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空降，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從天而降的傘兵，在軍事上，空降兵一般都是作為特種兵，在戰場上起到突然打擊的作用。“二戰”時期，美軍的101空降師和82空降師，在反法西斯戰場上聲名顯赫，就緣於他們的突擊性

一提到空降，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從天而降的傘兵，在軍事上，空降兵一般都是作為特種兵，在戰場上起到突然打擊的作用。“二戰”時期，美軍的101空降師和82空降師，在反法西斯戰場上聲名顯赫，就緣於他們的突擊性。

在中國的幹部任命上也有一類特殊的類別，叫做“空降”，這喻指當前幹部體制下的一個特定現象，即從上級部門或外單位調任領導幹部到某崗位。這類幹部一般被稱為空降幹部。本文所指的幹部空降，限指從中央空降幹部到地方，擔任地方各級領導幹部的情況。

隨著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推進，特別是近幾年，幹部“空降”漸成常態。

腐敗大案後的空降幹部

中央較大規模對一個地方空降幹部，有時就發生在腐敗窩案發生之後。最典型的是黑龍江。2002年4月，黑龍江綏化市原市委書記馬德因省農業銀行原副行長丁志國落網而敗露，一年之後的2003年6月，時任黑龍江省委組織部副部長、人事廳廳長的趙洪彥被“雙規”；4個月後，國土資源部原部長田鳳山在黑龍江任職時的所作所為“東窗事發”。就在田鳳山“落馬”4個月後，曾經擔任過黑龍江省委組織部部長、有黑龍江政壇“幫主”之稱的韓桂芝被“雙規”。

本著“案件要查，發展不停”的精神，中央在查辦案件的同時，還調配了一批官員趕赴黑龍江任職。在2004年10月10日黑龍江省新任命的4位副省級官員中，劉學良、南英、薑偉均由北京直接調到黑龍江工作。

劉學良此前為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的監事會主席，南英、薑偉分別來自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而另一名官員栗戰書也在2003年自陝西調至黑龍江擔任副書記、副省長。此外，還有35名廳級官員從外地到黑龍江任職。

上海市自2006年9月市委書記陳良宇因嚴重違紀問題被立案審查之後，上海官場的“外省籍幹部，上海本土成長”模式就開始悄悄發生變化。在2007年之前，上海市委常委的主要領導幹部，儘管其外省籍貫色彩佔有相當比例，但是本土培養出的領導幹部執政滬上。而從2007年至今，據不完全統計，上海市委常委領導班子中，兩任市紀委書記都不是上海本土提拔，其党宣口、組織口的負責人也相繼由外省調入。

2006年11月，陳良宇案發半年後，沈德詠（中紀委常委）從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空降”上海，擔任上海市委常委、紀委書記，其在上海公幹時間不超過17個月，並在陳案于天津宣判半個月後，於2007年4月調回北京。沈德詠的繼任者，現任上海市委常委、紀委書記董君舒，即是從江西省委常委、紀委書記的位置上調入。董君舒本人籍貫浙江，此前並無上海執政經歷。在不久前上海市第十次黨代會上，已經63歲的董君舒不再擔任上海市委常委。

在宣傳口方面，曾任人民日報社副總編輯的楊振武於2009年就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之前他的主要職業生涯是在人民日報系統度過，此前也無上海工作背景。前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王仲偉則屬上海本土培養幹部，後調入國新辦任副主任。在上海市第十次黨代會上，楊振武繼續當選為市委常委。

2006年開始，中央對省部級紀委書記的人選加強“直轄”力度，包括上海在內4個直轄市的紀委書記都是從中央直接空降下來。其中，天津市紀委書記臧獻甫曾任中央國家機關工委副書記，在不久前天津市第十次黨代會上繼續當選為常委、紀委書記。北京市紀委書記馬志鵬，曾經擔任中央紀委常委、中央國家機關紀工委書記；重慶市委書記徐敬業曾經擔任中央紀委駐商務部紀檢組組長。北京、天津新一屆黨代會尚未召開。

“外來和尚好念經”

2008年以來，中央調整各省區市組織部長的力度逐漸加大，“外來和尚”任省級組織部長成主導，異地任職加速。

這與17大後組織工作的思路變化有關係。目前，最大的腐敗是用人腐敗，幹部人事制度最大的考驗之一就是增強公信力，改變幹部任命由一個或少數人決定的做法，遏制裙帶關係、用人腐敗和由於幹部任用不當導致的其他腐敗問題。

而自去年中央啟動四級黨委換屆以來，一共有8位省級組織部長履新，其中2012年2月到5月履新的就有6位，由中央機關空降且屬於組工系統“新手”者增多。除了中央空降部分，四級黨委換屆開始後，省級組織部長延續慣例，也開始“異地調任”。

另外，2010年10月，中央組織部選派了首批60多名中央和國家機關中青年幹部赴地方任職，與以往多採用的“掛職”形式不同，這批來自54個中央和各部委的幹部，全部採取正式任職方式，也就是說，今後他們有可能提拔回中央，也有可能就此紮根，在地方長期任職。

在2012年5月5日首批中央國家機關交流到省區市任職幹部座談會上，中組部部長李源潮指出，這樣的交流模式有利於改善中央機關和地方幹部結構，今後有望常態化。

專業化方向的空降幹部

針對性強是“京官空降”的一大特點。除了組織部門的幹部空降之外，具有專業技能的幹部也逐漸被空降到地方，而且更受地方青睞。其中，主要的情況是空降幹部的“掛職鍛煉”。但在中央國家機關與省市區幹部發展交流機制中，地方並不完全是被動的，只是空降幹部的一個過渡通道，而是力圖與地方發展戰略有所結合。

日前，證監會主席助理朱從玖空降浙江，接替龔正，擔任分管金融的副省長。後者也屬“空降”，2008年由海關總署副署長調任浙江省副省長。在金融領域上，朱從玖豐富的金融工作經驗特別是在企業上市方面的經驗，得到了浙江方面的欣賞。浙江省金融改革剛剛破題，直接融資經驗豐富的朱從玖顯然被寄予厚望。

類似的例子還有，歐陽衛民是最近到廣州任職的中央部委官員，擔任廣州市副市長前曾任中國人民銀行支付結算司司長。廣州2011年提出未來10年將形成與香港功能互補的國際化區域性金融中心的目標。而在副市長分工中，歐陽衛民的分工包括金融、政府投融資平臺等工作。

空降本身作為幹部交流中的一種，是一種最高級別或者最能夠迅速見效的、迅速打開局面的一種方式。儘管幹部任命制在現階段不可避免，但空降的最終目標不是讓任命制不斷強化，它只是走向民主法治的過渡手段。一般來說，在民主法治充分發展的社會中，幹部主要由公民投票選舉而產生。如政務官員是各地自下而上選舉產生，事務官員則是聘任。所以，在民主法治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社會中，“空降”幹部不會成為常態。

（王大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