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宜忘記還有為抗戰作出貢獻的台灣同胞

今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紀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紀念日。首都北京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的系列活動,將於今日進入高潮。上午九時,國家領導人及各界代表一萬餘人,將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籃。九時三十分,國家主席胡錦濤將在人民大會堂向抗日將領及抗日老戰士代表頒發紀念章。上午十時,國家領導人及各界代表六千餘人將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紀念大會,胡錦濤主席將發表重要講話。晚上六時,國家領導人和各界代表將出席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紀念招待會。而在昨晚,國家領導人及各界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出席文藝晚會。澳門特首何厚鏵及香港特首曾蔭權,以及港澳台地區的抗日老戰士代表,也應邀出席了各場紀念活動。

日本天皇裕仁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透過廣播向全國宣讀《停戰詔書》後,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以日本的失敗而告終。隨後,日本在中國戰區的洽降,於八月二十一日在湖南芷江進行。九月二日,參加對日作戰的同盟國代表接受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在停泊於日本東京灣的美艦「密蘇里」號上舉行。至此,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結束,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也同時勝利結束。翌日,中國國民政府下令舉國慶祝,放假一天。懸旗三天。後來,九月三日又被國民政府訂定為「中國軍人節」。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三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權政務院發出由周恩來總理簽署的通告,確定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為九月三日。

對於將九月三日訂定為抗日戰爭勝利日,有若干國人曾有不同意見。有人認為應將之溯前至八月十五日裕仁天王宣佈投降之時,實際上新中國剛成立時中央政府就曾宣佈以八月十五日為抗日戰爭勝利日;也有人主張應將此訂定為九月九日,因為中國戰區接受中國大陸〔東三省除外〕、台灣與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北地區內日軍全部陸海空軍的投降強大儀式,是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上午九時的「三九吉辰」在南京中央軍校大禮堂舉行,只有在這一天,日本侵華侵略軍才算全面徹底投降。持此主張者,有主持該次儀式的中國陸軍總司令一級上將何應欽的後裔。

但不管是哪一種主張派別,都不能否定這一事實: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是人類和平正義事業的偉大勝利。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份。中華民族以堅持抗戰時間之長、規模之大、犧牲之重、作用之巨,為世界反法西斯戰勝的勝利作出了彪炳千秋的歷史性貢獻。而在這場神聖戰爭中,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僑胞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聚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旗幟下,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萬眾一心,團結合作。國民黨軍隊堅持正面戰場作戰,築成了抵禦日本侵略軍的銅牆鐵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在敵後戰爭的鬥爭,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兩者之間盡管存在著政治利益衝擊,但基本上在對日作戰中還是配合得很好,所起的作用缺一不可。而台灣民眾抗擊日軍侵略者鬥爭的時間更長,從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簽署、日本佔領台灣之時就已經開始進行,上演了一幕又一幕可歌可泣的壯劇。

為此,首都舉行的紀念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的系列活動,邀請台灣、香港、澳門以及旅居海外的抗日老戰士,以及盟國的反法西斯老戰士到北京參與,這是實事求是、尊重歷史的做法。

在應邀到北京出席紀念活動的抗日老戰士中,就有為參加過抗日戰爭的原國民黨抗戰軍人許歷農、王昇等人。郝柏村將軍也有受邀,據國台辦副主任王在希所說,他是因身體不適而未能成行。但郝將軍卻對台港媒體聲稱,是因為他要求中共全新評價抗戰歷史,肯定國民黨軍隊的戰日作用,未得到回應,而未允赴京。

其實,郝將軍此語似是也有未能全面看待中共的抗日歷史觀之嫌。實際上,這幾月來,北京的各類傳媒都對國民黨軍隊在抗日戰爭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及巨大貢獻,予以客觀、正面的評價, 給予了高度的肯定。至於他所說的在香港舉辦的一項紀念活動未能正確對待他的要求之事,那只是舉辦該項活動的民間機構的民間個別行為,並不等於北京的立場。

誠然,北京在紀念活動中的邀請出港澳地區抗日老戰士及其後裔的環節中,確也是存在著不夠周詳之處。比如,忽略了也是抗日老戰士或其後裔,目前正執掌中國國民黨的領袖或核心人物。實際上,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的父親馬凌鶴,是在抗日戰爭中就讀重慶中央政治大學時,為響應「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毅然決然投筆從戒,加入了青年軍,擔任政工團副主任。而國民黨中常委連勝文的祖父連震東及曾祖父連橫,更是蜚聲海峽兩岸的著名抗日老戰士。又如,在寶島台灣堅持抗日鬥爭的仁人志士周合源、雷燦南、簡吉…等人,以及由台灣奔赴大陸參加抗日的李友邦、翁澤生等先烈,他們都在台灣地區有後裔或親屬,似也應具有被邀請的資格。

陳水扁之流竟然淡化、抵毀中國人民的英勇抗戰歷史及功勳,應是受到包括一千三百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譴責。他們一方面為侵略者塗脂抹粉、開脫罪責,將抗日戰爭勝利說成是「終戰」,另一方面卻又聲稱抗日歷史是屬於「外來統治者」的歷史,與台灣人無關,意圖藉此將台灣與祖國大陸割裂開來。從這些「小事」中,可以發見陳水扁的皇民奴化心態和分裂國土野心,是何等的嚴重。鑑此,無論是北京的涉台官方機關,還是廣大群眾,都應理直氣壯,大力宣傳包括國民黨軍隊、台灣同胞在內的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歷史,並鄭重地將台灣人民的反日鬥爭,納入中國人民抗日鬥爭史。另外,在今年十月二十五日台灣光復六十周年時,以適當的形式舉辦大型紀念活動,並為主持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儀式的陳儀先生「落實政策」。盡管他對「二.二八事件」的爆發負有一定的政治責任,但畢竟他曾代表中國政府光復台灣,是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的重要見証人。而且,他是因為向其學生湯恩伯游說向中共軍隊起義投降而遭到出賣,最後在台灣被蔣介石以「通匪」之「罪名」下令槍決的。按照相關標準,即使不算「烈士」,也可算是曾為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做過一些好事的人。做好對陳儀的「落實政策」工作,有利於「反獨促統」事業的進行及國家統一大業早日實現。當然,如何拿捏好他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責任,防避陳水扁當局拿來大做文章,激起部份台灣民眾「反彈」,也是需要審慎斟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