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媒體盛傳，剛被梵蒂岡教廷委任為樞機主教的陳日君，將會被委以主持教廷對華事務的重任。而陳日君主教對此也似是沾沾自喜，躊躇滿志，聲稱將會推動中梵建交，並將會把建交談判安排在香港進行，但卻又胡說什麼中梵建交的前提條件是中國必須解散「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倘若這些傳倘若這些傳言屬實，顯然是梵蒂岡教廷「有眼無珠」，錯將春情付西風了。
誠然，中梵建交，對雙方都有好處，北京不會拒絕。實際上，對中國而言，中梵建交的政治效益對北京來說，是具有相當大的誘惑力的。不但將會使長期緊張的中梵關係得到紓解，並有利於中國的宗教和諧及中共對天主教友的統戰，促使「地下教會」走向「地面」，消除隱藏的不穩定因素，而且在涉台外交工作中，還可拔掉台灣當局在歐洲的唯一「邦交國」，並在中南美洲的天主教國家中掀發「棄台潮」－－台灣當局在中南美洲的十二個邦交國中，有六個是天主教國家；如果梵蒂岡教廷與中國建交並因此而與台灣當局「斷交」，這些天主教國家就必將會紛紛跟隨教廷，拋棄台灣當局，投向北京的懷抱。
但是，為何在梵蒂岡已透露將會執行「一中」政策，為了與中國建交而寧願與台灣當局「斷交」，表面看已經滿足了北京與世界各國建交的基本條件，而北京仍然對與梵蒂岡建交的問題不急於求成呢？看來，梵蒂岡的問題，已不單止是是否承認「一中」原則那麼簡單，而且還有著其他的特殊政治因素，就是如何對待按中國「憲法」和法律是屬於合法宗教團體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問題。梵蒂岡教廷如堅持要把「解散中國天主教愛國教會」作為與中國建交的前提條件，那不啻是干預中國的內政，是違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作為，根本就不具備建交的條件。陳日君主教為了要將自己個人對中國和香港特區政治的熱衷態度，偷渡到宗教事務上，誤導梵蒂岡教廷作出如此「建交前提」的決策，表面上是為了教廷好，實質上卻是把教廷推往火堆上燒，誤了其與中國建交的大事。
由此，我們想到了達賴喇嘛的歸國問題。年事已高的達賴喇嘛，擔心自己圓寂後，北京按照傳統禮儀尋找到的靈童，不是他的轉世，於是就一改了其過去鼓吹「藏獨」的調子，聲稱他不再追求「藏獨」，而是主張「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大西藏」，亦即把有藏人生活的西藏、四川、青海、雲南等都歸入「大西藏」。這個主張，其實是另類「藏獨」，比傳統概念的「藏獨」，分裂國土的意圖更要險陰、惡劣。對此，北京當然不會答應。同樣道理，陳日君疏導教廷以「解散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為與中國建交的條件，是比梵蒂岡長期以來保持與台灣當局的關係，更難以容忍。
由此，梵蒂岡教廷如果是真的有誠意與中國建交的話，並有意以熟悉中國國情及天主教事務的華人神職人員作橋樑的話，就不應以陳日君作「盲公竹」，以免「橋樑」變成「斷橋」，「盲公竹」找錯了路。而從天主教在華傳播及澳門天主教區曾主管過遠東的教區事務的歷史狀況，及澳門天主教會與中央人民政府的關係較為融洽的現實情況看，由澳門教會的主要負責人來擔當教廷與北京之間的橋樑，並在澳門未作為中梵建交談判或不公開接觸的地點，才是明智及務實的做法。
這是因為，其一，在天主教在華傳播史，及中國天主教發展史上，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這是因為天主教最早是由澳門傳進中國的，當天主教由澳門傳入中國時，香港還是荒蕪小島。就連是香港的天主教，也是由澳門傳過去，因此，澳門曾是遠東天主教傳教中心。如果梵蒂岡是尊重天主教在華傳播的歷史及中國的天主教發展史的話，就應讓澳門教區來擔當中梵建交橋樑的角色。－－四百多年前，天主教是經由澳門進入中國；當今，梵蒂岡又是經由中國的澳門特區前進中國，這符合天主教義中的循環不息精神。
其二、在天主教遠東傳播史中，澳門也曾具有重要的地位。實際上，由於天主教在遠東的傳教中心，故當年教廷賦予澳門教會較大的教務管轄權，整個遠東天主教區包括華南的教區在內，都歸澳門教會管轄。如果教廷是尊重這一歷史事實的話，就應由澳門教區來擔當中梵建交橋樑的角色，也應把中梵建交談判、安排在澳門進行。
其三、澳門天主教會及其主要負責人與北京關係良好，且也成了穩定及和諧澳門的重要力量，得到北京的重視及信任，故由澳門天主教會的主要負責人來主持教廷的中國事務，及在教廷與北京之間穿針引線，才能起事半功倍的作用。
實際上，據澳門回歸前北京東方出版社出版的《台港澳宗教概況》一書所述，澳門教區會作為澳門社會的一個組織，積極參與社會的各種活動，通過鼓勵教徒關注社會事務和關心選舉、關心基本法、關心勞工問題、關心青少年教育等，來擴大自己的影響。林家駿主教就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之一。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九十名委員中，有二十多人是天主教徒，天主教的代表在諮委會中差不多佔了三分之一。澳門教會主辦的社會福利服務項目較廣，包括老人院、孤兒院、青年中心、傷殘中心、醫療所、寄宿、社區服務機構等三十二個組織單位，收容人數約三千人，直接接受服務的人口達七萬，可影響全澳一半以上的人口。澳門教會的學校成為澳門教育事業中非常重要的一支重要的組成部份。澳門回歸後，澳門教會積極發揮穩定澳門社會的力量，因而受到北京的重視和肯定。前不久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長劉延東訪問澳門時，還擠出時間接見教會系統負責，並贊揚表彰了黎鴻昇主教。
而陳日君卻恰恰相反，是唯恐香港不亂的政客。據「七一」大遊行的參加者表示，他們是看到了陳日君主教的煽動性語言和神態，才決定參加遊行的。兩者相比，誰更容易為北京所信任，能在中梵關係中起橋樑作用，也就一清二楚。
（發自湛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