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中執會最後通過的「正常國家決議文（草案）」，與由游錫（ 方方土）主導的「黨版正常國家決議文（草案）」相比，不但是文字僅得五分之一，而且刪去了大量「急獨」的內容，可說是「面目全非」。然而，曾信誓旦旦地宣稱，倘 「黨版決議文」通不過，就宣佈辭職的游錫（ 方方土），卻未見兌現其諾言。這與陳水扁近日突然以所謂司法系統的法官、檢察官有八成「偏藍」為由，宣佈收回「倘一審有罪就下台」諾言的背信行為，相映成趣。

其實，游錫（ 方方土）要強行主導「正常國家決議文」的行為，還有一個可以相對應的「參照物」，就是在一九九九年民進黨已決定由陳水扁參選「總統」之後，當時的民進黨主席林義雄也主導通過了一個「決議文」，那就是「台灣前途決議文」，為陳水扁掃除了參選「總統」的障礙。－－當時，民進黨的基本盤只有三成左右，陳水扁要當選，只能是靠賴兩個「寄望」，一是寄望於中國國民黨再次分裂、發生類似一九九四年讓陳水扁「漁翁得利」的黃大洲、趙少康相爭效應；其二就是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但是，當時大多數中間選民都是持「投給國民黨不甘心，投給民進黨不放心」的心態，對民進黨的「台獨黨綱」抱有疑慮，並且質疑宣稱要建立「台灣共和國」的民進黨，何為要參選「中華民國」的「總統」。為了掃清這一政治障礙，在黨主席林義雄的主導下，民進黨於一九九九年五月八至九日召開的第八屆第二次「全代會」上，通過了《台灣前途決議文》。該「決議文」的主要內容，是從原來「黨綱」的拒絕接受「中華民國國號」、主張建立「台灣共和國」，變為階段性地間接承認「中華民國國號」。這是民進黨在正式發佈的文件中首次公開承認「中華民國」的稱號。盡管「決議文」的「台獨」基本理念和最終目標並沒有改變，但民進黨的「台獨黨」不良形象卻得到了改善，因而在翌年的「總統」選舉中使到原本「對民進黨不放心」的中間選民放下心來，破解了國民黨的「安定牌」。在上述兩個「寄望」都得以落實（其第一個「寄望」，因宋楚瑜脫黨參選，而扯薄了國民黨支持者選票）之下，陳水扁「提前」當選「總統」（當時，連民進黨人也預估，陳水扁最快也須在二零零四年才能當選「總統」）。因此可以說，由林義雄主持，許信良、陳文茜等人建議，並獲民進黨「全代會」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為陳水扁能當選「總統」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同是民進黨主席，游錫（ 方方土）卻在民進黨初選決定由謝長廷出選「總統」之後，當即宣佈要主導民進黨「全代會」通過「正常國家決議文」。倘此「決議文」是為謝長廷掃平參選道路，當然是作為黨主席應盡的職責；但偏偏是這個「游版正常國家決議文」的內容，與謝長廷的理念相左，甚至居然還含有直接與謝長廷「對著幹」的「破除憲法一中的迷障」的文字。顯然，這既是游錫（ 方方土）對自己在「總統」初選中敗選不服輸的心理折射，也是游錫（ 方方土）要將自己的政治立場強加於謝長的頭上，實質上是要讓謝長廷做自己的「精神參選代理人」。因此可以說，同是要主導黨的「決議文」，林義雄是為陳水扁分懮解困，游錫（ 方方土）則是要為謝長廷增添麻煩、製造障礙。

不但是主導「決議文」的動機和目的不同，在輔選態度與行為方面，游錫（ 方方土）也與林義雄形成了鮮明對比。當年，林義雄以民進黨主席之身，出任陳水扁的選戰指揮中心總指揮，在整個選戰中發揮了幾個重要作用：其一是黨內整合，從斡旋許、陳之爭、凍結「四年條款」到催生「特別提名條例」，林義雄都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其二是充分授權，身兼選戰總指揮的林義雄不但充分授權，也對部屬的決策給予堅定的支持；其三是穩定軍心，林義雄行事沉著穩健，經常在內部的爭議中適時地發揮影響力。而且，他吸取四年前「彭謝配」與黨中央「各吹各的號」、兩敗俱傷的　教訓，促成了中央黨部與「陳呂競選總部」合二而一，使到選戰機器能夠順利運轉。因此，擔任選戰總部總幹事的張俊雄指出，「假如不是林義雄，這場選戰根本打不下去」。更難得的是，陳水扁當選後，林義雄不居功自傲，相反還無意再繼任黨主席，也婉拒「總統府資政」的聘任。盡管各方勸進聲浪不斷，但他卻堅持走人，不為所動，而是改為「走一條人跡較少的路」。

然而，游錫（ 方方土）卻是事事伸手，處處介入，好像民進黨是由他去選「總統」。不但挑起黨內各派系的爭鬥，而且還放言，宣稱謝長廷的官司哪怕是只有一宗成案，謝長廷也將喪失候選人的資格。另外，他堅持中央黨部與謝長廷競選總部「分家」，主張中央黨部輔選「立委」，謝長廷總部輔選「總統」，與林義雄當年的表現，天淵之別。

這也就難怪，民進黨內目前掀起一股懷留林義雄的思緒，甚至有人主張，讓林義雄重新入黨，並由其再次出任黨主席，重演當年「關鍵角色」，全力為謝長廷輔選。這與當前民進黨內普遍批評游錫（ 方方土），甚至公開要求游錫（ 方方土）做一個「正常黨主席」的情況，又形成了一層鮮明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