喬冠華、龔澎、賴亞力、楊剛等開會，研究外交部組織機構建設的具體問題，確定了六司兩委一廳的編制和科長以上的幹部配備。這是外交部機構建立之後的首次會議。
  11月8日，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周恩來，在外交部街30號鄭重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成立。
  會議由王炳南主持，並致開幕詞。他說：「外交部建部工作，到現在為止，基本上已經順利完成任務。有了辦公地址，有了組織條例，有了工作幹部，這些條件與其他部門比較起來是很難得的。我們相信，今後在周、李兩位部長直接領導下，定能順利完成任務。」他介紹了外交部自10月1日至11月7日完成的各項工作任務。周恩來、李克農發表了具有指導意義的重要講話。
  成立之初，外交部不斷補充新鮮血液。到1949年12月，人員總數已達285人，其中有幹部248名及工勤雜人員37名，男女比例約為7∶3。
  幹部主要來自：中央外事組約50人，中央外事學校約100人，回國的留學生17人，留用原國民黨政府人員57人，從軍隊調來部分人員，以及從隱蔽戰線和統戰系統調來的部分人員。
  從選拔外交幹部的條件看，首先是幹部需要有長期革命鬥爭的經歷，尤其有外事工作的經歷；其次是政治清白，組織紀律性強；再次是能掌握一門或兩門外語與外交技能。
  新中國成立初期外交隊伍經歷的外交大事件
  在既定外交政策的指導下，新中國自1949年10月1日成立之日起到1959年12月進行了一系列影響中國命運和世界形勢的外交活動，主要有：
  毛澤東訪問蘇聯
  新中國剛成立不久，毛澤東就於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訪問蘇聯，與史達林會晤。周恩來總理率龐大的中國政府代表團於1950年1月20日至2月17日訪問蘇聯。經過多次磋商，終於在2月14日締結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奠定了新中國處理中蘇同盟關係的基礎。它將此前中共中央的「一邊倒」外交方針以法律檔形式固定了下來。該條約是一項防守同盟條約，實際上針對的是美國，即條約文本中所指的「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為上與日本相勾結的國家」。在新中國面臨美國強烈敵視的情況下，該條約極大地有利於新中國在國際社會站穩腳跟。
  朝鮮停戰談判
  中國人民組成志願軍於1950年10月入朝作戰，把「聯合國軍」打回三八線。1951年7月8日，雙方組成代表團，於當年10月23日至1953年7月26日進行談判。中方志願軍代表鄧華將軍參加，後有邊章五將軍和丁國鈺將軍相繼接替，1953年4月26日由柴成文將軍接替。1951年7月10日在開城談判，10月25日改到板門店。1953年7月27日達成《關於朝鮮軍事停戰的協定》及其附件《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職權範圍》《關於停戰協定的臨時補充協議》。中方派出由李克農任組長和喬冠華任指導員的談判工作組，到朝鮮指導談判。正是由於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的驚人表現，世界各國此後不得不重新考慮其對華政策，即使它們中的一些國家並不想改變反共反華立場，卻也再不敢輕率對待這個重新煥發生機的東方古國，新中國也得以傲立於強敵環伺的國際環境之中。
  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會議
  聯合國安理會於1950年9月29日通過決議，同意中國政府派代表團出席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會議。10月23日，周恩來電告聯合國秘書長賴伊，稱中國政府將派伍修權為大使銜特派代表和喬冠華為顧問，龔普生、安東、陳忠經（陳翹）、浦山、周硯、孫彪、王乃靜等9人組成的代表團出席會議。因中國與美國沒有外交關係，要求將入境簽證地點定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中方人員將在那裏轉赴美國紐約。周恩來指示伍修權，到聯合國後的具體活動可由代表團相機行事，主要發言稿則要在北京寫好並經審批，各種資料要事先整理好，並要譯成英文，翻譯事務由浦山和周硯負責。伍修權一行於10月24日抵紐約，10月27日參加會議，10月28日伍修權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長篇演說。他的演說對帝國主義者，特別是美國長期以來對中國的侵略、掠奪和欺詐，作了無情揭露與憤怒控訴，把中國人民受的氣一下吐了出來。伍修權的演說從內容到音量都在會場內外引起了震動，使美國「反動頭子」杜魯門和杜勒斯等十分惱火又奈何他不得。
  日內瓦會議
  1954年2月18日，蘇、美、英、法四國外長在柏林會議上達成協議，建議在日內瓦召開由中、蘇、美、英、法以及有關國家參加的會議，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和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會議分為兩部分，交叉進行。4月26日至6月25日討論和平解決朝鮮問題。
  中國政府應邀出席日內瓦會議，周恩來率領由120人組成的政府代表團與會，事先作了充分準備，還專門向蘇聯方面取經，學習參加大型國際會議的經驗。
  4月19日，中國政府任命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為出席日內瓦會議代表團首席代表，張聞天、王稼祥、李克農為代表。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參加討論國際問題的重要會議。
  日內瓦會議是一次成功的會議。這次會議對新中國來說是有特殊的重要意義的。通過這次會議，印度支那的戰火熄滅了，越南北部完全解放。這就再一次打亂了美國從朝鮮、中國臺灣、印度支那三條戰線威脅新中國的戰略部署，鞏固了中國南方邊陲的安全。通過這次會議，世界看到了同美國所掌握的安理會形容的完全相反的新中國形象，看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新中國外交風格，看到了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看到了在處理國際問題當中新中國的分量。
  萬隆會議
  萬隆會議，即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尼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有29個亞非國家和地區的政府代表團參加。這是亞非國家和地區第一次在沒有西方大國參加的情況下討論亞非人民切身利益的大型國際會議。會議在萬隆召開，所以也稱萬隆會議。出席會議的中國代表團由周恩來任團長，成員有陳毅、葉季壯、章漢夫、黃鎮，顧問有廖承志、楊奇清、喬冠華、陳家康、黃華、達浦生大阿訇，秘書長為王倬如，助理有浦壽昌、石志昂、李兆基。隨團記者有沈建圖、黃作梅、杜宏、李平、郝風格。不幸的是，沈建圖、黃作梅等在「喀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上遇難。萬隆會議主要討論了保衛和平、爭取民族獨立和發展民族經濟等各國共同關心的問題，目的是促進亞非國家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並共同抵制美國的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活動。萬隆會議通過的《亞非會議最後公報》，涵蓋了與會國在經濟合作、文化合作、人權和自決、附屬地人民問題、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等多個方面所達成的共識。公報中「關於促進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提出了載入史冊的十項原則，是亞非國家對國際關係準則的重要貢獻，是世界歷史進程中劃時代的里程碑。
  外交隊伍概況
  高級幹部及中層幹部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外交部領導都有軍事背景，即大都在部隊裏擔任過要職，他們的原則性強，工作能力強，在軍內外、黨內外和國內外享有很高聲譽。
  外交部掛帥的是周恩來，他曾任工農紅軍總政委，新中國成立後，以政務院總理身份兼外交部部長。第一副部長王稼祥，曾任工農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外交部部長，新中國成立後，他是第一位出使蘇聯的大使。常務副部長李克農，曾任八路軍總部秘書長，新中國成立後，兼任中央軍委情報部部長。副部長章漢夫，作為董必武的秘書參加過聯合國成立大會，在周恩來出訪和李克農赴朝鮮主持朝鮮停戰談判時，他實際上主持外交部工作。副部長伍修權，參加過遵義會議，曾任東北軍區參謀長。1954年任常務副部長的張聞天，曾在中共中央負總責多年。外交部高層由這些人組成，外交工作可謂得天機。1958年，陳毅任外長，為外交部領導班子增添了力量。
  外交部中層幹部都是原中央外事組成員和從軍隊調來的幹部。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王炳南的社交能力和組織能力極強，自抗日戰爭起，一直是周恩來的左右手，被毛澤東稱為「我們的王外長」，是新中國外交部建部的臺柱子，選地址，組班子，制定最初的規章制度均由他具體負責。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閻寶航曾任遼寧省政府主席。他是一個傳奇人物，是宋美齡的座上客，是首批軍人大使禮賓知識的啟蒙老師。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喬冠華，抗日戰爭時期在新華社香港分社任社長，寫國際形勢述評文章就出了名，後到重慶辦報紙，一直在周恩來身邊工作，是有名的筆桿子，深得毛澤東、周恩來賞識。自1949年外交部成立起，喬冠華一直是外交部重要文章的起草人。西歐非洲司司長宦鄉，曾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是著名的國際問題專家，外交部另一個大筆杆子。國際司司長董越千，曾任白求恩的翻譯，華北人民政府副秘書長，熟悉外事工作。情報司司長龔澎，曾任香港《中國文摘》主編，在重慶談判時任毛澤東的英文翻譯，國內外公認的才女。中層領導幹部還有龔普生、賴亞力、溫朋久、柯柏年、熊向暉、楊剛等德才兼備的年輕人，可謂人才濟濟。
  來自軍隊的大使、參贊和總領事
  外交部領導的除了部內機構和地方外事機構，還有一支大規模的隊伍——駐外使領館工作人員。除1949年11月8日外交部成立大會之前王稼祥出使蘇聯較為及時外，第一批大使的派出是一個比較緩慢的過程，1950年5月到1951年5月共派出14位大使。
  1949年10月至1959年12月，新中國的建交國（包括代辦級的英國、荷蘭）達34個，共派出31位大使。其中，23位是來自軍隊的幹部，5位是來自隱蔽戰線的幹部。1949年至1951年，派出的第一批15位大使中有11人來自軍隊，由此產生「將軍大使」的說法。這11人中，從事過軍事指揮工作的有倪志亮、譚希林、彭明治、袁仲賢、耿飆等5人，從事過軍隊政治工作的有王幼平、黃鎮、姬鵬飛、韓念龍等4人，從事過軍事情報工作的有馮鉉、吉雅泰、王任叔等3人。
  中央對第一批大使人選挑了又挑，十分慎重。對於把大使派往哪一個國家，是有一定考慮的。蘇聯是新中國最主要的外交對象，出使任務艱巨、情況複雜，選派的大使自然要考慮蘇聯方面的尊重和信任，能夠協調對蘇關係，先派王稼祥後派張聞天赴任是經過仔細研究的；派王任叔到印尼是考慮到他在印尼政府中有不少朋友，尤其是在印尼華僑中有較高聲望；出使蒙古的是烏蘭夫推薦的吉雅泰這樣出色的蒙古族幹部。
  將軍中職務最高的是三野代參謀長袁仲賢，他被派往對新中國成立初期外交事業有重要意義的印度。工作相對較輕的派往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兄弟國家的使節職務，則由有外事經歷的將軍擔任。
  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於1949年12月27日給各野戰軍總部發去關於選派外交人員（大使、公使、領事）的標準：黨員、政治上忠實可靠；高中以上文化水準，能懂外語更好；有相當多的情報工作經驗和軍事知識；謹慎周詳，能堅決執行政策，服從領導；身體健康；年齡在20歲至40歲之間的師級、團級以上幹部。要求被選人員於1950年1月25日以前到北京報到。
  新中國成立初期，各行各業均面臨幹部嚴重短缺局面，特別是專業領域。外交部也是如此，外交人才是稀有資源。除外事系統的一些骨幹外，有過在軍調部或軍調小組工作經歷的人則成為相對合適的人選。軍隊的政工幹部轉為中央或地方的文職幹部並不罕見，轉入其他部門的軍官們面臨的工作性質、工作內容的挑戰程度也很大。過去外事系統及情報部門裏的幹部不可能被大量調配給外交部，即使是外事口也還有外經貿部、貿促會、中蘇友協、對外友協等機構。
  組織上允許大使自己物色幹部
  在選定派去駐蘇聯大使館的外交人員時，中央還是比較謹慎的。最初留用少數原國民黨外交人員（起義人員）負責短期維持使館的基本運作，同時在選派使館人員時看重「政治清白」。雖然外交人才難求，但在幹部錄用上卻始終把階級隊伍的純潔性作為選用的第一原則，堅決不錄用原國統區學校培養的要擔任外交官的學生。有外交報國願望的金庸收到外交部顧問梅汝璈的邀請，被要求辭去在香港的編輯工作北上北京。但被喬冠華拒絕，喬冠華要求金庸先去中國人民大學接受政治教育。金庸在國民黨國立政治學校的學習背景成為調入的最大障礙。
  中組部、外交部努力調配參贊以下各類幹部，周恩來也在具體的人選問題上多次表態。由於時間倉促，駐蘇聯使館人員主要由中組部和外交部調配。後來各使館都要人手，中組部無人可找，於是讓大使自己物色人選，中組部發調令。王幼平回憶：「那個時期，新中國百業待興，幹部很缺。特殊時期採用特殊政策。駐外使館幹部，中央和外交部只管大使人選，其他外交官則由大使自己找。周總理對使節們說，現在幹部很缺，各個使館的幹部請各位大使自己解決。方法是：大使物色、提名，然後將名單報請中央組織部下調令。」
  大使不得不各自組建使館班底。1950年6月至10月間中華人民共和國準備派出的外交人員的名單檔案表明，除三位大使及兩位女眷外，共有18人。這18人均是中共黨員，政治上是可靠的，但寫明有外事工作經歷的只有趙政一、孫一新兩人。他們普遍比較年輕，像林亮、符浩這樣的「三八」式幹部，受教育程度比較高，是受「一二·九」運動影響參加革命的青年學生，當時已經是黨內的中高級幹部。還有一些是解放戰爭中、後期參加革命的年輕人。
  耿飆大使找來的幹部多來自自己原來任職的第19兵團，很重要的原因是第19兵團就部署在北京附近，容易找到和調動。
  王幼平大使是兵團政治部主任，分管組織人事，卻只是輾轉找到幾位幹部，因其老部隊尚部署於南方，找到老部下和熟人非常困難。
  吉雅泰大使原在內蒙古工作，他找到的幹部自然是內蒙古地區的他認識的或領導推薦的。
  陸續調離原使館的留用人員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人手不足的情況下，使館（團）還在當地雇用一些事務性工作人員和勤雜人員，但對他們保持較高的警惕性。1952年，外交部專門制定《關於駐外使領館雇用人員的暫行規定》，要求逐步清退使館所雇原國民黨使館工作人員。
  大使學習班（即外交官培訓班）
  為使這些久經沙場的將軍迅速轉變角色，由從戎的將軍變為「文戰」的大使，外交部於1950年2月至5月為他們舉辦學習班，學習計畫由王炳南和閻寶航具體制定。大使學習班共40人，以大使為主，有部分參贊、一等秘書參加。越南人黃文歡也在這個班學習過。學習班地點設在外交部街30號的老部禮堂。與大使學習班同步進行的，還有中央軍委情報部辦的情報幹部培訓班，擬出國任武官，有100多人參加。兩個班課程安排完全一致，有時一起上課，有時分開學習各自業務，其中許多人調入外交部和外事部門任職。
  大使學習班從外交最基礎的東西學起。國際形勢、國際政治，建交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概況和風俗習慣，外交文書，外交禮儀等知識，都由專家上課。除理論課之外，還有參觀、練習課。學員們認真聽課，虛心學習。
  周恩來給大家上了第一課。他要求各位大使要多做友好工作，要學習駐在國語言，注意學習駐在國的長處，強調：「外交工作授權有限，所以你們要經常向國內請示彙報。外交無小事，千萬不可掉以輕心。使館內要有嚴格的紀律，要加強組織紀律性。」
  1950年3月10日，毛澤東在接受羅馬尼亞大使魯登科遞交國書之後，接見前來觀摩遞交國書程式的大使學習班學員，說：「解放軍歷來是我們培養幹部的地方，所以，中央決定從部隊中挑選一批幹部。」「我們高級幹部中懂外語的人很少，但也不能不派大使呀！暫時不懂外語也可以當好大使。漢朝的班超、張騫不是也不懂外語嘛！但他們出使西域，非但不辱使命，而且功績卓著。」「你們之中有好幾位都是參謀長、政治部主任，擅長調查研究，出國以後要發揚在部隊時的長處，搞好調查研究工作。」「將軍當大使好，你們不會跑掉。」毛澤東還承諾，保留將軍們的軍籍。
  新中國外交部剛成立時，靠原國民黨政府外交部的留用人員起草外交文書，後來參考蘇聯和國際上通用的格式，逐漸形成自己的風格，稱謂、開頭、行文、結尾、落款等均形成一套固定的格式。
  培訓幹部計畫及外交隊伍人數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更加重視提高外事幹部的外文水準和翻譯人才的培養。外交部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把幹部的外文學習列為部內和各駐外使領館的重要任務之一，要求每名幹部都要學習一門外文，並把學習成績列入幹部鑒定的內容。周恩來把北京外國語學校指定為培養外事翻譯人才的重要基地，親自指示要擴大招生，增開西班牙文等外語專業。還要求當時外交部的部、司領導同志定期去該校作形勢報告，鼓勵師生努力教好、學好外語，培養出合格的外事翻譯人才。
  到1949年12月，外交幹部總數達248人。經中央批准，1950年外交部從軍隊調了14位副兵團級、正軍級幹部出國擔任大使、參贊；將有外事工作經驗的中央外事組成員留在部內，協助領導處理日常事務；從60多個軍裏調了一批師級、團級幹部，每個軍調一名師級幹部和兩名團級幹部，共計180餘人出國擔任參贊、一等秘書、二等秘書。
  1952年7月，北京外國語學校的一批畢業生、中國人民大學外交系和外文專修班、北京大學外語畢業生共800人幾乎全部進入外交部。將青年知識份子分配到部內各單位和駐外使領館裏學習、工作、提高，作為外交官的後備力量在實踐中進行鍛煉。
  1953年，北京外國語學校有438名學生，中國人民大學外交系有160名學生，外文專修班有40名學生，北京大學東方語言系有56名學生，在蘇聯、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的留學生有45名。學制有半年的、一年的、兩年的、三年的、四年的。每年畢業生有170人。
  1953年至1954年，外交部增調各級幹部近200名。1955年至1957年，每年從應屆畢業生中錄用50名學生。
  1953年7月，周恩來在懷仁堂接見出國留學生時說：你們年輕，正在長身體，長知識的時候，要遵照毛主席對青年人提出的三好要求：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把身體搞好，才能保證學習好，畢業後才能精力充沛地報效祖國。建設祖國的光榮任務就放在你們身上。
  1954年1月，周恩來致函國家計委並告外交部、外貿部：同意你委所提工業、交通十個部門於1954年在派遣赴蘇142項工業專案的實習生名額外，再派221名實習生的計畫。請即督促上述各部組織有關實習生派遣各項準備工作，以便爭取早日出國。
  6月，中央決定撤銷六大行政區的機構編制，外交部獲得從行政區挑選幹部的優先權，派出招錄幹部工作組到六大區挑選了約150名黨政幹部出國擔任一等秘書、二等秘書等中級外交官。
  8月，周恩來批准北京外國語學校改名為北京外國語學院（1994年升級為北京外國語大學）。
  12月，經周恩來建議，中央正式批准以中國人民大學外交系為基礎成立外交學院，除培養外事幹部外，還要開設外語專修科，為外事部門輪訓、培養外文和翻譯幹部。同年，將北京外國語學院劃歸外交部領導。外交部增設教育司。周恩來批准外國語學院教學計畫，決定首先集中辦好英、法、俄、西、阿5種通用語言專業，同時注意鞏固、充實和提高新開設的非通用語言專業。周恩來1950年就指示向已建交的國家有計畫地派遣留學生和學習人員，學習和進修駐在國的語言。到1957年，由外交部安排培養的外文和翻譯幹部已達27個語種600餘名。
  1954年4月第一次日內瓦會議和1955年4月萬隆會議後，中國國際地位大大提高，與中國建交、半建交的國家迅速增加。外交部翻譯人員數量不足、水準不高的矛盾就突出起來。有幾個新建館，甚至派不出掌握駐在國語言的翻譯，直接影響了對外工作。1957年10月，周恩來指示外交部「必須配齊所有兄弟國家和各重要資本主義國家語言的翻譯」。當年底，周恩來在機場歡迎中東外賓來訪時，外交部從某大學臨時借來一名阿拉伯文副教授當翻譯。他一時緊張，聽不懂外賓的阿語講話，外賓馬上改用英語講，他也聽不懂，致使翻譯中斷，出現冷場。禮賓司不得不臨時找一名英語翻譯頂替。這說明外交部的翻譯培訓工作跟不上外交形勢發展的需要。次日淩晨1時，周恩來就讓秘書浦壽昌轉告他的指示：「請外交部做一個十年翻譯幹部培養計畫，第一批先培養俄、英、法、德、日、西班牙、阿拉伯、印地、印尼等語種的翻譯幹部，每種文字10至20人，培養成第一流的翻譯。培養地點可考慮以外國語學院為中心，國家出經費聘請所需的專家和教授。培養計畫請外交部商有關方面。」
  1955年，外交部制定了培養外交幹部十二年規劃。1956年，外交部修訂為培養外交幹部七年規劃。1956年8月，外交部由9個司級單位增加到14個，所需幹部也相應增加。
  1958年3月，培養計畫上報周恩來、陳毅批准執行。當時估計，10年後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有可能恢復，建交國家可能再增加50個左右。計畫規定10年內培養35個語種452名高級翻譯。培養對象主要從全國各外語院校在校畢業生、高年級學生和派赴國外的留學生中選拔。因選拔學生、安排學校或派出培養都要通過教育部，陳毅批示該計畫的執行以教育部為主，外交部協助。同年開始選拔的高級翻譯培養對象畢業後，需要安排在外事崗位，經過幾年實踐，才能達到應有水準。有些語種暫時不用，周恩來指示把這些人才儲備起來，以備後用。
  1959年3月，周恩來指示外交部在最短期間內培養世界各國語言的初級翻譯1000名。外交部召集中央各涉外部門進行了研究。經調查，當時世界上153個國家和地區在國際上使用的語言主要有71種。而中國只有29個語種的翻譯幹部，其餘42種尚屬空白。鑒於師資力量和學員來源有限，外交部與教育部共同商定了在5年內培養56個語種1067名初級翻譯的規劃方案，1959年6月上報周恩來、陳毅批准執行。
  到1957年底，參加過土地革命、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的幹部占外交部幹部總人數的21%。他們主要擔任部內司局級領導職務或使館的領導職務；參加過解放戰爭的幹部和新入部的大學生及培訓生當時被稱為新幹部，約占71%。幹部的文化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大學畢業生和留學生占幹部總人數的55%，中等學校畢業生占幹部總人數的40%以上。
  截至1959年12月，外交部幹部總人數（包括700名駐外使館人員）達1897人。經外交部和教育部共同努力，到1961年，已基本培養選齊1500多名高、初級翻譯，分別安排在全國有關外語院校或派往國外學習。全國外語院校都願意把優秀學生推薦給外交部。經過進一步培養和自我努力，不少人成為高級外交官。
  總的來說，這支外交隊伍中，有富有外事經驗的中央外事組的老同志，而絕大部分是新培養的年輕同志。老同志尤其是老大使，政治立場堅定，政策水準高，組織紀律性強，有魄力，有領導能力和管理能力，能掌控局面，為人處世以大局為重，不拉幫結派，不兩面三刀，不謀私利，能接近群眾，關心群眾，在群眾中有威信，所管單位能團結在一起，形成一盤棋，心思都用在工作上，令行禁止，完成任務好。年輕同志朝氣蓬勃，在老同志帶領下既繼承了光榮的革命傳統，又形成了新的工作風格，忠於職守、兢兢業業、一絲不苟、不怕困難，政治上要求進步，上進心強；業務上精益求精，勤學好問。只用了10年時間，新中國便培養出一支政治和業務上都成熟且能打硬仗的外交隊伍。新中國外交走過了10年的光輝歷程。
  （楊發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