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身上“不可能沒有中國的標籤”，但“所有的聯合國外籍職員都有國家的標籤”

2003年，中國的一次重大危機，促成了趙毅的重大人生轉折。

那一年，中國暴發了“非典”。當時，在原中國衛生部國際組織處工作的趙毅受命與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以下簡稱“世衛組織”）商談增加中國職員的事情。談著談著，他把自己也談了進去——6年後，他來到了世衛組織。

2013年10月，趙毅成為世衛組織辦公廳負責中國事務的職員，並負責為總幹事提供相應的政策建議——相當於總幹事顧問。

但在聯合國組織內，像趙毅這樣的中國籍職員，如今依然是少數。

按規定，聯合國總部工作人員55％的名額由所繳會費的比例高低相應分配；40％的名額按會籍分配，即聯合國會員國都能分配到一定比例的名額；剩下的5％則按人口比例分配。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中國在聯合國被賦予更多的期待和更大的責任。這從中國繳納的聯合國會費增長可見一斑：1995年，中國的正常預算攤款比額為0.72%；2013年，中國繳納的聯合國會費比例則迅速增長至5.15%，超過義大利和加拿大，一躍成為聯合國第六大會費支付國。

聯合國助理秘書長徐浩良2014年接受《瞭望東方週刊》專訪時曾說，中國在聯合國官員人數總體偏少，“大概只占聯合國職員的1%”。

一把手猛增背後

從2006年陳馮富珍擔任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以來，中國人擔任聯合國機構的主要領導人，尤其是一把手的例子，近年來呈現激增之勢。

2006年11月9日，由中國政府推薦的香港前衛生署署長陳馮富珍，成功當選世衛組織總幹事，這也是中國人第一次在聯合國機構中擔任最高負責人職位；

2011年7月12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莉絲蒂娜•拉加德宣佈提名任命中國人朱民擔任該組織副總裁；

2013年6月28日，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正式任命李勇為該組織第七任總幹事，這是內地中國人首次擔任聯合國專門機構主要負責人；

2014年10月，中國推薦的趙厚麟當選國際電信聯盟新一任秘書長，這一組織是主管資訊通信技術事務的聯合國機構；

2015年3月，中國政府推薦的柳芳當選國際民航組織新一屆秘書長，這一組織是聯合國在民用航空領域的專門機構。

但是，僅憑這份名單，還難說中國職員這一群體在聯合國的影響力正在擴大。

聯合國前高級政務官萬經章曾於2007年撰文稱，當時在聯合國秘書處工作的中國籍職員約有200多人。但是其中100多人都是不受地域員額分配所限的技術性或服務性人員，如同聲傳譯、筆頭翻譯、打字員以及一般工作人員。而佔用聯合國地域分配名額的為60多人。

“中國在聯合國秘書處的人員也相對較少，遠遠比不上西方發達國家，甚至還不如印度或巴基斯坦等傳統人才輸出大國。”萬經章說。

不僅僅數量，在職務上中國籍職員也不佔優勢。萬經章稱，在部門分配方面，只有極少數人在聯合國核心部門工作，其餘絕大多數分散在一些技術性和服務性部門。而且，由於歷史原因，中國籍聯合國職員佔據重要崗位者更是寥寥無幾。聯合國秘書處高級職位很多，除十余名副秘書長之外，享受同等待遇的秘書長特別顧問、私人代表和聯合國相關機構的負責人總數不下半百，但中國只有副秘書長一個職位。在秘書處眾多級別較高的官員中，中國籍人員也是屈指可數。

高級職務的官員顯然擁有更大的影響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助理總幹事唐虔曾在接受本刊採訪時稱，雖然近年來中國籍職員總人數有所增加，但是高級職務的官員卻有所減少，這一點亦得到了萬經章的確認。

委派與借調

2013年8月13日，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任命來自中國的徐浩良為聯合國助理秘書長、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助理署長兼亞太局局長。由此，徐浩良成為目前非中國政府委派的最高級別的聯合國中國籍官員。

1993年，徐浩良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讀書時，在UNDP一個部門找到了一個實習崗位。實習結束後，他獲得了一份15天的聘用合同，之後續了15天，後來又延長到30天，再延長到3個月。通過不斷續簽短期合同，逐漸在聯合國站住了腳。

徐浩良說，當時選擇這條發展道路的中國人非常少。

唐虔告訴《瞭望東方週刊》：“我去教科文組織之前，那裏幾乎沒有中國籍官員，都是翻譯和打字員。”

正是因此，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中國籍聯合國職員一直是以政府委派為主。

唐虔從中國教育部去教科文組織，便是經由這一途徑。1991年，中國政府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提出了一個包括唐虔在內的5人名單，推薦他們去該組織教育部門任職。

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的一位元官員對《瞭望東方週刊》說，2006年前，就設在教育部的中國教科文全委會所知，主要有兩種途徑成為聯合國國際職員，一是參加國際應聘，基本上是中高級職位，另一種是青年專業人員選拔，但這兩種途徑“成功率非常低”。

在中國籍聯合國職員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以借調的方式在工作——中國出錢派人赴聯合國機構工作，不佔用聯合國編制與費用。

由於既能增加中國職員，又能為聯合國節省經費，因此，以這種方式在聯合國工作的中國職員比例可謂不小。萬經章曾對他在聯合國時的這一資料作了統計：當時中國佔用聯合國地域分配員額的60多人中，中國政府借調人員達到10人左右。

趙毅的聯合國初體驗，便是以借調形式進行的。

2003年後，原中國衛生部從國家爭取到一筆資金，被用作向世衛組織的定向捐助。在資金使用上，依例捐助國是有話語權的。因此，考慮到國內某些領域需要與國際接軌，這筆捐款的絕大部分被用來“派遣借調人員”。

2011年回國後，趙毅再次申請了世衛組織的正式職位。當年10月，他成為世衛組織的正式職員，在國際衛生條例部門負責傳染病的應對，幫助發展中國家推進疫情監測能力建設。

他的這一發展道路在其同事中頗有代表性：這些借調人員中，部分人因為聯合國的這段工作經歷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航向，後來正式進入聯合國，走上了國際公務員的道路。

主動希望接收中國人

近些年，隨著中國影響力的增強，聯合國機構中的中國事務和中國元素逐漸增多，很多部門主動希望接收中國人，以幫助協調中國與機構間的關係。

作為工作的一部分，趙毅會為總幹事協調安排訪華活動，並為總幹事提前考慮“可能會見到哪些中國領導人，對方要提起什麼話題”等。

趙毅覺得，自己身上“不可能沒有中國的標籤”，但“所有的聯合國外籍職員都有自己國家的標籤”。不過世衛組織所有職員入職時都宣誓中立，雖然每個人背後都有自己的祖國，技術問題還是應該“就事論事”。比如，食品安全部門在討論三聚氰氨問題時，應從客觀公正的角度講這個技術問題該怎麼解決，在全球採取什麼措施，中國作為當事國又應採取什麼措施。

聯合國對中國職員有需求，與此同時，為聯合國這樣的國際組織工作，也開始成為諸多年輕人的職業選擇。

徐浩良說,他們招的實習生中，中國學生非常多。

一位在聯合國工作的中國職員告訴《瞭望東方週刊》，聯合國的工作競爭很激烈，她有幾位在英文媒體工作的朋友想去，但苦於一職難求。

以2012年的“青年專業人才計畫”報考情況為例。當年，聯合國共收到來自79個國家、4.1萬人的簡歷，經過篩選，向其中5500人發放了准考證。而最終筆試、面試均合格，進入聯合國初級業務官員待聘名單的人數不足100人。與報考人數相比，錄取比例大約為410:1。

（姜天晨／文）