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經濟部」投資審查委員會前日通過中華開發金融控股公司申請投資澳門富利銀行案，同意「開發金控」匯出一億美元併購這家銀行。由於這是台灣當局「金控法」通過後，台灣第一家在兩岸三地投資股權達到百分之百的銀行，未來可直接對台商從事存放款、外匯、資本市場籌資及資產管理、証券商和金融諮詢顧問等証券服務業務，已引起金融市場相當的關注。實際上，台當局「經濟部」次長施顏祥就指出，澳門富利銀行是「中華開發金控」百分之百持有的子公司，將來准備從事兩岸三地金融股份業務，是台灣金融界的創舉，深具意義。

很明顯，對進軍大陸及港澳金融市場抱有強烈企圖心的「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董事長劉泰英的收購澳門富利銀行之舉，是「遇到紅燈繞道走」的策略運用。實際上，在祖國大陸宣佈開放台灣銀行業「登陸」之後，劉泰英曾經「探路」，冀求能在大陸開辦「中華開發」的分行或辦事處。但因其「李登輝色彩」過於濃厚，尤其是他曾以重金聘請美國卡西迪公關公司，游說美國國會向克林頓總統施壓成功，同意李登輝「私人訪美」，導致兩岸關係嚴重受挫，至今尚未能恢復，使北京方面一直耿耿於懷，故他的「登陸」計劃遭遇「紅燈」。隨後，劉泰英又企劃以「堤內損失堤外補」的辦法，申請在澳門開設銀行或設立「中華開發」的分行、辦事處，也遭到澳門特區政府以非政治的理由予以拒絕。號稱「商業奇才」的劉泰英並沒有「在一棵樹上吊死」，又採取迂迴手法，以「中華開發」的子公司──「開發金控」出面，再以「借殼」方式，收購澳門富利銀行，終於達到在澳門「開設銀行」之目的。劉泰英的下一步，就是收購復興航空公司的控股權及經營主導權，計劃在三至四年內提高在「復興航空」的持股權達到百分之五十一。其最終目的，是要在澳門設立「境外金融物流中心」，大舉投入澳門金流、物流業，以澳門地區的倉儲為據點，透過海、空聯運模式，前進大陸珠海及青島，向大陸、韓國的台商提供所需電子零組件〔這也是「中華開發」要收購「復興航空」主導權的主因〕，還計劃結合電子銀行、電子商務，成立結算中心，發展期貨買賣業務，就近協助大陸台商降低存貨壓力風險，但仍使台商能繼續享受大陸百分之十七的營業稅退稅優惠。因此可以說，未來澳門可能會成為劉泰英的「離岸大本營」。並以此為踏腳石，向發展國際性金控公司跨進一步，將金控業務拓展到全球的市場。

劉泰英的「開發金控投資澳門案」，能輕易獲得批准，看來是使用了合法的靈活手段。在台灣方面，正如「投審會」執行秘書蔡練生所指出的那樣，「開發金控」的投資案相當於其他台商赴大陸投資案單純許多，因為澳門在政策上仍屬「第三地」，審查程序較台商赴大陸投資案簡單。而在澳門方面，則利用澳門金融法規的某些便利之處，先行收購富利銀行逾百分之五十的股權後，再辦理現金增資，以達到持股百分之百〔總投資額為一億美元〕。由於按澳門金融法規的規定，銀行業屬於綜合銀行，「中華開發」在台灣無法承作的很多業務，在澳門都可以承作，這就使在台灣島內難以取得銀行股權的「開發金控」得以圓其「銀行夢」。

本來，劉泰英對澳門賭牌亦虎視眈眈，並暗中操盤「亞美」參與競投，但因種種原因而鎩羽而歸。不過，劉泰英收購富利銀行成功後，仍可透過向原與「亞美」合伙競投賭牌的「銀河」香港和美國股東提供貸款，及興建豪華酒店租賃給賭牌承批者經營賭場等方面，間接涉足澳門賭業。

「中華開發」原是中國國民黨黨營事業，故當時任國民黨投資事業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的劉泰英，也就自然而然地出任「中華開發」的董事長。而在劉泰英主持「中華開發」的短短十年間，「中華開發」的資產由近六十億元大舉擴張至一千七百七十億元，成長的速度在台灣甚至全世界都罕見。一九九七年二月初，劉泰英公開宣佈要把國民黨黨營事業手中所持有的「中華開發」股票全數賣光，以使「中華開發」開脫「黨董事業」的爭議和束縛，故到一九九八年底，國民黨所持有的「中華開發股票」比例，已大幅削減，其中《財訊》指為不到百分之三，而《商周》則指為不到百分之六點零五。

不過，台灣「政府」卻持有「中華開發」百分之十左右的股權。在「政黨輪替」後，這一成股權自然轉到民進黨「政府」手上。為此，「總統府童子軍」和民進黨「新潮流系」曾於去年六月策動當時的「中華開發」總經理胡定吾向劉泰英「奪權」，但因李登輝背後為劉泰英撐腰，而使胡定吾敗走麥城，連總經理一職也被褫奪。今年初「內閣」改組時，陳水扁有意對胡定吾作出補償，邀請他出任「財政部長」。豈料事機不密，提前曝光，李登輝、劉泰英連手反制，陳水扁只好被迫以李庸三取代胡定吾。

去年十一月，陳水扁在新出版的《世紀首航》中聲稱，「中華開發的例子，官股實力不到百分之十，政府無法影響改組結果，不過我們仍希望做到平衡，但劉泰英最後還是打破平衡。說我們支持劉泰英、綠化，與事實真相實在相差太遠」。這短短的八十餘字，儘管對敏感處點到即止，但明眼人仍能清楚看出他所透露的立場和意向：首先是即使官股不夠，陳水扁仍希望能在「中華開發」中做到「平衡」〔藍綠平衡〕，但劉泰英並不配合；其次是他並不支持劉泰英的做法。另據《風云劉泰英》一書所述，自此之後，陳水扁不再接見劉泰英，期間劉泰英也曾經要求會晤，但「總統府」很禮貌地拒絕了。陳水扁曾私下對下屬說：「他既然不聽我的，有什麼好見的？」餘怒難消溢於言表。從陳水扁對「李登輝代理人」劉泰英的這種態度，也可窺見陳水扁與李登輝的關係，是既互相利用，又抱有戒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