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打算5年內使GDP翻一番，趕上新加坡。他們最重要的砝碼之一是撤銷“二線關”，將特區面積從395平方公里擴張到1952平方公里。

記者/汪偉

深圳從來沒有像2010年那樣需要好消息。

今年是深圳設特區30周年。紀念日不僅沒有讓這裏的官員欣欣然，相反給他們帶來了更大的壓力。由於恰逢人大和政協換屆，加之前任市長許宗衡於2009年6月起接受調查，至今沒有移交司法機關，2010年可謂深圳的“多事之秋”，照慣例每年在三四月間召開的當地“兩會”，一延再延，直到5月底才開幕。這期間，深圳最大的出口企業富士康發生一連串跳樓事件，廣東省和中央政府均派出調查組，再次把深圳推到風口浪尖。

好消息如此珍貴。5月30日，中共深圳市委書記、深圳代市長王榮參加政協會議時出人意料地宣佈“特區內外一體化方案已經獲批”時，特意加了一句，“國家的批文已經在印刷廠了”。如同一陣“及時雨”，立刻激起台下一片掌聲。

第二天，當地和廣東媒體幾乎都用足版面，探討此事對深圳的影響，尤其是對深圳房價的影響。幾天之後，富士康宣佈加薪，一線員工的工資上漲了30％。這還不算大手筆，因為這家底薪不高但鼓勵加班的企業幾天後再次宣佈了加薪的消息，最高加薪幅度超過了60％。接著，深圳的人大代表們選出了新一任市長。

深圳需要一個新的開始。這一點如此明顯，即使遠在一千多公里之外的上海，也能夠感覺得到。

深圳的新象徵

為了參加世博會，深圳在上海建起了一棟白色的房子，裏面最大的展品是一堵長達43米、高7米的色彩斑斕的牆。如果你向右歪一歪脖子，可以看到一張著名的微微笑著的女人的臉——不錯，那就是蒙娜麗莎。

但她不是。雖然表情和笑容酷似，雙手以全世界熟悉的方式交疊在一起，這幅大畫上美麗的女人卻有另一個名字，人們叫她大芬麗莎。

至少在世博會期間，大芬麗莎是深圳新的象徵。她由999張小油畫組成，畫好這些畫，花了507名畫師的一天時間。他們都是深圳大芬村的畫師，只占這個村全部畫師總數的6％。

在否決了深圳先後送交的13個方案之後，國際世博局認可了大芬麗莎。很顯然，大芬麗莎是一個新的世界格局的象徵。在這個世界格局裏，數量眾多的中國勞動力臨摹西方的創造物(從經濟制度到蒙娜麗莎)，為世界提供物美價廉的消費品，增進了自己的財富，也改變了世界。

大芬村位於深圳龍崗區布吉鎮，方頭方腦的七層樓房一棟挨著一棟，上面整整齊齊地貼著十釐米長、6釐米寬的瓷磚。這種式樣拘謹呆板的樓房的底層，遍佈深圳和珠三角各鄉鎮，成了過去30年中當地農民洗腳上岸的最好證明。這裏是農村，但是再也沒有農民了。大芬村原有的300多名農民，多數情況下成了房東。這一點都不奇怪。深圳和珠三角是欣欣向榮的全球製造業基地，廠房佔據了田地，成千上萬的勞動力從外地湧入這裏，把房子租給他們，就成了大多數本地農民的現實選擇。

但大芬村並不出產鞋子、成衣、電子元件或任何人們耳熟能詳的中國商品。這裏有800家畫廊，8000多名畫師，每年向全世界賣出成千上萬張書畫。這些書畫絕大多數臨摹自畫冊、明信片和照片。蒙娜麗莎是大芬村臨摹得最多的一張畫——這也是大芬麗莎的由來——技巧熟練，價格卻很便宜，有的只要幾十塊錢一張，很適合用來裝飾牆面。來自大芬村的油畫佔領了全球65％的市場，這門生意每年為大芬村創造出5個億的產值。

和深圳富士康這樣的製造業巨頭的規模——30萬工人，產值數千億元——相比，大芬村的經濟成就似乎不值得一提。如果說大芬村和此地其他村莊有什麼不同，那就是，那裏是我看過的第一家有美術館的村莊。

大芬美術館是一棟後現代的深灰色建築，裏面正在舉行畫展，展出原創的油畫。這些畫同樣出自那些在大芬村租房賣畫的畫家之手。中午休息時間，大芬村的孩子在美術館前翻上爬下，不時發出尖銳的笑聲。也許正是這種笑聲，可以把大芬村和深圳其他製造業重地區別開來，那些廠房林立的地區很難感受到如此溫情而富有生活氣息的場面。以十幾公里之外的龍華鎮為例，那裏集中著富士康和華為等龐然大物，整個鎮子像一個坐落在郊區的特大技工學校。在門禁森嚴的富士康廠區，工人們正忙著在職工宿舍樓的三樓部位張起一張白色的大網，另一些人則忙著封閉宿舍的陽臺；屋頂天臺已經豎起了高高的屏障。這些都是防止還有年輕的工人去跳樓的措施。大芬村的安靜和這裏的雜亂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大芬麗莎在上海世博會上成為深圳的象徵，看上去是由很多偶然因素作用的結果。但在富士康事件之後，深圳的確需要用一種新的眼光審視以前的發展方式。

深圳市委書記王榮所說的那個“特區內外一體化方案”，看上去是個機會。

他說的是由廣東省上報國務院的《關於延伸深圳經濟特區範圍的請示》。請示要求把深圳全區納入到“特區”的範疇中來，國務院的批復同意，解決了一個持續30年的歷史遺留問題。

失去的影響力

1985年前後，一道自東向西、全長約90.2公里的邊防管理線，把深圳一分為二。這道關內即“特區”，由羅湖、福田、南山、鹽田四個區組成，總面積395平方公里；關外包括寶安、龍崗和2007年成立的光明新區及2009年成立的坪山新區，總面積1557平方公里，接近特區的4倍。

這條邊防線由混凝土界樁和鐵絲網組成，被深圳人稱作“二線關”，以區別於那條分割深圳和香港的邊防線。儘管2003年深圳不再執行入關需辦理邊防證的規定，但在法律意義上，這條邊防線要到2010年7月1日才不復存在。

在上世紀80年代，“二線關”是一條意識形態的分界線。特區——這個和深圳密不可分的詞，意味著將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與所謂“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重新組合。改革的目的是提升社會主義的效率，“時間就是生命”和“效率就是金錢”都是廣東官員發明的。這兩句口號代表了效率和物質激勵這兩種以前不被重視的取向，但決策高層當時對改革可能帶來的後果仍心存疑慮，所以，“二線關”就應運而生了。

鐵絲網的目標是適度降低特區的影響力，並且把一切可能動搖社會主義制度的因素隔離在關外，只留下了8個檢查站，供人流車輛出入(另有若干耕作口，供關內農民到關外種地)。事實上，柏林牆被推倒後，深圳也許是世界上僅有的用鐵絲網和水泥墩將自己一分為二的城市。

這道鐵絲網也反映了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高層的矛盾心態。30年後，對市場經濟的抵觸情緒已經煙消雲散，特區內實行的政策早已成為中國各地的普遍做法。但深圳還在品嘗自我隔離的苦果，這裏如同兩個相隔遙遠的城市。區一級的行政官員對一組數字如數家珍:

關外每平方公里產值僅相當於關內的兩成，關外學生人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低於全市平均水平約1000元。龍崗區區長說，本轄區路網密度不足城市規劃標準的一半，每萬人病床擁有量只有9.4張，全市平均水平是17張；而在警力配備方面，更是相形見絀，全市每萬人14個警力，龍崗每萬人只有6個警力，而在布吉街道，每萬人只有2個警力。

這道關卡造成的最鮮明的痛苦是堵車。大量人口住在房價較為便宜的關外，每到上下班的高峰時段，檢查站內外總是擁堵著大量車輛。出租車司機視通關為畏途，而漫長的通勤時間在讓上班族感到疲憊之餘，也讓他們有空編撰出許多嘲笑此事的笑話。

“既然住到布吉，就別抱怨了”，其中一個笑話說，“地名都提醒你‘不急’了”。

多年來，深圳的政府官員、全國人大代表和專家學者呼籲撤銷“二線關”。他們希望特區擴大了地理範圍後能為深圳注入新的活力，讓這座曾經的明星城市重新獲得全國性的影響力。

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後，新一輪經濟改革起步，幅度之大是上世紀80年代難以想像的。各地興起GDP競賽，稅收、土地、金融方面的優惠政策層出不窮，長三角崛起，深圳作為特區的特許政策優勢不再明顯。

富有爭議的厲有為於1992年出任深圳市長，次年4月又成為深圳市委書記，在此職位上一直任職到1998年1月，這正是中國普遍推廣市場經濟的決定性時期。厲有為為了捍衛深圳作為特區的榮譽，曾經積極地參與了一場官員“特區不特”的論爭。但事實是，原先為深圳特有的優惠政策被珠三角和更多的內地政府所仿效和複製，深圳雖然能夠繼續維持高速增長，但很難再獨享這種高速增長帶來的光榮。

厲有為真正成為一個標誌性人物，是捲入了1997年關於所有制的爭論。那次爭論是從他在中央黨校期間撰寫的一篇關於所有制的論文開始的。他提出應該在公有制和私有制之外，建立一種混合所有制的形式，以解決經濟改革中關於所有制的爭議。這種思路和後來在中國大力推行的股份制大體一致，當時卻讓厲有為遭到攻擊。

在厲有為之前的深圳早期幾任市委書記，或為廣東地方幹部出身，或為廣東省人。首任書記張勳甫原為廣東省計委主任，吳南生原為廣東省委書記，1980年6月兼任深圳市委書記和首任市長，9個月後返回廣州，由62歲的梁湘接任，直到1986年5月。梁湘後曾任海南建省籌備組副組長、海南省委副書記、首任省長等職務，直至1989年9月退休。接替梁湘職務的是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廣東人李灝，他也是厲有為的前任。

改革開放早期提倡敢想敢幹，鼓勵地方官員根據地方特點，盡可能地促進經濟增長。那些大膽的官員的施政方式往往帶有鮮明的地方色彩和個人風格，厲有為是這種風氣的一個高峰。但1997年攻擊厲有為的人和為他辯護的人都知道，對深圳官員的攻擊並不僅限於個人，深圳是改革開放政策的象徵，這是關於改革與社會主義能否兼容的意識形態爭論的繼續。

但總的來說，上世紀90年代以後，通過分稅制改革，中央政府加強了對地方政府的控制，中國政治中的地方色彩和個人風格日益被淡化了。這個過程和深圳逐漸離開中國政治舞臺中心的過程，是同步的。

特區政策的普及化和地方色彩的逐漸淡出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