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在澳門的提出了人才培養的問題。他在與澳門特區行政、立法、司法機關負責人進行工作會面時指出，特區政府要抓緊培訓澳門各方面的人才，要有長遠的培養人才計畫，包括社團、選舉及政治方面的人才，亦要提高公務員培訓，尤其是行政執行力方面；關注及促進青年工作的發展，特別是培養年輕人才，確保薪火相傳。他在與澳門社會各界社團代表進行座談時所提出的三個要求，第二個是要做關心培養年輕一代的表率。他要求各界社團加強與青年的溝通聯繫，支持、幫助青年積極面對困難，同時發掘及培養人才，營造有利於年輕一代愛國愛澳人士脫穎而出、不斷成長的環境，確保「一國兩制」的事業後繼有人。由此可見，中央政府已把澳門特區的人才培養問題，提到關係到「澳人治澳」和愛國愛澳事業能否薪火相傳、後繼有人的高度，因而也就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絕對不能忽視輕怠。

在過去，澳門在人才培養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績不菲。其中，在澳門過渡期內，為因應回歸後「澳人治澳」的人才需要，中葡雙方合作，透過採取赴葡進修、赴京進修，及與澳門大學合作舉辦公務員公共行政課程等方式，培養了大批公共行政人才。大批具有高等學歷的本地青年，進入公職人員隊伍，並逐步擔任了各級負責職務。目前在澳門特區行政、司法兩大機關中擔任高中級職務及骨幹力量的，大多是這波人才培養的成果和產物。盡管因有著「拉牛上樹」的影子，效果未能盡如人意，但畢竟是避免了在澳門政權交接、葡人撤出澳門時出現「權力真空」，也使保證到澳門特區甫剛成立後由平均年齡最年輕的「澳人」獨立運作就能正常運轉。此後，特區政府相關職能部門繼續抓緊公務員的培訓工作，還將他們分批送到國家政學院等機構及新加坡、葡國等地進行培訓，是他們能進一步加深對公共行政理論的認識。另一方面，許多已擔任一定級別職務的公務員，也自我培訓，到內地和香港、台灣以至外國的著名大學修讀研究生課程，在深造了理論知識後，結合自己崗位主管的行政專業，撰寫碩士、博士論文，寫出了不少理論創新、學科獨特的論文，填補了過去澳門未有進行系統研究的各項領域的理論空白。

各類愛國愛澳傳統社團也在不斷地進行人才培養。一方面，澳門中華總商會率先成立了青年委員會，在此帶頭作用下，各社團也紛紛成立了青年部或青年委員會，讓青年會員有機會得以鍛煉。現在一些傳統愛國社團的負責人，如中華總商會的理事長高開賢等，就是當年各團體青年委員會的負責人。回歸後，專門性的青年團體更是如雨後春筍般成立，以澳門青年聯合會為首的青年團體，舉辦了青年議政班等各種培訓活動，形成了一道亮麗的培訓風景線。另一方面，一些愛國傳統社團的骨幹，也自覺地重新背起書包，到內地或本澳的高等院校修讀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等人文科學的學科，以至是碩士、博士學位，使自己的豐富實踐經驗，昇華為科學理論，再回過頭來指導自己的實踐活動。

然而，無可諱言，這與形勢的要求仍是有較大的差距的。最初是認識上的偏差，猶記得當年香港前途問題被提到臺面時，澳門的一群社會科學工作者針對澳門「澳人治澳」的基礎比香港「港人治港」更差，整個澳葡政府都是葡人的天下，只有少數幾個華人公務員。倘將來澳門回歸後也實行「澳人治澳」，就將會出現華人公共行政人才嚴重缺乏的問題，因而呼籲中葡雙方和社會各界應該注意此「人才缺乏」的問題。但卻遭到一些自視為「一貫正確」的人亂打棍子，並偷換概念，將專業人才偷置為公共行政人才，以澳門有多少醫生、建築師、會計師等來證明澳門「有大把人才」。這個偏差認識還誤導了作為港澳工委澳門分工委負責人的南光公司副總經理李耀祺，提出了「船到橋頭自然直」的守株待兔式的人才論。直到由劉衍泉、何厚鏵、崔世昌等率領的澳門青年工商界代表團訪問北京，向當時的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姬鵬飛提出了「澳門缺乏人才」的問題，才扭轉了這個偏差認識，並提出了「中文官語化」、「公務員本地化」和「法律本地化」三大任務，結束了這場爭論，但也已經耽誤了不少寶貴的時間。

形勢發展到今天，相信這種偷換概念的論調已經失去了市場，但又有新的問題發生。這除了是在傳統愛國社團中普遍存在的「新老交替」並不順遂，一些老領導人仍不放手給年青一代之外，就是對政治人才和選舉人才的培養，仍不足夠。即使是舉辦了不少青年議政班等之類的培訓活動，但仍是處於「普及型」甚至是「通識型」的「初級階段」，有待向「專深型」的提升。轟轟烈烈的形式較多，紮紮實實的少，理論結合實際的更少。

在公務員隊伍中，雖然出現了不少碩士、博士人才，但能有實際鍛煉的機會卻較少。由於回歸後十一年來人事沒有較大的變動，缺少晉升激勵機制，使到能夠獨當一面，靈活應對各種正常政務和突發事件的人才不多，未能形成使得優秀人才能夠脫穎而出，更有生機和活力的用人機制。尤其是澳門特區必須全面落實貫徹「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及「世界旅遊休閑中心」的定位，澳門這方面現有的人才是遠不足夠應對的，何況，即使是現有人才也面臨著必須進一步提升的問題。

現在還遇到一種新情況，就是建制外人才與建制內人才的競爭十分激烈。在素質上說，是建制外人才佔了上風。由於建制外人才不受框框條條的約束，再加上善於運用網絡等各種輿論工具，就比雖然擁有充沛的社會和行政資源的建制內人才顯得更有活力，並使之處於「等待捱打」的地步。長此下去，相信在未來的社會政治及選舉直選中，傳統愛國力量就很被動，相信這也正是王光亞提出要培養政治人才和選舉人才的主要原因。

清代詩人龔自珍有一首很著名的詩：「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暗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他的這種破除成格、渴望人才的思想飽含著對國家和人民的赤誠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同時也顯示出一個思想家的敏銳洞察力和銳意創新精神，至今仍閃爍著真理的光芒。對此，我們必須注意培養造就出大批在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和社會建設等各方面的人才。使「澳人治澳」事業和愛國愛澳事業都能薪火相傳、後繼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