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紹滿

對於本澳社會福利的問題，社會各界一直是十分關注，並且自從本澳回歸祖國以來的整體社會福利亦是越來越好，特區政府在此方面所下的功夫是功不可沒的，這也是社會各界普遍同認的事實。但是現時本澳整體社會所面對的通脹問題、澳門幣貶值及物價飆升等客觀的問題，使得眾多居民日前面對高價物質及生活上的壓力而苦不堪言，同時，現時的社會福利與居民所需還是僅僅處於平衡的狀態，甚至處於最基層收入的居民面對通脹的因素，他們的生活更是困難得多了。其實這也是講，現時社會福利並非全面照顧得到各層次的居民需求，社會福利亦是需要與時迸進，這樣才能確保整體社會的穩健發展，未來本澳的的確確是需要制定長遠、實效的社會民生福利。

然而，對於本澳整體社會福利的問題，眾所周知，政府當局亦是急在心中或看在眼中，以人為本地為民服務，相信這也是當局施政不變的方向。正如，行政長官崔世安日前所表示，特區政府著力為社會建設民生福利長效機制，並綜合考慮現行各項短、中、長期民生政策和措施的配置，期望透過建立有效機制，為廣大居民謀求長遠福祉。的的確確，面對複雜的國際經濟環境及國內外不穩定的因素，以及居民的需求亦是不斷轉變及提升之際，不用講本澳過去特區政府的確是為本澳居民的社會福利方面出謀出策並推出過多相應的政策，而且相關政策的效果亦是很明顯的，可是正如行政長官所言的要建設長效的民生福利機制，這就需要有一套完善的機制或法律上的配合，不能三天打漁四天曬網，一時興或半桶水的政策而敷衍下居民的情緒，時過境遷的惠民政策或社會福利並是不所有居民能接受或同認的。

顯然，我們都知道受到國際經濟環境及內因或外因的影響，近年來本澳的通脹率亦是不斷提升，對於身處於基下層的居民來講，他們真是苦不堪言，與附近地區相比較，也幸好有澳門特區政府在多年來不斷推出相應的惠民政策，並給予全體居民一個安穩的心。但是每每出現通脹率在提升之際，就有很多社會團體或人士就是想到用現金分享或講派錢的形式來解決燒眉之急，或許這是一種很實際或很直接的做法，可是幾千元與通脹率來相比較，或是可以講是因人而異，相信對收入處於中高層的居民來講並不算得上是幫助，而對於收入低下層的居民來講所起的作用就較大。然而，僅用現金分享的形式來提升居民福利，有很多學者或知名人士都認為這是一種無辦法的辦法，並非是一種最佳的福利模式，也正所謂“受人魚不如受人以漁”，更有人擔心此種做法，一旦開始就會令到一些居民就有一種依賴性，或會讓一些居民有一種時常有理所當然“太公分豬肉”的社會通病。同時，也有一些團體或個人或想透過這種所謂衡量的方式爭取團體或個人的政治籌碼，在通脹率有上升際或特殊時期就向當局勤勤建議，以這種方式或旗號向政府獻言，筆者亦不是講這種做法是不好，民主社會的發展就是需要這樣，但是期望無論是社會團體或人個應以真心實真地都透過各種方式為全體居民謀福利，而不是為了某種目的而衝鋒在前。

行政長官都認同本澳需要著力為社會建設民生福利長效機制，為廣大居民謀求長遠福祉，這種政策的方向，可謂是可歌可喜的事情。其實由於本澳回歸以來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之下，博彩業開放十年以來，博彩收益穩健上升，本澳政府現時的財政可謂是水漲船高，成為名副其實的大富翁，也是有能力、有財力為本體居民辦實事，提升居民的社會福利，相信用常效的形式就是最好的，而不是口口聲聲需要睇當年的財政有情況而定，這樣的政策或方向，與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沒有區別了。正如現金分享這個政策措施這樣，所有居民都不知明年或再下一年是否再有“甜糖”，或會派多少錢或有幾多次等，只能政府阿官說了算，或受到某種壓力而再次話派多一次，以安撫下居民或某些團體的心。或是出現有團體利用這種方式，令到見錢眼開的居民以為是某個社團是為他們爭取得到的利益，而在這些社團參與一些政治選舉或活動時而致力支持他們，縱使某些團體用了公家的利益而為個人或團體撈了漁翁之利。若將現金分享成為常規化或長遠惠民政策，就自然不同了，就會使得很多居民就不會認為，有現金分享並非是某些個人或團體“英雄”爭取而來，而是政府當局施政惠民良好的政策，也更好體現政府當局真真實實為民著想及為民所想。

對於現金分享的問題，也有很多人持反對意見，亦是有很多人持支持的態度，持反對意見的居民或團體，他們無非就是擔心政府當局推出如此讓居民不勞而獲的政策會縱懶或縱壞居民的上進心，更是擔心年青一代會有更多的依賴心理而失去鬥志，而成為名副其實的二世祖。或許我們華人都人一種講法，就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那位家長都想自己的兒女或孫輩都過得比自己好，比自己幸福，這也是人間常情，也是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關鍵是怎樣引導或教育及政策上的配合的問題。並非取得現金分享、社會公益金、教育基金、養老金及水電費補貼的居民不用工作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不同需求與追求，人的定位不同，自然他們的需求及目標就不同，要不然社會就不會進步，永遠都處於在原始的時期了，世俗的眼光也有放遠一些，更不能時不時就用八十後或九十後的代名詞來形容年青人的不是。例如，本澳與香港相比較，兩地都是“一國兩制”地區，但由於本澳經濟發展得較快，財政收入亦是突飛猛進，澳門特區政府較香港特區政府早先一步實施現金分享的政策，這也足以證明澳門特區政府的財政不再是過去的葡國時期的政府，而是有能力、有財力的政府，心系居民的政府。很多居民都認同的一點就是，現金分享就是全澳居民共同分享社會發展的成果，也並非講本澳居民貪婪，試問有哪位居民真正會沒有幾千元呢，有多了幾千元會又不能發達，現金分享只是本澳居民共同努力的成果，也是居民們理應取得的。

其實，本澳現金分享作為一種常衡或長遠的政策機制，若這種機制以五年、十年或二十年為一個目標規劃機制，相信這也是一種可行的政策。理由也很簡單，我們都知道本澳現時的每年博彩收益都超過二千億元，若每年派每名居民一萬元的話，以未來幾年六十萬人口來講，每年僅僅是六十多億元，占博彩業收益的多少，相信讀小學的小朋友都會計算，也是一種可行、皆大歡喜的政策機制。較早前臺灣的一個地區不是講，若真正實施博彩業，當地居民每年都會有超過二萬元的分紅政策。筆者並非期望或希望政府當局學某個地區或城市的做法，而是認為本澳現時或未來的的確確有這個財政的能力，也對特區政府有這個信心，或用一種客氣的話來講，關鍵政府當局做與不做的事情。筆者也相信，若政府當局實施一種常規化的現金分享政策措施，全澳居民一定會支持，社會也一定會更加和諧，居民對政府的怨言也會減少，其實讓居民講政府一個守財奴的政府，這並非好好聽的言語。本澳特區政府若將現金分享作為常規化的政策實施，每年在財政儲備或盈餘中取得幾十億元出來作為居民分享社會成果，相信並不會影響政府當局財政的變化問題。例如，工聯副會長關翠杏會日前稱，特區政府去年除發放年度現金分享外，亦因應通脹於下半年向每名永久居民首次發放了3,000元的現金補助，非永久居民則為1,800元。關翠杏認為，現時本澳通脹已經不是輸入性通脹，而是本澳自身產生的通脹壓力，今年的通脹壓力比去年政府推出現金補助措施時還要大，所以政府應該幫助減輕居民生活壓力。她指，現時見不到政府有何理由不繼續實施現金補助措施，雖然現時環球經濟環境有可能惡化，但今年本澳仍具有條件實施現金補貼，除非本澳財政惡劣至赤字。

其實本澳的生活水準比鄰近地區要好得多，特別是在社會福利方面，本澳在亞洲地區應是排在前列的，包括十五年免費教育，有現金分享、醫療券，及減免房屋稅、補貼電費等，尤其是長者及殘疾人的福利，舉世無雙。正如，本澳一名知名的學者指出，而被別人羨慕的澳門居民，卻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由於身處其中，所以不能全面地觀察事物，這必然帶有片面性。當然，處於不同環境之下的人，對生活水準的滿意度尤其是幸福感是有著較大的差異。部分內地居民以其自身生活水準來與澳門居民的生活水準，尤其是社會福利相比，他們會認為澳門居民很幸福；而部分澳門居民則並不滿足於目前的生活水準，希望自己的生活水準能「更上層樓」，或是對貧富懸殊，未能充分享受經濟發展的成果，而幸福感不強。也就是說，一個人幸福與否與他的心理狀態有關。實際上，幸福論理論將人的需求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等五大類。而幸福感則包含了上述五大需求，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內容，依序由較低層次到較高層次發展，首先是對生理和安全等基本需求的滿意感，即個人的基本需求是否得到滿足，最基本的是身心健康、衣食無懮；其次是對尊重需求的快樂感，即個人的精神是否幸福；最後是幸福感的較高表現，即對自我實現需求的價值感，又是在滿意感和快樂感同時具備的基礎上，增加個人發展的因素，比如目標價值成長進步等，從而使個人潛能得到發揮，人生得到肯定。因此，要實現「幸福澳門」，首先就是經濟發達，物質豐裕的澳門。群眾只有在豐衣足食的基礎上才能說得上更得力的幸福。同時，公眾的需求已不僅僅滿足於食飯穿衣，而且還要有安全感、正義感和精神生活享受，並要求更廣泛地參與社會事務。

正如上述學者所言的，居民的幸福是各自不同，但是有同共的特點就物質必須豐裕，要建設“幸福的澳門”就必須有充裕的物質基礎，也就是講社會福利必須要與時俱進。眾所周知，社會福利是現代社會廣泛使用的一個概念。在英語裏，“福利”是welfare，它是有well和fare兩個詞合成的，意思是“好的生活”。但是，什麼是“好的生活”卻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情。它既可以指物質生活的安全、富裕和快樂，也可以是精神上、道德上的一種狀態。社會福利還與社會政治相關聯，既被看作是一種國家治理的狀態，又被看作是調整社會關係的手段。所以，“福利不單單表現為心情等主觀因素，而是作為一個人主動追求人間幸福生活權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