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昨日開幕，賈慶林主席作常委會工作報告。這是他出任兩屆共十年全國政協主席的最後一次常委會工作報告，因而在這個常委會工作報告中，對過去十年尤其是過去五年任內工作進行總結的意味甚濃，也是對他的接棒人－－第十三屆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及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會的工作的政治囑咐。

如同賈慶林本人兼任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那樣，全國政協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乃至國家統一大業方面所承擔的角色甚重。實際上，新修訂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就規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和地方委員會宣傳和參與貫徹國家關於統一祖國的方針政策，積極發展同台灣同胞和各界人士的聯繫，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實現」。也就是說，人民政協的工作，必須繼續貫徹「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和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主席關於全面發展兩岸關係的指示精神，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積極推動兩岸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弘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增進台灣各界對「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和「九二共識」的理解和認同，深入貫徹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方針，最大限度地密切兩岸人民的關係，最大範圍地團結台灣各族各界和各階層一切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力量；加強與海外華僑華人和歸僑僑眷的聯繫，繼續支持全球華僑華人反獨促統活動，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早日完成。

實際上，做好對台工作，實現祖國完全統一，事關民族國家核心利益，是新世紀的三大任務之一，也是人民政協圍繞中心、服務大局的一項重大使命。因此，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機構和中國人民愛國統一戰線組織，人民政協在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在發展兩岸關係、促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中，應當做出重大貢獻，並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因此，賈慶林主席昨日的常委會工作報告，其中一個議題就闡述了全國政協的對台工作。他總結說，全國政協牢牢把握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主題，進一步擴大同台灣島內有關黨派團體、社會組織、基層群眾、青少年群體的良性互動，以全國政協委員代表團等名義入島交流二十次，邀請「台灣民意代表交流參訪團」來訪。以河洛文化、黃埔精神、宗教民俗、中華武術、書畫戲曲等為載體，推動政協對臺文化交流寬領域、深層次、機制化發展。就台資中小企業發展、兩岸農業合作、科技創新、維護臺胞合法權益等問題開展專題調研，為深化兩岸經貿合作獻計獻策。

賈慶林主席對全國政協今後五年的對台工作也提出了建議，要全面加強與台灣各界的交往、對話、合作，厚植共同利益，增進民族認同，融洽同胞感情，不斷鞏固和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社會基礎。

買慶林建議全國政協要全面加強與台灣各界的交往、對話、合作。看來，還需要有新突破，倘能做到全國政協和地方各地各級政協公開打著「政協」組織的大旗，前往台灣參訪，並與台灣地區各相應團體進行聯誼活動就更佳。比如，為了強化「國共平臺」的意涵，可以將「新政協」與「舊政協」掛連起來，以「走出去請進來」的方式，邀請參加出席一九四六年「舊政協」的國民黨代表的後人，進行聯誼。這對宣揚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個中國，國共兩黨都是兩岸和平發展以至國家統一大業的最重要力量的意涵，很有好處。

實際上，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召開的「舊政協」，是國民政府迫於中國共產黨及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壓力之下召開的，也是毛澤東主席不顧自身安危，毅然前往重慶參加國共談判的重要成果之一。雖然「舊政協」所通過的協議很快就被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而破壞，但由中共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共同努力而於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亦即「新政協」，卻為新中國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向全國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及全國人民提供了最大公約數。這兩者之間雖然沒有直接的關聯，但既然採用了「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提法，就充分證明「新政協」還是對「舊政協」充滿了敬重之意的。

三年前，本欄曾建議，全國政協亦宜參考沿海一些省、區、市級政協的做法，適當邀請在大陸投資或工作的有代表性的台灣同胞，以「特邀委員」的身份列席會議。實際上，廣大台商都有強烈願望，希望能透過列席政協會議提出台商所關心的問題，因為他們在當地投資經商，遇到了不少實務問題，希望能借當地台商協會及與當地政府首長的座談會反映之外，有更高層次的渠道反映他們的意見和建議。而作為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的政協組織，就被他們認為是反映意見建議的最佳渠道。

不久前，曾經說過台商擔任政協委員是「好的方向」，對台商保障「將是一大突破」的馬英九，就像他在兩岸協商簽署和平協議議題上「縮了回去」一樣，最近卻又聲稱禁止包括台商在內的台灣民眾出任大陸的各級政協委員。在修訂《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前（按日前「陸委會」的公開說法，也不可能刪除禁止台灣民眾擔任大陸公職的規定條款），因而確實是存在著適法上的障礙。但與此同時，「陸委會」似是並不反對台商出任各級政協的特聘委員。因此，這是一個「遇到紅燈繞道走」的路子，作為負有「為實現祖國完全統一而奮鬥」重大任務的全國政協可在這方面有所作為，有所突破，聘請有全國代表性的台商出任特聘委員。這些聘請委員雖然不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也不享有表決權，但其他權利與政協委員相同，尤其是享有提案權和發言權，因而可能就台商利益問題發表意見。這就可使他們對大陸的一些政策有了更加直接和深入的瞭解，並與正式的政協委員們為當地的發展獻計獻策，與地方政府部門進行有效溝通，實現與委員、政府部門的思想交流，加深雙方的理解，堪稱另一種「三通」。

按理說，全國政協負有為中央的對台政策建言謀策的任務，而涉台學者專家就正好發揮這方面的作用，而且因他們是民間身份，在與台灣政要及智庫交流也較為靈活及深入，更能體現政治協商、參政議政的職能。但遺憾的是，過去全國台灣研究會的負責人中，主持工作的薑殿銘、許世詮副會長曾先後獲邀出任全國政協委員，而現任主持工作的副會長周志懷卻榜上無名，甚至十一屆全國政協的社會科學界中的吳能遠，也未能獲得連任。這就使得全國政協委員中，涉台學者專家呈現了空白，至為遺憾。

因此，賈慶林主席昨日在常委會工作報告中提到六個不足，恐怕這也是不足之一，還有待在台灣地區擁有較高層次的親友，及對台情十分熟悉的俞正聲接任全國政協主席後，逐步予以「補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