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怕提‘工程’，一提‘工程’就有可能跟‘形象’聯繫在一起，如果往這個方向發展的話，就可能偏離決策者的價值追求 ，甚至導致民眾對‘幸福’的反感。”

“和諧”之後，“幸福”將成為下一個國家級詞彙。

1月以來，各省區市陸續召開的兩會傳遞著幸福接力棒，這一棒最後要交給3月初的全國兩會。《人民日報》稱，“提升幸福指數將 成十二五施政導向”。

在中國特色的語境下，幸福指數生來就與施政目標密切相關。而在學界看來，這很容易跑偏。聽到“幸福工程”這個詞，山東大學 生活質量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邢占軍教授感到有些擔憂，“中國最怕提‘工程’，一提‘工程’就有可能跟形象聯繫在一起，如果 往這個方向發展的話，就可能偏離決策者的價值追求，甚至導致民眾對‘幸福’的反感。”

摸著幸福過河，第一步如何邁很重要。

關鍵靠地方給力

將幸福指數納入五年規劃是將“幸福”上升為公共意志的強烈信號。各地都試圖出臺不同版本的幸福指標體系。

但在邢占軍看來，“目前還很難講有特別成型的或者真正意義上的幸福指數指標。有些地方推出了類似的、大致接近國際上理解的幸福指數指標，但實質上更像政府工作目標，與國外常見的科學量表或者評價工具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邢占軍最出名的一本著述是《測量幸福》，2005年第一次印刷印數3000本，僅過了4個月，該書就被重印。當時的背景是國家統計局擬推出“幸福指數”等軟性統計內容，以彌補人均GDP的缺陷。

一個五年計劃的時長過去了，國家統計局的幸福指數仍未推出，幸福的國家標準仍然缺席。

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教授肖巍認為，關於幸福指數的頂層設計不能出臺統一標準，搞一刀切。我國幅員遼闊，地域差距很大 ，東部的解決方案拿到西部不一定行得通。

僅以處理GDP與GNH（國民幸福總值）的關係為例，各地兩會傳出來的見解並不一致。

廣東山東等多地要求“十二五”期間提升民眾幸福感，長三角集體調低了GDP預期增速，一升一降，都是要摘掉GDP崇拜的帽子。

發展中地區仍視GDP為幸福感的第一推動力，重慶、廣西、黑龍江等地區都提出快速發展的“十二五”經濟增長目標，力爭到2015 年地區GDP總量比2010年翻一番。

當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時，與幸福指數緊密的正相關性就會遞減，在這道分水嶺之後，GDP長得跟鬍子一樣快，國民幸福指數卻如眉毛一樣慢，這時就要眉毛鬍子一把抓。

“我國現行的行政管理體制保證了快速發展的高效率，也對地方治理提出考驗。追求幸福，關鍵要靠地方給力，地方怎麼去做，就是一個治理創新問題。”肖巍表示。

青年不幸福，後果很嚴重

地域差是影響幸福評價的一個因素，年齡差是另一個。

肖巍提醒，年輕人對不幸福的感受更加敏銳，理想在殘酷的現實中一落千丈，社會結構板結化又阻塞了上升通道，是社會不穩定的最大醞釀群體。“每年累計100萬的大學生待業大軍，十年就是1000萬。”

青年不幸福，後果很嚴重。

席捲長三角、珠三角的民工荒，與其說是人口紅利的兌付期接近尾聲，不如說是年輕人的幸福觀在改變。“他們押上全部身家，想賭一個未來，卻發現是在格式化的工廠中進行原子化的勞動。賺錢回老家，蓋房娶媳婦，是父輩農民工的幸福想像，新生代農二代希望融入城市，改變人生。”肖巍說。

中華全國總工會2月21日發佈的報告顯示，80後農民工的平均月收入為1747.87元，僅為城鎮企業職工平均月收入的57.4%，比傳統農民工還低167.27元。

城市中的貧二代不用奮鬥18年去換取坐在星巴克裏喝咖啡的機會，他們有自己的不幸福。房子是懸在婚姻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失業是懸在按揭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4-2-1的中國式家庭的倒金字塔的結構讓“1”成為了現在最受寵愛、未來責任最重的底座。房奴、車奴、卡奴、孩奴ςς指的都是新青年；蝸居族、啃老族、月光族、隱婚族ςς指的也是新青年。“奴的一族”，怎樣生活才有尊嚴？

公平、公平，還是公平

期望差是影響幸福評價的第三個因素。

“不幸福是在攀比中產生的。”肖巍表示。除了橫向比較，美國心理協會前主席馬丁.塞利格曼用“幸福跑步機”來隱喻自身縱向比較，過去的努力帶來的名望與財富只能維持一時。站上一個平臺，就仰望更高的平臺。幸福感要與時俱進，沒有止境。

教人如何去幸福的心理咨詢師劉冬焱說，上海人過去結婚只要“36只腳”就夠了（大床、大櫥、五斗櫥、床頭櫃、方桌和4把椅子這一套總共36只腳的傢具），現在的幸福要房子、車子，這是和自己的過去比，還要比一下房子的地段、車子的牌子，被比下去的就有不幸福感。

帶來這種落差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公平問題。

中國社會調查所的一項調查稱，民眾最為關心的社會問題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貧富差距。“當前中國的社會流動和階層分化提供了大量讓人們比較的情境，競爭加劇也讓人產生比較的壓力，體會到不公平焦慮的人也會越來越多。”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王俊秀說。

周立波一調侃股票，台下中產笑得稀裏嘩啦；姜文在銀幕中說：“我來鵝城要辦三件事，公平！公平！還是他媽的公平！”台下掌聲拍得稀裏嘩啦。

《人民日報》的表述同樣得到微博網友喝彩：“公正規範的行政行為，完善平等的公共服務，對人們幸福感的影響至關重要。如果人們在社會生活當中感到自己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感到機會不平等，甚至常常遇到權力濫用的情況，那麼收入提高帶來的幸福感，會因尊嚴、機會受損而被沖淡或抵消。”

民生≠幸福

信仰差是第四個因素。

若對各地的與幸福相關的文件進行文本分析，提取同類項，會發現基本上與民生相關。現行的多套城市幸福感評價體系，也多是針對民生內容而設計。這給了主抓幸福的地方官一個抓手，也為測評者將抽象的指標具體化，便於操作。

但是，肖巍認為，主觀層面的幸福感應該回歸主觀。“造成中國人不幸福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信仰缺失。”

中共中央黨校經濟學部副主任韓保江在首屆中國城市管理高峰論壇上給本刊舉過這樣一例，“金融危機對意大利影響很大，我們看到的羅馬很和諧，我就問意大利官員為什麼金融危機沒有影響人民，他說意大利有300多座教堂，喧鬧的城市和寧靜的精神訴求之間找到了配合。我不是贊成建教堂，但是，除了要給人提供物質生存的場合之外，我們的城市還要造一些讓人心情放鬆、讓人有所傾訴的精神發言場所。”

“我們走得太快，把心靈甩在了身後。”肖巍評述，他認為不公平環境中的攀比和信仰缺失是中國人不幸福感的最大兩個來源。

“最重要的是使國民幸福成為一種執政理念，對國民幸福的關注和追求，或許可以為不同制度的國家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走向和諧共贏創造更多的條件。” 邢占軍說。

將幸福裁判權交給人民

地域差、年齡差、期望差、信仰差，消滅這些“差”，就不差幸福。那麼，幸福的裁判權又將交予誰手？

“我懷疑他們在密謀策劃要讓我幸福。”是兩會會場外的微博發言。

邢占軍說，若只是發揮幸福指數的診斷功能，誰來制定都可，但若發揮評價功能，政府就不好自己給自己打分。

“那樣會使幸福指數的公信力受到質疑，理想狀態是由第三方的學術機構來做。如果在幸福指數這個問題上造假，它的後果可能要比GDP造假更惡劣。”作為體驗論幸福感理論的倡導者，邢占軍認為老百姓對幸福感的體驗更切膚。

復旦大學教授顧曉鳴甚至懷疑一切幸福指數的可信度。“連GDP也描繪不了經濟狀況，幸福指數怎麼可能反映幸福呢？人們很有可能‘被幸福’。”

邢占軍提醒說，將幸福指數作為政績指標，很可能導致各種形式的“幸福指數崇拜”，使該指標流於形式，遠離老百姓的幸福，偏離國民幸福的執政理念。

（劉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