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慕明主席率領的「新黨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大陸訪問團」，已經完成所有行程，前日返回台灣。新黨在這趟「和平之旅」中，提出了「一中兩制」的建議，強調「一個中華民族，兩種制度」，不同於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提出的「一中各表」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提出的「兩岸一中」。但郁慕明並沒有公開說明的是，其實他提出的「一中兩制」，實質上的應對標的，應是北京強調的「一國兩制」，當然更是針對李登輝提出的「兩國論」和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

新黨在「一個中國」的國家定位上，向來有其鮮明的政治立場，就是左批「兩國論」及「一邊一國論」，右拒「一國兩制」。最早期，新黨對「一個中國」的定義內涵，是極為接近於「國統會」的詮釋的：以於一九一二年成立的「中華民國」為正溯，其主權及於整個中國〔包括蒙古共和國，因而其對中國版圖的描述，是「秋海棠」，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的「雄雞」狀〕，但目前其治權僅限於台澎金馬。新黨主張兩岸和平統一，但應是由「中華民國」來統一中國，因而抗拒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來統一整個中國的「一國兩制」，並認為「一國兩制」是將台澎金馬貶低為地方政府。

正因為如此，盡管新黨成員是台灣地區各類政治力量中，反對「台獨」最為堅決的，但同時卻又是抗拒「一國兩制」最為強烈的。就連今次新黨的「民族之旅」啟程時，其重要成員王建（火宣）仍公開表示反對「一國兩制」，主張「一國三制」。這種心態，由其處於以「孫中山事業繼承者」及「正統國民黨」為自居的極右政治光譜位置而決定。實際上，新黨的成員，本來就是一批既反「獨」又反共的極右階層，但在李登輝暴露出其「獨台」真面目之後，反「獨」上升為主要矛盾，「反共」就下降為次要矛盾、甚至是矛盾已被化解。其中，又以新黨曾全力支持參加一九九六年第九屆「總統、副總統」選舉的郝柏村，於一九九四年四月向筆者所說的那番話，最有代表性：誰反對「台獨」，誰就是我們的朋友；中共反對「台獨」，所以我們現在不反共了。然而，郝柏村直到如今，仍無法接受「一國兩制」。

不過，也有例外。那就是在二零零零年的第十任「總統」選舉中，由新黨提名的非新黨黨員李敖，卻公開宣稱支持「一國兩制」。然而，作為他的「副總統」候選人搭檔的真正新黨重要成員馮滬祥，卻與他並不同調──盡管在競選過程中，沒有公開聲明拒絕「一國兩制」，但卻也沒有附和李敖的支持「一國兩制」，從而形成兩名候選人口徑並不一致的情況。其實，在馮滬祥的心中，他是並不贊成「一國兩制」的，只不過是為了避免予人「分歧」的印象，而沒有公開重申其不贊同「一國兩制」的既有觀點而已。

實際上，馮滬祥是一位反「獨」及反共立場均十分堅決的典型人物。正因為如此，當年他在台灣大學哲學系就讀時，才甘心情愿地去做蔣記特務機構的鷹犬，扮演「職業學生」的角色，從而搞出了驚動中外的「台大哲學系事件」，使到真正的「統派」教授王曉波、陳鼓應等人遭受政治迫害。這是馮滬祥反共的一面。而在後來，他又搞出了個「蓬萊島事件」，把陳水扁、李逸洋、黃天福送進了監獄。雖然表面上的案情理由，是馮滬祥控告《蓬萊島》雜誌誹謗他「抄襲」，但實質上卻是一場「反獨」鬥爭。──陳水扁在入獄前夕，還在為「台獨烈士」鄭南榕〔即葉菊蘭丈夫〕的《台灣共和國新憲法草案》官司作辯護律師。 這是馮滬祥反「獨」的另一面。

盡管新黨成員堅決反「獨」，但由於在「統」的模式上，又不愿接受「一國兩制」，使其「國家定位」論述曾一度陷入困境。於是，就有了郝龍斌「石破天驚」的「一中兩國論」。盡管他的這個提法，無法獲得黨內認同，故很快就消聲匿弔，但畢竟已對新黨造成傷害。實際上，就是因為郝龍斌提出「一中兩國論」，及因台北縣長候選人黨內初選紛爭，以及一些新黨成員熱衷於內哄等事件，而導致清新的新黨形象蒙污，團結凝聚力也開始崩解，從而使到曾一度成為第三大黨，在「立法院」內發揮「關鍵少數」作用的新黨，迅速步向泡沫化。因此可以說，郝龍斌違背新黨既定「一中」立場的「一中兩國論」，是導致新黨衰落的其中一種催化劑。

現在，新黨是由為人正派、作風沉穩的郁慕明當家。與此同時，新黨鑑於過去為了標榜民主、廉潔，而刻意避離權力，決定將其組織形態定位為「柔性政黨」，卻是導致極端的自由主義、「誰也不服誰」的教訓，決定也象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剛性政黨」形態那樣，建立「列寧式政黨」模式的中央領導組織架構，強調民主集中制，也使作為黨主席的郁慕明具有了話語權威。這就為郁慕明趁率團到大陸進行黨際交往之機，正式提出新黨對兩黨關係新的定位概念，提供了極佳機會。

其實，在兩岸黨際交往中，沒有哪一個人的資歷是比郁慕明更「老」的了。實際上，當年新黨尚未設立主席制之前，他就以新黨「全國競選暨發展委員會」成員的身份，先後三次與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會面。而黃菊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後，與黃菊有上一輩姻親關係的郁慕明，又是透過親戚往來，進行「非正式黨際交往」。郁慕明於二００三年新黨改革組織架構並當選黨主席後，經常到大陸參加各種學術研討活動，也有機會見到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的負責人，這也可算是另類黨際交往。但其重要性，卻不如日前的「胡郁會」──兩岸兩黨黨魁的正式公開會晤。於是，郁慕明也就正式提出了新黨對「一中」的最新定位──「一中兩制」。

這個「一中兩制」，應可說是修正了新黨過去的「一中」定義。──「新一中」並非是「一個中國」，而是「一個中華民族」，已從過往堅持「一中」就是「中華民國」的立場，有所退讓。但似也含有不愿以北京提出的「一國兩制」方式來解決台灣問題之意，因為新黨的「新一中」並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一個中華民族」。因此，可以將郁慕明的「新一中」推理為「一個新的中國」，亦即既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又不是「中華民國」的新中國。倘在此架構之下統一，新黨還是能夠接受「海峽兩岸，一邊一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