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版的“海上絲綢之路”如果能夠變成現實，在東盟10國和中國在內的這個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就有機會實現穩定、有梯度和持續的增長。這種增長的規模在人類歷史上將是前所未有的。

中國外交正面臨一個全新的時代。這不但和國際形勢的變化特別是美國的國家實力相對衰落有關，也是中國快速增長的國家能力和世界影響力使然。2008年金融危機席捲歐美之後，中國實際上成為世界經濟的發動機之一。儘管中國新一屆領導人認為中國的經濟政策必須調整，以追求一種更健康和可持續的增長，但這無改於以下事實：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出口國和能源進口國，這使得中國的國家利益遍佈全球，影響力也隨之接踵而至。新領導人的外交政策取向和路徑格外引人注目，也就不足為怪。

周邊外交的變與不變

到目前為止，中國的新領導人並沒有尋求提出體系化的外交理論，而是遵循著務實而敏銳的作風，並且不時調整外交手段。5月，李克強的第一次出訪選擇了印度和巴基斯坦，而借著參加9月的聖彼得堡G20首腦峰會和在吉爾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凱克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年會以及10月的巴厘島APEC首腦會議，習近平訪問了俄羅斯和中亞四國，而李克強在參加文萊舉行的東盟10+1、10+3會議和東亞峰會後，又訪問了泰國和越南。這些國家都位於中國周邊，不但是中國國家安全的傳統關切所在，也往往是摩擦、爭端和一些非傳統安全問題的源頭。出訪的目標之一是闡釋新領導人的外交理念和目標。顯然，與周邊國家保持穩定的關係，仍然是中國外交的傳統優先項。這有助於中國政府把注意力集中在國內事務上。

但一些新的變化已經開始凸顯出來，其中之一是更有針對性和靈活的外交手腕。在領土爭端日益激烈的南海地區，菲律賓、越南和中國三者之間的衝突非常觸目。總的來說，中國倡導共同開發這一海域的資源，但隨著衝突加劇，新領導人也開始務實地採取了合作但有區別的態度。李克強訪問之後，局勢逐漸明朗，在與東盟諸國特別是印尼開展密切合作，並與越南就防止海上衝突進行一系列積極的機制安排的同時，北京正在逐漸孤立菲律賓，以此向其施加壓力。這種沉默的壓力與熱鬧的峰會場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新領導人的話語風格也在變化。在這些世界級的論壇上，習近平和李克強不但以罕見的直接的方式探討共同利益的話題，對那些由來已久並且日益激化的爭端據理力爭，也傾向於越來越多地運用人性化的細節，在這一地區尋求文化價值上的共同認同。有一些表述，比如習近平在巴厘島上說的“命運共同體”和李克強在斯裏巴加灣市提出的“2+7合作框架”，都是很能打動人心的。

中國準備承擔更多責任

在參加東亞峰會以及隨後對文萊、泰國和越南進行的訪問中，李克強不止一次提到了“2+7合作框架”。這是他以中國政府總理的身份提出的第一個重要的國際合作倡議，可以理解為中國對全力推動這一地區的繁榮所做的承諾。這一承諾包括保持並繼續推動各國互相開放市場，以從金融到基礎設施的一系列領域的合作。

為此，在發展經濟特別是改善東盟國家基礎設施和提供融資方面，中國準備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實際上，泛亞基礎設施建設的話題由來已久，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開發銀行和聯合國相關扶貧開發計劃中，都有過倡議，而且是反復倡議。東盟國家內部對此也有強烈需求。

中國社科院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沈銘輝說，一個國家發展的過程中，特別是小國，由於內部市場不夠大，必須發展外部市場和國際貿易，才能達到規模經濟。如果沒有基礎設施，特別是價格低廉的鐵路、公路和水運，便意味著沒有貿易能力。這時候援助投資基礎設施就是對貿易能力的救濟。

倡議雖然長期存在，問題是缺乏資金。現在，李克強用了“旗艦項目”這個詞來形容中國對泛亞鐵路寄予厚望，表明中國有資金，也有意願以投資、援助和長期貸款等形式來推進這件事。事情正在出現轉機。

改善東盟國家的基礎設施不但造福當地，也將澤被中國企業。由於中國企業和東南亞國家存在大量原材料和中間產品貿易，一件產品在生產過程中經常往返交易多次，最後成品才由中國出口到歐美。如果中國與東南亞國家間的基礎設施能夠實現互聯互通，那麼將有效降低中國和東南亞國家企業的經營成本，本地區的經濟貿易活動效率會更高。

李克強借用富有詩意的名詞——“海上絲綢之路”——來描述中國和東盟經濟合作的前景。在中國歷史上，“絲綢之路”被譽為中西方交流的象徵，很少有人想到的是，絲路也見證了中國古代的輝煌成就。只有在最強大的漢代和唐代，中國才有能力保證翻越沙漠和高山的商路暢通無阻。當更便捷的海上貿易在11世紀左右形成第一個高潮時，中國東南沿海的城市迎來了第一個快速發展時期，產生了廣州和泉州這樣世界級的大都市。

21世紀版的“海上絲綢之路”如果能夠變成現實，在東盟10國和中國在內的這個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區，就有機會實現穩定、有梯度和持續的增長。這種增長的規模在人類歷史上將是前所未有的。

意義深遠的安排

海上絲綢之路的兩個關鍵詞是自由和安全。前者包括航行和貿易自由，後者包括消除這一地區潛在的不穩定因素。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朱鋒說，東盟希望保持團結、共同推動東盟與中國之間南海爭議的政治解決進程。特別是東盟選擇和中國一起談判“南海行為準則”（COC），將2002年的“南海行為宣言”（DOC）具體化，並以此來保障東盟在南海問題上的地位和作用。如果中國和東盟無法就南海問題達成新的外交妥協與形成新的政治共識，南海問題將隨時可以成為美國和日本分化中國和東盟關係、借“東盟聲音”削弱中國區域影響力的戰略抓手。說到底，南海爭議的長期化總是將難以讓東盟在政治上全面“擁抱”中國。缺乏東盟對一個崛起中國的理解和歡迎，中國在東亞的地緣政治環境將難以得到實質性的改善。

大國影響力的競爭是不可回避的因素。當李克強在文萊提出在2015年完成《區域全面合作夥伴協議》（RCEP）談判的時候，人們不能不想到美國正在推動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後者起源於文萊、新加坡、新西蘭和智利於2005年簽訂的協議，美國於2011年加入之後，越南和馬來西亞也陸續加入了談判。

沈銘輝說，美國推動TPP談判的目標之一是為未來的全球貿易制定新規則，而這個貿易規則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應對新興經濟體如中國、印度和美洲的巴西強勢的出口經濟，並為它們制定某些約束條件。由於東盟內部的經濟發展不均衡，東盟無法作為一個整體加入TPP，TPP不可避免地引發了東盟內部的分化，造成了離心作用。RCEP客觀上是部分東盟國家對TPP帶來的衝擊所作的應對。

沈銘輝認為，對中國而言，積極推動RCEP則是一個很好的緩衝和過渡性的選擇。RCEP可以為中國提供一個新的區域內部市場。

而這一切的前提——用李克強的話說——乃是政治上的互信和經濟上的合作。作為一個範圍寬廣、但非機制性的倡議，“2+7合作框架”包含的內容遠不止雙邊貿易和為經濟增長提供投資的金融安排。經濟只是2+7關注的內容之一。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曲星說，“2+7合作框架”為中國和東盟未來10年的關係繪製了路線圖。7個合作領域中的第一個是探討簽署中國－東盟國家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一旦實現，中國和東盟的雙邊睦鄰友好關係便能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排除以武力來解決爭端的可能性。曲星說，這個設想如果能得到落實，將和周恩來當年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一樣意義深遠。

（何必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