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習仲勛投入到陝甘寧邊區土地改革的工作中。這段時間裏，他曾給黨中央和毛澤東致信致電，主要是針對土地改革中的“左”禍之害，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評。

調查情況令人震驚

1947年7月，習仲勛根據黨中央決定，離開前線回西北局後方主持工作。此後，習仲勛以極大的精力投入到陝甘寧邊區土地改革的工作中，調查的情況果然令他十分震驚：一些農村不加區別地平分一切土地，把財產較多、生活較好的農民當作土改對象；把已轉化為農民的舊地主富農又拉出來鬥爭；甚至把在我方任職之公教人員，其家中缺乏勞力者，也定成地主、富農。為此習仲勛憂心忡忡。當時邊區參議會副議長、開明士紳安文欽也受到了沖擊。被稱為“陝西四老”之一的安文欽是邊區’－個很有威望的開明士紳。1941年11月6日，安文欽當選為陝b-甯邊區常駐議員、副議長。他真誠擁護共產黨的領導，也贊同土地改革，在土改中還主動向政府獻出300坰(注：西北地區一坰3畝或5畝)的土地。但是土地改革運動一來，他的土地房產被沒收分配，一家老小被“掃地出門”。這無疑嚴重地違反了邊區的土改政策，也與黨的統戰政策背道而馳。

糾正“左”的錯誤

盡管習仲勛在工作中力避“左”的錯誤，但“左”的影響還是在全黨彌漫開來。正在苦悶的時候，習仲勛接到了要他出席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的通知。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召開，史稱楊家溝會議。

會議期間，習仲勛實事求是地向毛澤東匯報了自己對邊區土地改革中存在的問題和形勢發展的看法。毛澤東非常專注地聽取了習仲勛的匯報，這使習仲勛感受到了黨中央對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同樣十分擔憂。

果然，在28日進行的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中指出，“左”傾成為一種潮流的時候，共產黨員要反對這種潮流。地主階級作為整個階級是要消滅的，但作為個人就要依據情況分別對待。隨後會議作出的一系列指示和決定，更充分吸收了習仲勛等人的意見建議。黨中央的及時制止，使土地改革運動中“左”的偏向得到糾正。到1948年春夏，土改中“左”傾錯誤基本得到糾正。

此外，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在米脂縣楊家溝召開期間，開明士紳、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在義合病逝。習仲勛即與林伯渠向毛澤東建議，在為李鼎銘開追悼會時要請黨外人士參加，並特別提到要請當時受到批鬥的安文欽致悼詞，以緩和、改善共產黨與他們的緊張關系。毛澤東表示贊成。後來在西北局、邊區政府和習仲勛的過問下，綏德縣歸還了安文欽被沒收的部分財物和房產。毛澤東也電示要保護安文欽等愛國民主人士，並要林伯渠和習仲勛代他向安老先生賠禮道歉。

習仲勛的建議和努力體現了黨在執行統一戰線政策中的一貫性和嚴肅性，保証了黨在各階層人士中的威望和信譽沒有受到影響。

致信致電中央直陳己見

1948年1月4日，即楊家溝會議結束後的第7天，習仲勛即以《關于陝甘寧邊區老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問題》為題致信西北局並轉中共中央，就調查研究中發現的綏屬各縣土地改革工作出現的問題，向中央作出匯報。

1948年1月19日，習仲勛就陝甘寧邊區近期的工作特別是防止和克服土改中“左”的傾向問題致電毛澤東。在子洲縣、子長縣調研時，習仲勛發現了“左”的錯誤種種表現：比如交口五六十名群眾住在地主家裏，殺羊宰雞，每日三餐，早上米飯，中晚饃饃面條，吃喝了八九天，臨走時又亂拿一頓。對以上“左”的做法及原因、造成的嚴重後果，習仲勛在致毛澤東的電報中進行了詳細的闡述。 1948年2月8日，習仲勛又就“分三類地區進行土地改革問題”，致電毛澤東。

習仲勛給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致信致電，就我黨工作中的實際問題，直陳己見，一方面可見他的政治勇氣，另一方面也體現了毛澤東給他題詞所表揚的“黨的利益在第一位”、對黨的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